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浮士德的堕落和与魔鬼一起的游历最终成为他走向天堂的缘由一样，文革成为巴金的炼狱，这既是他受难的历程，然而又是他拯救的开始，从他一踏上官方的红地毯，放弃早年一贯秉持的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信仰，随权威的魔棍而起舞时，这堕落便也开始，他的灵魂便以堕落和出卖为代价而与梅菲斯特签约，尽管这度身为奴为他带来了不短时间的风光。如同浮士德在死前一刹那所赞叹的“真美呀，请停一停”一样，他的灵魂被抢入天堂，而巴金的《随想录》同样成为自己灵魂得以救赎的最后遗言。然而又正如耶稣的殉难与复活会让使徒三次不认他，巴金的忏悔也一样陷入“孤独的巴金”(摩罗语)的境遇。成就基督的，是他的死，是他的死而复活。文革之于巴金，同样是成就他的“死”以及《随想录》的死而复活。基督为罪而生，又为罪而死，他负载着所有人的罪而死去，却又因复活为众生播下拯救和信的种子，结出果子。旧约中的罪是归之于一个替罪羊而让其代死，这太容易了，既是欺骗神又是人的自欺，罪并未由此死去，罪与恶仍存留于人心与人间，然而耶稣却亲身一次性地将己付出，为所有人的罪，为旧约所生的罪而死，他是被旧约的信者、摩西律法的信者所害，然而他的死就是他的生。鲁迅同样肩负着民族与历史的罪而生，狂人叫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然而世故仍令他让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或者为出走的娜拉而伤逝，为殉道者的坟头添上花环，而他本人，则是“一个也不宽恕”，并要他们“现世报”。旧约的失败在于全能的上帝既作了精神的父，又作了世俗的执法者，由此从一位无限者变成了有限者，他动辄灭城杀戮，由此他的出现总随罪而现，旧约精神下的罪与杀戮令人间成为地狱。然而新约宣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经济的俗世规则与信仰的普世价值，形下与形上，各归其位，并用宽恕取代惩罚。旧约令人人都可以假上帝之名，假律法之手来审判、杀戮他人，由此产生的只是罪与杀戮，以恶抗恶产生的只是新的罪与恶。新约却是“无罪的，可以用石头打她”，“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刺，却没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让人忏悔自己的罪，让人人面对自己的上帝，由此产生爱与宽恕、忏悔。旧约是罪与罚的世界，新约则是罪与悔、罪与救的世界。“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在旧约中产生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新约中产生的却是“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送上”，这便是报应之权握于上帝与握于基督之手而对世人的不同导向之区别。
鲁迅不是上帝，他顶多只能是带领为奴的人民出埃及的摩西，然而在他的斗争哲学指引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红卫兵则手持红宝书充满激越地实现了封建大复辟、文化大后退，时至世纪末，仍有自命鲁迅信徒的红小兵出来责问别人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鲁迅作为反封建的坚定战士，历经20世纪百年的反封建历程后，在“文革”中却酿成了封建大复辟、文化大后退呢？更为痛心的是，这种封建大复辟为什么恰又利用鲁迅精神为旗帜呢？历史逼迫我们不得不反省鲁迅精神的旧约性质，反省其内蕴的火与剑斗争逻辑的双刃剑性质。巴金也并非真的是基督，将《随想录》、《再思录》比之为“耶稣的复活”，也只能算差强人意，或许他只是约翰，预言耶稣降生，为耶稣铺路的约翰。只是想想耶稣的死，那我们宁愿他便是耶稣，且耶稣已经死而复活，而不愿为了期待一个真正伟大的降生而再临一场罪与死。与其说从鲁迅到巴金是民族文化人格中基督品格的诞生，那么，不如说，我们不失牵强地这么称呼，这么比附，仍只是在对这种品格的呼唤之中。
二
就以复仇、恨为基础的战斗观而言，鲁迅典型代表了旧约精神，而刘小枫等人对他的批判正是指此，前文所述也正是在此一意义上讲从鲁迅到巴金有超越。但基督文化、新约精神是多层面的大文化系统，而在原罪意识的审判与自省、忏悔意识等方面，鲁迅则显然已禀有了新约精神品质。
耶稣的死有人作证，因为他们要为他的复活作证，他们既要为永生作证，也便要为罪与死作证。然而中国人则是善忘的。善忘意味着逃避，意味着反省与忏悔的缺失，继而也就意味着固守乃至帮凶。而鲁迅与巴金，则是拒绝遗忘者。拒绝遗忘意味着直面，意味着对罪与死反省与忏悔品格的诞生。基督之死是为旧约世界作证，而基督复活则是对旧约世界的超越。没有对旧约世界的拒绝遗忘，没有罪感，没有忏悔，那么，新约世界又何从诞生呢？巴金呼吁为“文革”设立博物馆，无人响应。当无法面对这罪与死，不能看到罪的终结，不能看到基督的复活，只看到罪仍昨日复昨日地处处发生，又怎敢为罪作证呢，便只有遗忘。遗忘成为奴隶的哲学，拒绝遗忘则是通向主人哲学的门槛。阿Q不能遗忘，生存之重便会压迫其成为哈姆莱特而走向发疯，或者如诗人之死走向自杀。但拒绝遗忘也孕育着另一重生机，拒绝遗忘的力量正来自于如耶稣对重生的期待与拥抱，拒绝遗忘必然与原罪观、忏悔观相联系。鲁迅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巴金的“讲真话”，都是拒绝遗忘。
王富仁深刻地称鲁迅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在漫漫四千年吃人文化的暗夜中，在待死的铁屋子里，他保持了可贵的清醒，是一个醒着的人。清醒的鲁迅，夜行者的鲁迅，始终行走在夜里，行走在旧约中，他的呐喊和彷徨是对旧约世界的见证，他为黑暗，为黑暗中的吃人、罪作证，他是中国文化中的拒绝遗忘者。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疯子之眼发现“吃人”的真相继而又以疯子之口喊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疯子由人及己发现自己也吃过人，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在拒绝遗忘中发现罪恶，发现原罪，进一步便是劝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对人的启蒙，对己的原罪的忏悔以及现世罪的忏悔才能真正“救救孩子”。鲁迅是一个守夜人，一个清醒者、夜行者，然而他却并非一个黎明的宣告者。王富仁也承认：“按理说，夜行者不会是一个好的行者。……丈量来丈量去，发现他并没有走出多远的路，实际上，他确实也没有走了多远的路。……老是在原地打转子，怎么称得上是一个竞走冠军呢？”鲁迅之所以为黑暗作证，之所以在黑暗中绝望而又反抗绝望，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个“中间物”，他愿意期待新的事物的出现，尽管黑暗中他并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鲁迅的绝望在于他意识到四千年历史的黑暗以及自己的黑暗，这绝望既是对这四千年黑暗文化的宣判，同时也是对自己作为黑暗之子的宣判，既是对旧约世界的宣判，同时也是对新的神之子、人之子、光明之子的期盼。要翻这样的地，“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屠格涅夫《处女地》)。鲁迅的死是被旧约世界的黑暗压迫而死。尽管他是一个清醒者，但他同时却又是这黑暗的优秀继承者。他发出猫头鹰的怪叫，却很快构成这黑暗的一部分。他是这黑暗的受迫害者，最杰出的可能者和集大成者，他甚至由此被盗用为“文革”黑暗的旗帜。
鲁迅的思想可以成为旗帜，然而鲁迅这个个体的遭遇则又是另一回事。鲁迅大旗下戕杀的可能正是“鲁迅”们自己，鲁迅大旗下新的罪与死、新的“吃人”的承受者可能正是“鲁迅”们自己。后来者们要拒绝遗忘的恰恰正是这些新的“罪与死”，要检讨的正是反封建中的新封建，反封建者们本身血液中的封建，包括鲁迅精神这杆大旗本身。对“假如鲁迅还活着”话题的探讨实际上成为对鲁迅之死的探讨，即对鲁迅的文化生命之死的探讨。毛泽东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又据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几种鲁迅因生理生命之早逝而未经的可能，恰恰都为巴金所一一历练。这正是旧约逻辑的必然。鲁迅的战神精神中作为受奴役者的战斗精神一面，将受到其中作为统治者的威权意识一面的虐杀，这正是“鲁迅之死”话题的意义——旧约精神中火与剑逻辑的自我虐杀。“文革”中“鲁迅之死”的触目惊心正是对旧约精神的自作自受、罪感的自我植入之揭示与印证。巴金在“文革”中的“死”只是鲁迅之死的继续，而他的复活则是鲁迅并未复活的未竟之业。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文化中从基督的诞生到死，到复活，长达百年，用鲁迅、巴金两代人方完成的。巴金这个“五四”之子，终于在世纪末复活，从旧约走向新约。
与鲁迅一样，巴金也正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讲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正是真情、真心、真相。“讲真话”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要发掘真相，这就要破除“执”“妄”的遮蔽，这执妄一方面是受外界的压迫而致，一方面也是自我的蒙昧而致。如若不能发现真相，那么便只能做“奴在心者”，做歌德派。然而发现真相并不等于说真话，这又需第二重境界：说出来。这便需要真正的战士的勇与无畏了，要有趟地雷的决心。巴金的说真话并非要求人忏悔的道德姿态，而是决绝而又复归淡泊下的深思熟虑。他的“文革博物馆”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黑暗、罪、恶作一个见证，保持清醒。当世俗中的“文革博物馆”不能建立时，他便用《随想录》、《再思录》建立起了灵魂的“文革博物馆”。这个过程艰难而又漫长。禅宗的顿悟成佛成为罪恶方便的开脱，由此打开国人道德审判方便的逃遁地道，而巴金复活的却正是“时时勤拂拭”意义上的严酷渐修。黑暗中的守夜人总是最痛苦的，他既要承担所有黑暗的压榨与恐怖，又要承担为所有昏睡者的担忧，要为是否呐喊扰人梦境而彷徨，又要为呐喊无人理解响应而彷徨自伤。鲁迅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忧患的灵魂”(孙郁)，而他也自称是最黑暗的灵魂，因为他心中注满了所有黑暗的墨汁，要为所有的黑暗承担罪责。同样，巴金也是一个最痛苦的灵魂。“您对李辉说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大意)，难道您不知道正是因为我发现自己讲了假话，想不到还债的办法，而感到苦恼！？”巴金的痛苦不只为自己犯的罪，也为整个民族的罪而承担责任，而忏悔。“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巴金为自己面对罪与恶未能挺身而出而忏悔，这是为每一个人，为文化的忏悔。鲁迅、巴金都如基督一样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罪而痛苦，而忏悔，他们“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盗了天火，却为煮自己的肉”，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中“审我”文化的先河，他们勇敢地肩着黑暗的闸门，为的是让人通过。然而旧约世界与旧约精神下的鲁迅终其一生只是个黑暗的控诉者与忏悔者，一个光明的呼叫者，而巴金则有幸接过这闸门后成为复活者、光芒的宣告者。也正因这区别，鲁迅灵魂黑暗且悲观、绝望，所见只是“坟”，而巴金则“我痛苦，但是我并不悲观”。对于“有病的灵魂”来说，“您精神上的这种病痛正是您所需要的，它能使您变得比别人高尚；您应当珍惜这种病痛，并把这种病痛作为您高于别人的独到之处”。这种痛苦正是来自于罪感文化下的忏悔之痛，它是借外界的强大压力引发内在的质变，达到新质，这忏悔是自我批判与自我升华。就传统“真人”的逍遥自足意义而言，鲁迅、巴金都是传统文化的异数，都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格在20世纪的革命，因为他们的痛苦与忏悔都指向罪感及其下救赎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