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这首诗，谁也无法否认穆旦在诗中表达出来的是“所有的‘鸣放’实际上都是在权威话语所划定的范围内的行为。事先早已设定了前提和限度的争鸣，无非是对权威话语的重复与转述而已”。在这群“应声虫”和“假进步”的九十九个争鸣家之中，另有“一家不鸣的小卒”，以沉默代替鸣放，而保持自己的信念和独立思考。
艾青的《画鸟的猎人》、邵燕祥的《贾桂香》和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诗歌试图以此正视生活的另一面中的矛盾现象，发挥了珍贵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力量。它们是这时期“百花文学”中的重要诗歌成果，将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的百花文学精神推向深处，打破了《人民日报》副刊在文学主题方面原有的局限性。
四
1957年春天，这一短暂的文学的“百花时代”已经面临夭折的局面。1956年的“双百方针”“由倡导‘鸣放’始而以‘反右’终”，1957年下半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沉重地打击中国文艺界，让那些沉醉在早春梦幻里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4月，中共中央决定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展开整风运动，27日下达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初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做了批评之后，事实上，4月初《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已经被中断了，4月底已开始进行“整风”。6月，“反右”斗争展开了，《人民日报》自然不得不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6月8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就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从此，《人民日报》副刊也便成为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的阵地”。
实际上，这时期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关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宣传也就是《人民日报》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这时期对于诗歌界的批判，《人民日报》所刊出的主要批判文章有《流沙河怎样把持“星星”培植毒草》(8月5日)、孙祖年的《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8月5日)、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8月16日)、《改组编辑部扭转政治方向“星星”除去毒草开香花》(8月24日)、《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9月4日)、《右派诗人公刘现形》(10月5日)等文，此外，副刊刊登了陈敬容的《诉李白风》(8月15日)、金真的《艾青的“逆境”》(9月6日)、徐迟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9月24日)、戴伯健的《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12月25日)等批判文章，被批判的诗人有艾青、流沙河、李白风、穆旦、公刘、穆木天等人。《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这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有些文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家或作品的政治命运的“判决文”。正是由于这种“权威性”的存在，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文学批判文章往往成为了批判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对于诗人和诗歌的批评完全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远远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从而导致了这场批判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毫无疑问，这一切严重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精神，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人格和心灵的伤害。曾在提出“双百方针”初期，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独立思考”和“批评的合理性”问题，并大胆地发出自己的意见，就是为了改进5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恶劣文风，也就是试图建设一个健康合理的“批评机制”。当时，《人民日报》也积极参与了这些改进活动。不过，这一切尝试在“反右派”斗争中遭遇了彻底的挫折。
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对于诗歌界的批判相当激烈，许多诗人被卷入“反右派”批判运动的漩涡，一大批参与鸣放的诗人也被打成了“右派”。艾青在“双百”期间创作活动很活跃，创作出了《在智利的海岬上》、《南美洲的旅行》、《养花人的梦》、《黄鸟》、《画鸟的猎人》、《启明星》等诗，还出版了诗集《海岬上》。这些诗歌可以说是艾青50年代比较重要的创作成果。不过，到1957年夏天，艾青却被牵连进“丁陈反党集团”，成了“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了徐迟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在这篇文章中，艾青被批判为“对整个文艺界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的诗歌被批评为“对于百花齐放的政策的诽谤”，“对于当代诗歌的极度恶意的讽刺”。这些论述不仅完全脱离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且严重混淆了“文学和政治”两种不同性质的批评标准。这时，文学批评已变成了严重的政治批判，甚至变质为恶意的人身攻击。
《人民日报》副刊还刊出了戴伯健的《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批判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是“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批评家还质问“这难道不是作者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来的一幅歪曲现实的图画吗？为什么同领导人意见一致的人都是‘应声虫’呢？为什么说‘原则’话的人都是‘假前进’呢？我们还要问作者，你究竟所指的那些‘不鸣的小卒’又是什么样的人？”穆旦为此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上了一课》一文，作了自我检讨：“我的思想水平不高，在鸣放初期，对鸣放政策体会有错误，模糊了立场，这是促成那篇坏诗的主要原因。因此，诗中对很多反面细节只有轻松的诙谐而无批判，这构成那篇诗的致命伤。就这点说，我该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从这种表述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委屈心情。这种“批判和自我检讨”的全过程，对于诗人的打击，尤其是对诗人心灵的挫伤，确实是很致命的。
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诗歌不断被要求成为“政治批判的工具”。1957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了臧克家的《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这一文章就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对诗歌的要求：
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
我们的新诗，是在斗争里成长壮大起来的。“五四”时代，它向封建社会的黑暗冷酷冲锋；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在反抗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讽刺诗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武器参加了战斗的。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到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的吧？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看到丑恶的嘴脸在阴谋叫嚣，由于爱，也由于憎，你能不一跃而起？闻鼙鼓而思猛将。听到斗争的声音我想起了诗人同志们。政治讽刺诗多起来了。这样的诗，像战斗的鼓点，令人振奋。斗争在猛烈的进行，鼓点敲得再响些吧。斗争在猛烈的进行，讽刺诗来得更多些，更有力些吧！
臧克家的这篇文章直接号召诗人用“火辣”的讽刺诗参与“反右派”斗争。这种号召的出发点仍然是文学的“工具论”。他的论述中，“政治热情”被形容为“诗人的灵魂”，诗歌是“鼓舞广大人民斗志”的工具。在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里，对于诗歌的这种看法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其结果，产生了许多“声讨性”的“反右”诗歌。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也刊出了许多“火辣”的“讽刺诗”。不过，那些诗歌与“双百”时期的“讽刺诗”完全不同，那些诗歌更接近于“批判诗”或“声讨诗”。其中大多数诗歌都是以“诗传单”的形式来发表的，例如，原载北京大学诗刊“红楼”、清华大学“墙报”、北京大学“666墙报”、《江西日报》等地方报刊的“反右”诗歌，都以“诗传单”的形式被转载。7月19日，《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几首“反右”诗歌，并配发了一条“标语”——“这里是诗，也是传单，它是号角，也是子弹。”这条标语就代表着当时特殊的诗歌观念，诗歌就是宣传某种政治思想或方针的“传单”，诗歌就是攻击违背这种政治思想或方针的敌人的“子弹”。严格说来，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所刊出的“反右”诗歌属于它在反右宣传工作中的一种“工具”，也就是纯粹的政治产物，并不能算是文学创作的结果。
有些“反右”诗歌是专门为批判“诗人”而创作的。1957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所刊出的《有这样的诗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这样的诗人，/反党时非常机智和毒狠，/
在大众睽睽的大会上，/他装扮得可怜而又愚蠢。//
有这样的诗人，/读者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
因为他只在死胡同里喊叫，/暗地里把毒箭射向党和人民。//
有这样的诗人，/离开了党和革命，/
也背叛了诗歌，/他就是艾青！白桦：《有这样的诗人》，《人民日报》1957年9月6日。
这是针对诗人艾青所写的批判诗，这显然是“具有诗歌形式”的“声讨文”。这场批判运动使得一个“诗人”选择这种“用诗作武器来参加战斗”，“反右”诗歌就呈现出了这种诗歌界的悲剧。此外，《人民日报》副刊还刊登了沙鸥的两首“反右”诗歌《脸谱种种》(8月9日)和《脸谱种种续集》(9月14日)。其中，《脸谱种种续集》就是专门批判“反右”作家而写的组诗，一共有《冯雪峰》、《艾青》、《李又然》、《陈明》4首。当时，几个重要文学期刊也刊登了类似的“反右”诗歌，如《文艺报》1957年7月第17号刊出了田间《关于“白杨”的诗——驳“草木篇”》，《处女地》1957年8月号和9月号连续刊出了井岩盾《右派》、项兰田《反右派讽刺诗》、苗雨《给流沙河的“草木篇”》等诗。通过这些“反右”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诗人的诗歌创作活动已变成了一种参与政治斗争的行为，诗歌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诗歌艺术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就是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给诗歌创作带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这场批判运动给诗歌创作和批评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首先严重挤压了诗歌批评的多样性和合理性发展，其次在政治的高压下，诗歌批评变成了控制或维护某种文艺政策的手段，其结果是深深地打击了诗人的创作精神和创作自由。在这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发出了许多具有“权威性”的社论和批判文章，给文学批评和创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人民日报》在实施“双百方针”的过程中，为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过这些努力都在残忍的反“右”斗争之中被淹没，它就“执行了‘引蛇出洞，聚而歼死’的错误方针”。《人民日报》的这些措施是明显地违背了1956年它积极提倡的“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等改版目的和原则，这就说明《人民日报》改版彻底失败。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是“一次注定失败的改革”，也许，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无法否认，这时期的《人民日报》副刊为着“百花文学”的发展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