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中国学者在分析汤亭亭等人的写作姿态时指出：“在‘白色’的权威无处不在的美国，华裔美国人的‘美国认同’其实带有很强的自我蒙蔽的味道，但他们的‘中国认同’同样得不到中国的回应，这种‘夹缝’中的挤压导致了华裔美国人主体性的分裂，使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找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度空间’。”“第三度空间”理论是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话语之一。这说明，中国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时，特别重视印裔美国理论家、出生于印度孟买的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其他中国学者不仅重视巴巴的“模拟、含混、杂糅”理论，还特别推崇赛义德的“对位式阅读”法。这种“对位式阅读”深究殖民文学时期西方作家书写东方时头脑中潜在的、集体无意识的殖民主义观念，重视作家作品与其历史时代和时代思潮的“对位”或定位。其实，赛义德的代表作《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举出的很多例子都与西方作家的印度书写相关。这说明，巴巴也好，赛义德也好，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印裔美国理论家斯皮瓦克也好，他们的后殖民理论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与印度相关。一位中国学者不仅用巴巴的模拟或曰戏拟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华裔美国戏剧家黄哲伦的《蝴蝶君》，还以巴巴的“文化翻译论”解释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借用或挪用。她说：“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从本质上来说无异于一个作家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对本民族文化所做的文化翻译。她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和挪用实际上就是对其进行‘增益’和‘添补’的过程……汤亭亭对民族文化的再创造从空间上增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从时间上又对民族文化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延续。”汤亭亭文本中潜在的“文化翻译”和穆克吉、拉什迪等人小说中的相关描叙完全值得比较研究。这位学者还以巴巴的“民族叙事论”阐释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说代表作《骨》。实际上，巴巴的民族叙事论应与印裔英国作家拉什迪出版于1981年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午夜诞生的孩子》有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阐释“民族叙事论”和其他理论的时候，常常引用拉什迪文本作为佐证。因此，研究伍慧明的《骨》和其他华裔作家的中国叙事或曰印象中的民族叙事、家园叙事，如能结合拉什迪小说中的民族叙事进行比较，将会增加一种新的分析尺度。换句话说，因为文化翻译论、民族叙事论、第三度空间论等带有强烈解构色彩的思想均与印度海外作家的跨文化创作有关，研究华裔作家的民族叙事、身份探索等问题，如直接纳入印度海外作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将会更有说服力。这样一来，也就更能看出华裔美国作家与印度海外作家的一些异同，从而在更为诱人的文本层面、在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中考察华裔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由于印度海外作家与华裔英美作家均不同程度地怀有东方情结，但又来自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第三世界，有时还受西方政府对他们不同政策待遇的影响，他们在思考跨文化命题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差异。就相似之处而言，他们中的某些作家均以自传性写作方式描写流散之苦或曰自我流放者的文化困境，均描写种族、性别问题在寄居国呈现出的复杂面貌，均描写华女阿五或嘉丝敏之类主动融入寄居国社会的动人形象，均以母邦文化传统为基础或武器表达自己的身份诉求。例如，贾布瓦拉和安妮塔?德赛等人描写的自我流放者遭受的文化休克症，在华裔作家笔下屡见不鲜。例如，关于跨界的文化阵痛或曰文化休克，雷祖威在小说中形象地写道：“我拿起报纸，走到母亲坐的沙发前，一屁股坐在她身旁。我正想开始翻译标题给她听，好让她睁开眼睛瞧瞧世界上的事情时，我愣住了，舌头突然僵硬。我找不出词来翻译。自从我上学读书后，我的中文词汇就不再增加了，和我母亲谈话时我的中文太糟了。”在小说《支那崽》中，李健孙描写了主人公的父亲处于文化冲突困境中的突围之难。他这样写道：“父亲处在一个难以防守的阵地上，给夹在了一个文化棋盘的中间：代表中国智慧的白色方格与代表西方工业的黑色方格相互遭遇。为了想在这个新世界获得成功，他变得越来越讨厌中国。”李健孙在《荣誉与责任》中意味深长地说过：“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部小说的华裔主人公耐人寻味地声称：“我是生活在一个美好新世界中的野蛮人。”再如拉什迪和芭拉蒂?穆克吉等书写的第三世界移民主动融入白人社会的艰辛历史，在华裔作家笔下也有栩栩如生的艺术记录。黄玉雪笔下的“华女阿五”在征文比赛中打败了白人以后，华裔群体以及女主人公玉雪的家人的反应体现了华裔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小说写道：“现在，甚至连唐人街都感到一阵自豪——他们的一个女性公民在征文比赛中打败白种美国人。社区的激动甚至渗透到爸爸身上，让他一个晚上满面红光地回家，这是少有的……然后，爸爸第一次以真诚敬重的姿态向女儿伸出手，玉雪站起来和全家人一样默不作声，以美国人握手的方式握住爸爸的手。”关于华裔融入白人社会的方式，任璧莲和黄玉雪的设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璧莲的创作打破了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偏见，反映了华裔争取话语权和主动融入美国社会的努力尝试。她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佬》从题目看，显示了华裔主动求变的积极意识。小说中一位华裔拉尔夫的话就是例证：“我们应该有名字。中国的美国佬。简称张家佬。”拉尔夫还想使自己的孩子都美国化，以适应白人社会的文化习俗。一些华裔作家和印度海外作家一样，也对西方的东方表述表示不满，他们在小说或戏剧中对此进行逆写或驳斥。例如，为了像拉什迪笔下的某些人物一样抵抗西方的殖民表述，抵抗好莱坞电影以傅满洲和陈查理等畸形人物歪曲中国形象，赵健秀以关羽等《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为艺术道具进行逆写和驳斥。在小说《甘加丁之路》中，他化用吉卜林笔下的一个印度悲剧人物，对如何维护中国文化形象进行初步探索。他在小说中写道：“表现在傅满洲身上的中国文明道德败坏，身在美国的华裔只有坚决抵制它，把我们自己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潘朵拉?托伊的前卫之作那样扼杀中国文明。”赵健秀还在书中借一个人物的意识流写道：“嗨，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来自中国的孩子，把亚洲全部忘光了，得了东方健忘症。我曾经忘过一次。我可以再忘一次！活计们，《三国演义》是骗小孩的。我们不是桃园结义的兄弟，不是这本书里的刘、关、张三兄弟。”这可视为一种正话反说，体现了赵健秀欲以中国文化精髓抗衡某些白人对华裔的歧视或主流文化对中国形象的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