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并不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传播信息本身就是文化，而跨文化传播是传播中文化因素对信息传播的阻碍和影响。那么这些“文化因素”具体指些什么内容？不同的研究视角产生不完全一致的研究对象。
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角度说，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内容主要指种族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和国家间文化差异。种族文化差异主要从种族血缘角度观察差异，如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由于同一种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在文化深层次上有共同性，这里忽视了不同民族、部落、国家中的共时影响。民族文化差异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观察，如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族文化，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族文化具有自身特色，但文化人类学忽视这些由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带来的不同，强调它们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国家间文化差异指的是一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主流文化与另一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这里忽视了国家的亚文化。由于强调一个国家的社会主流文化，因此国家文化差异主要的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观察问题。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种族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较小，因为当代世界较少以种族为结构单元。一些研究，如纪莉《论媒体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菲利普?迪力巴尔《企业中多种文化的相遇：人种学方法》等，实际上并不以种族文化为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视角更多地是从民族文化差异进行研究。
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因素还可以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不同来看待，如萨姆瓦《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此。但这一视角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内传播来说，是指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或称亚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传播；对于国际传播来说，也不同于传播学上所说的以意识形态为主，有很强的宣传意味的传播，而是指单一文化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之间的传播。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众多的亚文化，因此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尤为突出。此外，尽管单一文化的国家目前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但冷战以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瓦解，民族主义抬头，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或者泛某民族国家的要求有上升之势，这倒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所暗合。按照萨姆瓦的观点，国内和国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主要的有三个：一是认知要素，包括文化价值观、世界观（宗教）和社会组织；二是不同的言语语言；三是不同的非言语语言。
还有的研究角度，是以“文化聚合为依据”，从传播范围入手，分为人际传播、组织（群体）传播和国际传播。注意这不同于传播学的四（五）分法：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也不同于二分法：亲身传播和媒介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的特点。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按照传播范围的“三分法”，即跨文化传播应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国际传播，其着重点在“文化”。其中跨文化人际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之间在日常交往中的沟通与交流；跨文化组织传播指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指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沟通与信息交流，主要形式为国际传播。
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总的来说是信息传播与文化因素的关系。上述“文化因素”如此错综复杂，是人类社会结构本身的错综复杂所致。从研究对象的基点来说，人属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族，还属于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国家。而其所属每个单元都形成自身文化，就是说，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属于不同圈层的文化。跨文化传播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圈层的文化，对人的文化属性及其对信息的影响进行研究。
仔细研究人的传播，就会发现传播的“牢笼”：人不能不传播，而人的传播是不自由的，无论人自己是否意识到。在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中，对于好的作家、编剧来说不管是英雄、主角还是小人物、配角，其语言、行为都是不自由的。所以有的跨文化传播学的书名有的也很有意思，如“是桥不是墙”、“拆解文化的围墙”等。人是文化的产物和承载物，其传播受文化的制约。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受传播范围的影响，文化对于人的传播制约并不明显，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的传播范围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扩大，高节奏的社会生活导致人们追求有效传播的最大化。而在追求有效传播过程中，文化对传播的制约日显突出。
三、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指其研究对象的所属范围。有学者指出：
截至1990 年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分化为上述四个大的部分:(1)主要从人际传播的角度看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相遇时的相互作用,所谓人际跨文化传播；(2)主要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进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所谓跨组织文化传播；(3)主要从国家官方层面的文化接触,也有称为国际关系的,所谓国际传播；(4)主要从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大众传播媒体的使用进行的比较,所谓比较大众传播学。它们都共同置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大的范畴之下,但又因为各自的侧重点差异而各自发展。这样的分野一直延续到当下,直到2008年。
这是国内对美国传统为主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系统梳理。
但是这几个部分并不平衡，尤其是很难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领域。首先，对于跨文化人际传播来说，正如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史学者温迪在对美国跨文化研究历史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一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个体的相互作用，仍然像当初一样，是跨文化传播公认的核心。所以以上四个领域中，跨文化人际传播仍然是当前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事实也是这样，今天遍布美国各大学的跨文化教学与研究，流行的教材或专著大多是跨文化人际沟通的。
其次，所谓跨组织文化传播应当指的是以企业文化为主的组织文化传播。企业文化学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兴的边缘学科，它要培育以特殊经营理念为核心的、以多种形式体现的文化个性，并通过形象传播等途径表现出来。但是企业文化本身是属于现代管理学，被视为自古典管理学以来管理理论的第四个发展阶段。
第三，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仅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我国国际传播主要还是指狭义的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的确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内容，但它与国内传播相对。国际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学科归属上应当是与跨文化传播并列的传播学子学科。
第四，关于比较大众传播学。“比较大众传播学”可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关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资料不多，按照蔡尚伟、黄顺铭的研究，“比较大众传播学”是这样一个学科：
“比较大众传播学”是介于“比较新闻学”与“比较传播学”之间的一个层次的学科，其涵盖范围比“比较新闻学”要宽（除新闻比较外，还包括对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的一切传播现象的比较），比“比较传播学”要窄（限定在大众传播所及的范围，而不包括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领域），可以说是对“比较新闻学”的一种学科层次的提升。这种学科层次的提升，不是为了简单地扩大地盘，而是因为这样的提升更有利于将新闻与传播学的很多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更有利于从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制度、传播理念（包括系统化的新闻与传播学和非系统化的支配性精神）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对包括新闻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形态进行更学理化的研究，从而更有利于解决比较新闻学的一些瓶颈“问题”。
这使我们很难弄清其学科特性和学科归属。由于学科的互相渗透，借用其他学科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在当代成为一种潮流。“比较大众传播学”也完全可以借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的确有所契合，但“比较大众传播”首先还是在“比较”，而跨文化传播本质上不是比较性的学科。我们相信跨文化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完全有可能滋生新的学科，但至少目前“比较大众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甚至“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也应当还有认真论证的空间。也许传播学从20世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以来，其分支学科急遽发展，但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学术的严谨性往往得不到足够充分的论证。
但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成熟中的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确实与很多学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它和传播学产生、形成和发展一样，都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我们认为至少在目前还是作为一种理论关照更为妥帖。有关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作一介绍。
所以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应当是跨文化人际传播和跨文化媒介传播。前者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并成为当代美国传统的主流，而后者是本书主要关注的对象。
四、跨文化传播学的任务
如前所述，跨文化传播学的任务总的说，就是指导跨文化传播实践。按照吴予敏的具体说法就是：
（跨文化传播）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它恪守传播学“互动”这一根本特点，着重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传播社团所属文化对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研究他们在具体传播实践中如何避免文化带来的隔阂和误解和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研究不同文化系统在传播中互动如何构建意义系统，从而达到有效传播。
在具体任务上，作为跨文化传播发源地的美国，其跨文化传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堪为翘楚。大多数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都是实践型的，他们的研究以人际传播为主，十分注重量化研究方法，并渗透到从大学到企业，从商务、管理到市场营销各个主要的社会层面，以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和技巧为主要目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研究。
但是，跨文化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互动”是其根本特性。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跨文化的互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人际互动、语言的跨文化互动、文学作品等文本的跨文化互动，影视、广告、设计等视觉符号的跨文化互动，甚至音乐舞蹈等等各种不同形态传播媒介的跨文化互动，可以说“地球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全方位的跨文化互动中。因此在我们看来，跨文化传播学的任务要应对的绝不只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互动，而应当对当代各种形态传播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以系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导和观照这些跨文化传播实践。通过研究不同形态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特性，以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顺应和加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这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甚至应当是主要的任务。直截了当地说，跨文化传播学不应当是一套外派人员的培训方案，跨文化传播学著作也不应当是培训手册，而应当是一种思想方法、一个理论，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分析方法，是当代“跨文明对话”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这本小书的撰写初衷，同时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