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上与我们有交集的陌生人我们很乐意接触（Giles & Smith，1979），但是同化并不总是受欢迎。盖尔斯和伯恩（Giles &Byrne，1982）指出当陌生人开始学习我们的说话方式时，我们会为了保持语言特殊性拒绝陌生人的同化（Simard等，1976）。对陌生人言语的同化也取决群体内部成员对陌生人意图的归因。当我们意识到陌生人的意图是积极的，我们就会积极地评价他们的同化。如果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感到不安全并且/或者我们从陌生人那里受到威胁，我们就会拒绝陌生人的同化（Gallois等，1995）。集体主义文化的群体比个人主义文化的群体对陌生人的同化更加排斥（Gallois等，1995）。
影响我们交流的因素除了我们对陌生群体的适应以外，还包括陌生人对我们群体的适应，但其中陌生人对我们群体的适应影响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如果陌生人跟我们有分歧，他们的行为就很难预测，我们与之交流时就会产生焦虑和不确定性。相反，如果陌生人能融入我们的交流方式，我们也意识到他们的意图是积极的，就有利于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
六个关于对陌生人反应的公理如下：
公理10：复杂处理陌生人信息能力的增强，会减弱我们的焦虑，并且增强我们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1：对陌生人的态度越是僵化，我们的焦虑就越强，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越低。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2：不确定性指向性越强，我们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3：我们对模糊容忍度的增强会减弱焦虑。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4：与陌生人产生共鸣越强，我们的焦虑就会越弱，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当我们尊重陌生人，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5：陌生人融入我们群体的程度越强烈，我们的焦虑就会越弱，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就越大。限制条件：只有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我们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感到安全并且没有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威胁，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社会分类是指把人们划分成对我们有意义的不同群体，从而使我们的社会环境有条理（Tajfel，1978，1981）。通过分类，我们开始意识到什么是群体内部成员和群体外部成员。社会分类促成了活跃的社会身份以及与陌生人交流的群际行为，这一切也导致了焦虑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如果意识到与陌生人分享的是高于普通内部群体的身份，我们的焦虑程度仍跟与内部成员交流时的焦虑程度相似（见Gaertner等的研究总结，1999）。
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外部群体（陌生人的群体；Linville等，1989）有更大的区别。对外部群体越熟悉，我们认识到这些群体的差异就越大。对外部群体我们的认识越具多样性，我们就不会以一种简单消极的方式对待所有的成员（Johnston & Hewstone，1990）。高夫曼（Goffman，1959）认为在群际交流中的功能性行为能够使人意识到群体间的差别，并利用这个信息使交流尽量顺畅。
当我们对陌生人进行分类，或者考虑陌生人和他们的群体时，我们会对陌生人的行为抱有期望，它与我们的参与和预测有关。消极的期望（如基于种族中心主义、消极的观念、偏见）会带来不确定性和群际间的焦虑（Hubbert等，1999）。相反，积极的期望（基于积极的观念）帮助我们管理不确定性和焦虑。积极的期望使我们在与陌生人交流时采取积极的行为（见Hamilton等对期望确认过程的讨论，1990）。我们的期望越积极，我们就越不会产生焦虑，并且预测陌生人行为就越有信心（Gudykunst & Shapiro，1996；Hubbert等，1999；Plant & Devine，2003）。尽管如此，单凭积极期望，还不能足够的准确预测，为了准确预测，我们需要掌握关于陌生人文化、群体成员和与我们交流的陌生人个体的准确信息。
迪万（Devine，1989）认为当我们的消极观念滋长时，有意识的管理自己的行为可以控制我们对陌生人的偏见。她指出“不带偏见的反应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一个有目的的控制过程，为了不表现出偏见而要求有意识的决策。另外，新的反应在对自动滋生的传统观念的反应变得有竞争力之前，必须先要习得和实践”（p.15）。当我们的消极观念滋生时，我们变得有意识就可以在认知上管理焦虑并增加我们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
我们倾向于通过肤色、衣着、口音等对陌生人进行分类（Clark & Marshall，1981），但用这种线索不一定能进行正确的分类（当我们把陌生人分成一类，而他们认为不属于这一范畴时，错误分类就发生了）。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根据群体成员关系对陌生人的分类可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这时我们对陌生人行为的预测有可能不正确。我们可根据一种群体关系分类（如种族），并且假设基于这种分类社会身份正在影响他们的行为，尽管如此，影响陌生人行为的依据仍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如社会阶层、性别、角色）。为了准确预测，我们必须明白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哪一种社会身份在引导陌生人的行为。
如果陌生人强烈认同他们的群体，我们必须努力接触并认识他们的群体成员，这是为了支持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忽略了陌生人的群体，他们会认为我们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行为。因此，意识到我们和陌生人群体的相似性和不同点对有效的交流很重要。相反，当陌生人不强烈认同自己的群体时，我们和陌生人群体间的不同点就不那么重要了。
意识到与陌生人的个人相似点会影响我们接触他们的意愿或者是否与他们结成友谊（见Berscheid，1985）。意识到相似性与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有关（如Gudykunst、Chua & Gray，1987；Hubbert等，1999），意识到双方的差别越大，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的消极影响（如焦虑）就越强。
七个关于社会分类的公理如下：
公理16：对双方相似性和不同点的理解力越强，我们的焦虑就越弱，正确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我们没有深思熟虑，并且陌生人对自己的群体有强烈认同的时候，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7：意识到双方个人相似性越强，我们的焦虑就越弱，正确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8：我们按照陌生人分类的方式对他们分类的能力越强，正确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19：意识到陌生人群体多样性的增强，会降低我们的焦虑并且提高准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0：我们同陌生人分享群体内部的高级身份的意识越强，我们的焦虑就越小，正确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1：对陌生人行为积极期望值越高，我们的焦虑越小，并且预测他们行为的信心就越大。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2：当对陌生人消极期望滋生时，我们延缓它的能力越强，焦虑就越小，正确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强。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情境的处理（Situational Processes）
情境影响我们行为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我们在不同情境中活动的剧本。剧本就是“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的个人或与之有关的人所期望的一连串前后连贯的事件”(Abelson，1976，p.33)。剧本在不同情境下为我们的对话提供指引，并且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不确定性（Berger & Bradac，1982）。
虽然我们知道成千上万个剧本，但多数人在与陌生人交流时是没有剧本的，这时我们感觉一切不在自我掌控中，从而产生焦虑（Britt等，1996）。如果我们只按照自己的剧本与陌生人交流的话，误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因为在与陌生人无意识地交流时我们以为他们会以相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些剧本在交流中是有用的，例如，运用寻找剧本的信息会减少交流中的焦虑（Leary等，1988）。
与陌生人交流的环境影响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举个例子，阿盖尔（Argyle，1991）认为合作会使双方产生积极的感觉。当我们与陌生人合作时，交流中有制度上和规范上的支持，我们通常不会有很高程度的焦虑，通常在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同样，我们群体的其他成员在场比我们单独与陌生人交流产生的焦虑更少，因为有自己的人在场感觉更安全。
情境也会影响到群体内部成员和陌生人的力量。力量是影响他人的能力（如French & Raven，1959）。缺乏力量会产生焦虑，需要努力管理焦虑（Fiske等，1996）。陌生人倾向于比群体内部成员更缺乏力量，陌生人也比群体内部成员更容易意识到群际之间的力量差别。陌生人与群体关系的自然属性影响到二者的力量以及他们之间潜在的冲突（Gudykunst，1985c），与陌生人相比，我们拥有的力量越大，我们的焦虑就越小。力量也会引出认知上和评估上的偏见（Goodwin等，1998），因此对陌生人的预测不一定很准确。
四个关于情境处理的公理如下：
公理23：与陌生人合作程度越高，我们的焦虑就越小，我们预测他们行为的信心就越高。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4：在与陌生人交流时规范的制度给予越多支持，我们的焦虑就越小，我们预测他们行为的信心就越高。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5：在一个交流情境中我们群体成员所占的比重越大，我们的焦虑就越小。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6：我们意识到自己比陌生人的力量越大，我们的焦虑就越小，但我们预测他们行为的准确性也会随之降低。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与陌生人的联系（Connections to Strangers）
吸引或者对某人有好感，是提高自己与陌生人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陌生人不够吸引我们，我们就不想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我们倾向于被在感觉上与自己相似的陌生人吸引（Sunnafrank & Miller，1981），这个在与陌生人交流之前显得尤其真切，但我们有机会和与我们不同的陌生人接触时，通常也会被吸引，他们对我们的吸引力会减少我们的焦虑（Stephan & Stephan，1985）和不确定性（Berger & Calabrese，1975； Gudykunst，Chua & Gray，1987）。
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1985，1989，1992）认为与陌生人交流的质量影响到我们焦虑的程度。伊斯兰姆和休斯通（Islam & Hewstone，1993）认为交流的数量也会影响焦虑的程度。布瑞特（Britt，1996）等也报告指出焦虑的特征和状态与双方全面的交流呈反比关系。
与陌生人交流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影响不确定性的程度。伯格和卡拉布瑞斯（Berger & Calabrese，1975）的不确定性削减理论（URT）指出更多的语言交流能减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削减理论还指出我们与他人的交流越亲密（非表面上的交流），产生的不确定性就越少。扩展一下不确定性削减理论的这一含义，表明了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的次数越多，交流的质量越高，得到陌生人和他们群体的信息就越多，产生的不确定性就越少。
我们与陌生人之间互相依赖会影响双方的交流。例如，如果双方互相依赖，我们就不会产生很高程度的焦虑，预测他们行为的信心也会增加。费斯克和莫灵（Fiske & Morling，1996）认为“互相依赖可以促使正确印象的形成”（p.324），因此互相依赖可以保证预测陌生人行为的准确性。
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亲密性也会影响双方的交流。当不同群体间的人们变得越来越亲密时（如从最初的交流到成为亲密的朋友），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越来越有同步性，困难就小了很多（Gudykunst，Nishida，& Chua，1987）。在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群体相似性显然起到重要作用（如最初的交流和泛泛之交），但在后期却不会（如亲密的朋友；古迪昆斯特Gudykunst，Chua & Gray，1987； Gudykunst & Shapiro，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