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劫难，作品也被污蔑为毒草无法出版。1977年，《暴风骤雨》终于再次出版，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只删去了几句，并在全书文字上略有改动。”这次版本变动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进行了洁化处理，对某些涉及两性关系的段落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除。第一节中老孙头谈到土匪的胡作非为“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叫娘们把裤子脱光，还得站起来，给他们瞅瞅，真不是人作得出的呀”（1956年版，9页）。在新版本中把侮辱女性的细节去掉，简化为“还糟蹋娘们，真不是人”（1977年版，9页）。1956年版本中，在斗争会上韩老六嬉皮笑脸地承认自己玩弄过十几个妇女，借此机会转移斗争会中群众的注意力。1977年的版本中，韩老六的态度由油滑轻浮变为老实认罪，更符合斗争会上严肃庄重的气氛。
第一部中韩爱贞勾引杨老疙瘩的情节，删去了一些具有挑逗意味的细节，如韩穿着水红小褂，胸脯突出，头发松散，杨见了之后“神魂动荡，手脚飘飘”等。这样，韩的极具异性吸引力的身体叙述被简化，对杨的心理冲击力也减少了。下文中因杨老疙瘩慌里慌张不慎摔坏了扇子，韩哈哈大笑起来。1956年版本中有对此的议论：“民歌里说：‘多少私情笑里来。’破鞋劲的女人本能地领会这一点。这女人用笑声，用她胖手背上的梅花坑，用她从日本人森田那里练习得来的本领，来勾引老杨。”（1956年版本，163页）叙述者出于强烈的道德感十分鄙夷韩的无耻行为，不屑之意溢于言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本冷静客观的叙述，而且也隐含男性作者意识深处“红颜祸水”的菲勒斯中心文化想象，女性只是一具诱惑异性的躯壳。1977年版本中，这段话被删掉。而杨老疙瘩的“心魂飘荡”以及听到韩的娇笑后“这下越发撩起了他心头的火焰”，这些人物内心的心理变化虽生动形象，但这样的细节与全书严肃的革命历史主题构成了潜在的冲突，作者在1977年版本中进行了删改。
第二部中删去的主要是张富英和小糜子偷情的情节、刘桂兰被公公欺负的细节。经过大幅度的改动，作品中关于性的内容基本已经删干净了，尽管在农村“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这些普遍存在的事实不适于在作品中呈现，因为革命历史小说要担负起传承革命精神、教育后来者的重大责任。较多的情爱描写固然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趣味，但也会将读者的注意力由激烈的阶级斗争加以转移，违背作者的本意。
除此之外，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层面上的叙述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较为明显的是对于林彪、苏联叙述的改动，林彪由革命的功臣成为了反党分子，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不宜再提起。第一节，萧队长在路上“想起了林彪同志在哈尔滨南岗铁道俱乐部里的讲话”（1956年版，10页）改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1977年版，9页），“林彪将军率领的民主联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把蒋匪的美械军队打得大败了”（1956年版，153页）改为“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把蒋匪的美械军队打得大败了”（1977年版，144页），“咱们林司令员带的兵，在前方打了大胜仗”（1956年版，491页）改为“毛主席的军队在前方打了大胜仗”（1977年版，447页），在婚礼现场“现在贴着毛主席、朱德司令和林司令员的放大的照片”（1956年版，511页）改为“现在贴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1977年版，464页）。
苏联从早期的亲密无间的老大哥成了敌对关系，有关苏联的叙述也进行了修改。送给赵玉林衣裳的由苏联红军战士改成了八路军。“光复那年，苏联红军驻扎在他们屯子里，听说这情形，送了两套军装给他们”（1956年版，30页）改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来这屯子打胡子，听说这情形，送了两套灰军装给他们”（1977年版，28页），“不是八一五苏联红军的大炮声，咱们都进了冰窟窿了”（1956年版，52页）改为“不是三营来，咱们都进了冰窟窿了”（1977年版，48页），“往后就用拖拉机，跟咱们老大哥苏联一样（1956年版，539页）”改为“往后就用拖拉机”（1977年版，489页）。还对一些名词进行了改动，东北民主联军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1977年版中，对这一旧有的称呼进行了调整。另外，对纪年方式也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中华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作者对有碍表现人物英雄性格的细节进行了删除。赵玉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壮烈牺牲被诬蔑为是对农民形象的污蔑。作者为了让赵玉林的形象更高大光辉，回击之前“四人帮”对其上纲上线的政治化批评，于是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提纯和放大，使他从一个人性化的先进分子形象成为了光彩照人的革命战士的高大形象。原来的版本中，赵玉林是有血有肉的普通农民形象，他会因疼痛而叫妈，要求添上一枪以结束难挨的痛苦。改动之后，赵玉林成了一心为公的革命英雄，以坚强的毅力忍住剧痛，要求大伙去撵胡子，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人物的阶级性压倒了身体的感觉，在凸显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削弱了普遍存在的人性。
关于老孙头的形象也进行了修改，去掉了表现人物胆小怕事、摇摆不定的细节，第一节中小王拿出枪来打兔子和在赵玉林葬礼上听到礼炮时老孙头害怕的细节都去掉了，同时加强了人物坚定的革命性。当老孙头接工作队回村时，韩长脖前去打探，老孙头的反应由简单的点头变成了置之不理，立场上更为坚定。第二部第四节中老孙头撕下“主任训话处”的徽子，原版本是没有说啥，新版本改为“他说：‘姓张的这狗腿子主任，我们扔定了。’”（1977年版，263页）原来老孙头的行为只是对自己曾经挨踢的简单报复，经过改动之后由私仇而成为公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老孙头的形象。
萧队长的塑造则更符合党性原则。萧队长找老花做思想工作，增加一句“他又寻思等老花再来农会时，要多跟他谈一谈”（1977年版，400页），显示了萧队长在工作上的尽职尽责。萧队长问郭全海“地主还有不坏的？”（1956年版，248页）改为“封建大地主都是靠剥削起家，还有不坏的？”（1977年版，231页）原来的反问句是将所有的地主归为坏人，改动之后，加上了地主“坏”的原因陈述，他们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是坏的。尽管前面加上了地主剥削是坏的原因，表达上更为严密，但用经济原因的剥削来直接对等于道德判断上的好坏，即将贫富等同于善恶，仍然是有些牵强的。
新版本对一些词语进行了调整，将“洋火”改为“火柴”，“八个马”改为“八匹马”，“合计”改为“部署”，“说到死者的功劳”改为“赞颂死者的功劳”，“死了”改为“牺牲了”，“跟胡子豁上”改为“跟胡子肉搏”。修改后用语更加准确生动，行文更加流畅，有助于新的时代环境下读者的理解。同时对某些语言的表述也做了修改，提到老侯家男的说了算，“东风压倒了西风”，老花家是女的说了算，“西风压倒了东风”（1956年版，437页），以东风与西风的力量的消长来比拟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男的当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女的当家就成了牝鸡司晨，是不合情理的。在1977年版中，这一具有丰富意义指涉意味的“东风西风”论被去掉了，家庭中权力争斗的色彩淡化了。
此外，在1977年版中去掉一些容易理解的注释，第一部去掉58个注释，第二部去掉27个注释。某些词语虽是地方口语，但其他地方的读者也能大概猜到什么意思，这样就不必面面俱到地对每个方言词语进行解释。
三
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作者在不断地修改《暴风骤雨》的版本，这除了是一种文字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读者接受了时空的变化和政治语境的变迁。一方面，读者圈不仅只是东北地方的土改工作队成员，而是扩展到了全国不同年龄、职业的读者。原本作品中使用大量方言土语是作者引以为傲的向农民学习的成果，现在却对其他地区的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于是，作者将其中的不必要的方言词汇改换为普通话，同时对某些必须使用的方言词语做出注释，以解除东北方言的使用造成的阅读障碍，便于不同地区读者的理解。这样，作者煞费苦心地学习群众语言，为作品增添了生动纯朴的乡野气息，结果出版作品时反而要加上诸多的注释才能让读者理解，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使作家陷入解释的悖论中。这就说明，在学习群众的语言上，作者走到了另一个误区，即从高高在上的俯视者成为了俯首称臣的学习者。农民的口语应当有所批判地吸收，予以恰当地运用，不应该是不加审视地照盘全收，更不能炫耀式的直接塞进文章里，除了能证明作者是努力学来的地方语言之外别无用处。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制约越来越严重，文学自身的审美性被忽视，而工具性则大大加强。作家需要按照新的创作原则修改自己的旧作，来积极呼应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一是去粗去俗，凡是涉及农村中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如逛道儿、偷情、勾引干部、扒灰，都进行简化或删除。农村散漫自由的性关系不适于在具有重大革命教育意义的作品中出现，唯有郭全海和刘桂兰因革命而产生的爱情才能在文本中保留下来。这也是在暗示只有道德败坏的反动人物才能享受性的自由，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正面的人物需要用革命理性来克制本能的欲望。另外，涉及性器官修辞的粗俗语言在文本中也被删去。二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突出革命品质，深化阶级属性。郭全海的不善言辞、老孙头的胆小怕事、赵玉林受伤后的人性流露等这些人物性格缺陷在文本修改中被去掉，在削减丰富的人物个性的同时，人物的革命性得以放大，高大光辉的形象令读者不免感到几分空洞。人物形象从丰富的生活细节中高度提纯，并且呈直线式缺乏变化的发展轨迹，成为阶级性突出的“扁形人物”，而这正是《暴风骤雨》的主要艺术缺陷之一。三是历史叙述层面的修改和组织原则的加强，涉及林彪、苏联的地方进行了调整，纪年方式也做了修改，消除了历史的时代印记，在某种程度上有违于实事求是的历史精神。而有关入党、开会、工作纪律等方面的叙述更加严密完整，力求符合相应的政策制度。在生动的生活细节中贯穿着政策的正确有序的执行，这种不甚协调的情节组织方式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于是，“现实人生被叙述成无性的人生，人的自然属性被抽空，作品越来越洁化。同时作品也或浓或淡地意识形态化了。修改以后，作品更清晰地表达了阶级观念，更有效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路线，有的甚至更突出地将人抽象为残缺的政治主体。总之，关于性和革命或政治问题的修改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暴风骤雨》的不断修改可以说有利有弊。修改后加强了语言的规范性，用语更为贴切，行文更为流畅自然、通俗易懂。同时，删去了很多与主题无关的枝蔓细节，加快了故事进程，有利于突出主题。不过，在人物形象上的过分拔高使得原本平面化的人物显得更为单薄，政治性原则的加强也破坏了文本的可读性。作品版本的不断变迁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其变动情况所带来的文本释义的差别需要在解读文本时细心体会，这是在研究《暴风骤雨》时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