生命只是一种偶然，万千景象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苏轼二十岁那年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赴京城汴梁应举，经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曾寄宿在一座寺庙中，老僧奉闲殷勤招待，兄弟俩在寺壁上题了诗。过了三年，苏轼去陕西任地方官，重又路过渑池，他和苏辙为此作诗唱和，苏轼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成为诗史上的名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一种很深的感慨首先是触景而生的：不过几年时间，殷勤好客的老和尚已经死了，埋在了一座塔下。他的笑颜、他的声音好像还在眼前吧，可眼前只有一堆埋骨的土。寺庙也已经破败，看不到兄弟俩当年题在墙壁上的诗。那些诗句还记得很清晰吧，可眼前只有颓败的土墙。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什么既定目标，因为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受人的意志控制；人生到处会留下一些痕迹，但那些痕迹很快都会消失掉。也许，“伟人”会留下许多供人追忆的东西，譬如他的故居，他坐过的椅子，但那也只是做纪念活动的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维持某种陈设，通过这种陈设来解释某一段历史，它和被纪念的人倒是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苏轼在想：就像鸿雁飞在茫茫的天空中，偶然在雪地上停息，留下一些印迹，而后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生命只是一种偶然吗？走过的路上那些模糊的印痕，星星点点，似断似连，又能够说明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呢？年轻的苏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感喟。
但不管怎样，人总还是要辛勤地努力吧！当年父子三人走在崤山道上，风雪交加，路途崎岖，蹇驴在颠簸中发出长长的嘶喊。
这就是路。如今兄弟俩都考上了进士，从小官做起，跟各样的人打交道，疲惫、厌倦总是难免，但总还要努力走下去，这就是路。
差不多和苏轼同时代，有一位天衣义怀禅师说过一段上堂语（开讲时所说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意思大致是：大雁从天上飞过，影子投在清澄的水池上。但大雁并不是有意要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池也无意留住它的影子。雁飞影过，如此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这样去做事，才能行走于万类纷繁的人间。
苏轼诗与天衣义怀的禅语有非常相近之处，有人认为诗意是演绎禅语而成的。但他们的生活年代实在是很相近，而且天衣义怀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苏轼那时还没有到过江南，所以很难说苏轼写诗时受到他的影响。两者的近似，更大可能是“不约而同”吧；况且，两者的视角，也还是有些差异。
天衣义怀的话，根源是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说六祖慧能未出家时于市中贩柴为生，偶然经过一家客舍，听人诵读《金刚经》，听到这一句忽然醒悟，顿萌出家之志。
怎么叫“无所住”呢？简单说就是不执著，不受外界变化的支配。你在“异类”（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中行，有人夸你，你就兴高采烈；有人骂你，你就怒气冲冲；今天流行黄色你就一身黄，明天流行黑色你就一身黑……很快你就神魂颠倒、莫名其妙了。
如何又要“生其心”呢？佛教讲万事无常，本心清净，但并不赞成执著于空无——执著于空无也是有所“住”。南宋祖心宝觉禅师的偈诗说：“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清净的本心不仅对于外界仍然有恰当的反应，有自然的喜怒哀乐，这种反应甚至是更为自如而美妙的。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情与之谐，心与之舞，飘逸之中，欣喜自生。更有“利乐众生，慈悲为怀”，也是一种“生其心”——实际上慈悲心构成了佛教非常重要的价值基础。
有僧人问赵州老和尚：“像你这样的圣人，死后会到何处？”赵州说：“老僧在汝众人之前入地狱。”问的人感到十分震惊，说：“这如何可能？”赵州毫不迟疑地说：“我若不入地狱，谁在那里等着救度汝等众人？”这就是佛的慈悲，禅者的宏愿。
在苏轼的诗中，“飞鸿雪爪”的比喻从情感上说带有惆怅的意味，不像“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那样表现得洒脱。但在哲理上，它也体现着佛禅的无常观。人世无常，虽然也可以导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若是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在这首诗里，两种情绪同时存在。
正像前面说过的，无奈也罢，旷达也罢，对苏轼来说，这些都不妨碍在人生道路上总须有所努力的积极态度。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能够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世事的变幻，但作为一个官员，他却始终是正直和富于责任感的。他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大水围城数十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住在城墙上的小棚子里，有家不回，以安定民心，终于率士民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任杭州太守时，他为了兴修水利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风光绮丽的苏公堤。他绝不会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
苏轼的另一首名作《题西林壁》，也可以放在这里比照着来读：
清·蒲华·山晴水明图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是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年）游庐山时题写于西林寺墙壁上的。当时陪同他游庐山的有东林寺住持常总禅师以及庐山的其他僧人，还有从黄州一起过来的老友、诗僧道潜（法号参寥），所以写诗说禅，正合当下的气氛。
作为诗来说，光是能够表现某种哲理未必就是好诗。
在这次游览过程中，苏轼还另外写了一首《赠东林总长老》：“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示人。”这首诗讲禅宗“无情说法”的道理，意思说自然就是佛性，溪声便在说法，一夜听来，有无限美妙的道理，只是不能告诉别人。
作为一首禅偈，这首诗也有它的好处，但从诗的艺术性来要求，因为完全是在说理，则未免显得枯燥了些。而《题西林壁》
则不同。这首诗字面上只是描写眼前景象、抒发游览的感受，并不直接说道理，让人感觉比较亲切。所以纪昀在《纪批苏文忠公诗》中说它“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其实，就是从说理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也比《赠东林总长老》来得深刻。因为它是启发性的，所以有更丰富的内涵。
禅本来不可说，以诗说禅，妙处在说与不说之间，说多了、说白了就不好。
庐山景象万千，移步换形，横看、竖看，远看、近看，从高处和低处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才是“庐山真面目”呢？在庐山中是看不到的，因为人的视角总是会受到当下所在地位的限制。要是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庐山，别人看到的都不对，就形成了偏执，而偏执使你无法认识庐山。
这不仅是说庐山。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世事总是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要想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生陷落在世俗的境遇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时空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佛法修持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破执，而破执首先是破“我执”。人心里梗着一个粗重无比的“我”，贪婪、自大、自卑，永远放不下自己，哪怕有再多的聪明，也免不了一叶障目。而一旦破除我执，潜在的真如智慧就得以显现，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境自如，不受迷惑。
所以天衣义怀禅师说：“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