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的父亲从被关，到枪决，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后也没有查到任何的审判纪录。那是一个非常时期，蒋介石的部队还扬言要打回来。所以，农委的干部随时可以枪毙人。枪毙的当然是那些坏分子，二流子、小偷、伪保长，或者是为日本人跑过腿，当过汉奸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作恶多端的地主。
李玉楼被抓，其实是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之外的。据说，范守成的父亲气得不行，去和范守成吵。他觉得儿子这样做，就是违背了做一个好人的原则，是坏了良心的。对于分地，他是同意的，毕竟大家都是受益的。对于诉苦批判会，他觉得做做也还会，毕竟这是政策上的事。他搞不弄，也不干涉。看到儿子这样能干，他打心眼里是自豪的。但是，正像俗话说的，“杀人不过头低地”，李家人已经彻底被打趴下了，他们干嘛还要抓人呢？他们非说李玉楼是欠下了人命债的，逼死了陈美莲。可是，谁都知道，陈美莲是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农会的干部发动了陈美莲的父母，让他们来控诉李玉楼。可那两个老人，哆哆嗦嗦地，怎么也不肯出来。
母亲说，她听她的姑姑讲，她的祖父是上门求过范守成的父亲。范守成的父亲见了老东家上门，是有点诚惶诚恐的。他答应让儿子把李玉楼放出来。也算是相知一辈子了，做人不能太缺德。但是，范守成却不理他的老父亲。他认为他是老糊涂，不懂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能讲温情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残酷的。不残酷，就不是革命。对待阶级异己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心狠手辣。
范守成的父亲气得不行，尤其是在后来得知李玉楼被枪毙了的消息后，大病了一场。
他觉得有愧，愧对李家所有的人。
他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害怕报应。
天做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天谴的，他内心里一直这样隐隐地担忧着。
他觉得儿子范守成，做得太过了，太绝了。
李家完全地毁灭了。
母亲说，那时候，村里人是意识不到他们兄妹仨的存在的。客观上，他们也跟不存在差不多。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天南海北的，忙着自己的事。尤其是大哥李家文，完全是扑在了革命上。他到过武汉，找过他的女朋友，果然那个女朋友和他生疏了。于是，他转身又投入了土改。这像是一个讽刺，他斗争当地的地主，而自己的父亲正在被别人斗争。即使这样，也有人造谣说，她的两个哥哥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做事。这样一来，打击李玉楼就更加地合乎情理了。
让人感动的是陈美莲的年迈父母，在李玉楼被关到乡里后，他们徒步去看望了他。本来甚至他们要求儿子们也来的，但他们一律拒绝了。他们当时是那样的巴结，争抢着土地，现在却感到分外地担忧。他们已经被划成了中农。可是，这中农总是不如贫农更彻底。越穷才越显得阶级性的清白干净。
“姑爷，你受罪了。”陈美莲的母亲哆嗦着像粽子一样的小小裹脚，拉着李玉楼的手。
李玉楼也淌了眼泪。
“只是怕以后，我也不能关照你们了。”他说得伤感，“我在，总是可以帮你们送终的。现在，我怕是送不了你们了。巧莲的事，还是多谢二老宽宏大量。”
“姑爷你可不要这样说，”陈美莲的父亲说，“你的为人，我们都是知道的。人民政府也是讲理的。你也别多想，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放你出去的。”
但李玉楼知道，那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在乡里，李玉楼只被关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在一个夜里，被人用牛车，拉上了县里的一处地方。牛车是有笼子的，装成了囚车的样子，他被五花大绑，关在里面。车前车后都有人押着。其中坐在车前面的，正是小顺子。
那天晚上很黑，没有什么月光，也没什么星星。是个阴天，黄河边的风很大，刮在身上很冷。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李玉楼蜷缩着，在木笼里。路不平，坑坑洼洼的，一路颠簸着。他只听到车轱辘在干冷的硬梆梆的泥地上，颠簸的声音。这个晚上，他一直没有合眼。押送他的几个人，都轮番睡去，但他却一直看着黑夜。看着黑夜，看着黑夜里的的黄河，看着偶尔经过的黑黑的小村庄（只有几幢孤零零的草棚子）。四下里寂静得不行，只有一些秋虫的鸣叫。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他看到了西天上挂着一弯浅月。
月亮冷冷地。
东天开始泛红。
李玉楼想小解，但是，赶车的人却不让，要他直接坐着尿。可是，他是五花大绑的，根本腾不出手来，除非他尿在裤子里。“顺子同志，你要回去，告诉我家里人，让他们照顾好我的大黑。”小顺子答应了。过去他是怕这个男人的，忽然间他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甚至是可笑的。他都倒了这样的大霉，不去牵挂家里的人，倒牵挂起他养的那条大黑狗。
那条大黑狗真的是一条好狗，身上的毛发油光水亮的。
母亲说，她后来听家里人讲，自从她的父亲被带走以后，那只黑狗就一直蜷伏在院子的门口，无精打采的。家里人看着它可怜，就有意给它一些好吃的。可是，它仍然是蜷伏着，不吃不喝，也不抬头。当然，夜里人们歇下后，不知它是不是还那样蜷伏着。第二天早晨，家里人会看到前一天放在食盆里的食物，几乎还是原样。很快，不到十天时间，它就明显地瘦了，身上的毛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油光水亮了。人们明显看到它的身体瘪下去了，看到了一根根皮下的肋骨。同时，还有她父亲过去一直骑着的那匹马，那段日子里，一直流着泪。这些异常，更让全家人心里很慌。
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太个人化了，掺杂了太浓烈的个人感情。
我是有所怀疑的。
母亲说，我的外祖父李玉楼是在一个晚上突然被提走的。他自己事先也应该毫不知情。按照他的想像，如果枪毙他，事先一定会进行公告的。他知道一般的地主被镇压前，都是要召开有万人规模的群众大会，宣读其各项罪行，然后宣布枪决。而他被关到火柴厂里后，并没有受到审判。在火柴厂的那个大车间里，一共关押了十几个人，有地主，也有地痞和汉奸。有地主是认识他，对他的关押，是比较吃惊的。因为相比较而言，他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而且，他们知道他其实是和共产党的一个什么大官，是有交情的。
现实生活里，充满了讽刺。我相信我的外祖父，当时一定没有想到，他会被关押在火柴厂里。那个火柴厂，几乎是他倾注了半生的心血，一手筹建起来的。最后，却成了自己的牢笼，这不是太戏剧化了吗？对比之下，两下的心境肯定是天壤之别。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是悲伤欲绝的。
在被关押的那些天里，李玉楼只被提审过一次。审问他的是个干部，他并不认识。他们之间并没有说什么。甚至，那个干部的语气是很和气的，只是问了他的姓名，家庭情况以及他的财产情况。李玉楼都一一如实地回答了。到了这种田地，他当然是很老实的。他的本性，一向也还是诚恳的。他希望自己的态度，能够得到对方的宽大。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是可以被释放的。他希望那个干部能够体会他的心情，明白他的清白。他想让那个同志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
好人和坏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李玉楼相信自己的良心，也相信别人的良心。没有良心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人。
干部：（很严肃，却又很和蔼）你坐！
李玉楼：（诚惶诚恐，屁股只坐了半张凳子。弯着腰，点着头。他的手上还戴着土制的铁链子，一动就丁当作响）好。
干部：姓名？
李玉楼：姓李，李玉楼。
干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来？
李玉楼：知道的，我是大地主。
干部：并不是地主都是要逮捕的。也有很开明的地主。只要手中不沾满贫佣农的血，一定是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李玉楼：（不断地点头）那是，那是。
干部：在土改过程里，你有抵触情绪吗？
李玉楼：没有，没有。
干部：真的没有？
李玉楼：真的没有，我家早把地分给村里人了，地契、租约和账目都交给农会烧了。
干部：对农会的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玉楼：没有，没有，很好啊。我完全服从的。
干部：你是真心的？要是人民群众对你实行看管改造，你愿意么？
李玉楼：愿意的，我没有意见，应该的，应该的。
关于这一段场景，是当时和李玉楼关在一个牢房里的陈姓大地主说的。那个陈姓大地主，倒是有着不少劣迹，据说群众的反响很大，一致要求镇压他。他进了牢房，就天天地哀叹，他很紧张，怕死。但是，结果他却活了下来。有人说，他所以得以保全住了性命，是因为他的第四个小老婆，好上了工作组的一个干部。这一好，就保住了他一条命。
母亲说，从父亲被带走那天起，她的祖父急得要发疯。家里人都是急的。好在她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不知又要急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有时候死人倒也是幸福的。而活的人，心里的那份煎熬，死人是感受不到的。那刻骨的煎熬，倒是不如死了干净的（这样的感受，母亲是体会过的，而且很强烈）。祖父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出去寻找李家文和李家武，当然也包括她。他要他们回来。他以为他们回来，能求他父亲一命。他把能打发出去的，都打发出去了，像老三叔、周相贵、周小全（他是周相贵的堂弟）、于二虎（母亲另一个姑姑家的儿子）、张二先生、莫老黑，都打发出去了。而他们都没有地址，只知道个大概。那感觉，完全是大海捞针。
有一种说法是，正因为知道李家人在找人，所以当地农会才会提前动手。他们怕报复。他们只要先动手，就可以免除后患。这主意究竟是想出来的，是无从考证的。大家推测，是范守成的可能更大一些，本来他就是积极主张枪毙李玉楼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主张的真实动机，也许，他是希望在他带领土改的地方，能够有一点像样的革命成果。他所听到的许多地方，都有地主被判刑或镇压的，而李玉楼作为这一带最大的地主，如果让他太平无事，就会显得自己的革命不够坚决和彻底。所以，李玉楼的死合乎范守成的个人利益，其实是小事。更主要的，是合乎革命的逻辑。
母亲说，她父亲的遇难，再一次证明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在她父亲被关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是心神不宁的。当然，她在千里之遥的外地，并不知道她父亲的际遇。奇怪的是，她得知她父亲被关的消息，并不是家里派出来的那些人告诉她的，而是一个从老家出来的人。她后来也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她能记得的，当时自己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慌乱中，她赶紧就给两个哥哥写了信，自己匆匆地坐上火车，往回赶。一路上她要坐火车、汽车、轮船、马车……还要徒步。
日夜兼程。母亲说，在半路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她知道凭她回去，也不一定能救下李玉楼的。她想到了她父亲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人，安东期。她相信安东期能救他，也只有他能救他。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他。她相信他会救她的父亲。
那个夜上是有月光的。
风清月白。
李玉楼被人提出牢房。他真的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母亲从湖南到了江苏，又从江苏赶到了山东。
在山东，她从鲁西南赶到了渤海口，从渤海口又赶到沂蒙山，一路上不断地打听着，跟随着那支部队的行军路线，终于见到了安东期旅长。
安旅长很惊讶我的母亲成了一个大姑娘。他还没觉得自己老呢。相隔的时间，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但是，变化却非常大的，经历了太多的沧桑。他在听了我母亲的诉说后，就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她回去找海城区的刘区长。海城区是指一个大的革命地区，管着好几个县的范围，更别说是淤龙口那样的一个小地方了。
刘区长是个老的八路军，打游击出身，和安旅长的交情不错。
安旅长在信里请刘区长放人，并说李玉楼是个好人，为共产党做过事。他相信刘区长并不知道在他的辖区，有个叫李玉楼的地主，也不知道这个叫李玉楼的被抓，更不知道这个李玉楼是他安东期的朋友。革命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虽然错误有些不可避免。但是，能避免的，还是要尽量避免。安旅长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所以，他是派了他手上的人，一路护送着她，直到她搭上车为止。
母亲说，她揣着那封信，激动得不行，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她从心眼里感谢安旅长，觉得父亲当初没有看错他。她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非常非常地好。她当时没有多想，更多的是想到自己的父亲。她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家里，把父亲解救出来。
二十多天里，她几乎没有很好地合过眼。半夜里在旅途中，她也睡不踏实。她生怕她到得迟了，她的父亲就会出什么意外。她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她知道那样的年头，什么都不稳定，有些乱，什么都是说不准的事。
她心急如焚。
当她终于在一个大清早（一夜没睡，一直在路上）来到区公所的大门口，把信交给了刘区长，刘区长让她坐下，喝口水。她心里急得不行，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她的父亲。但是，刘区长却并不急。他安慰她说，没事的。他们是不会乱抓人的。可能有误会，或者是工作疏忽。知道错了，就一定会放。他这样一说，母亲才放下心来。
刘区长让他的通讯员都通知人，母亲坐在凳子上，居然睡着了。
那一觉，她回来回忆，睡得特别的长，像有一百年那样长。
她实在是太累了。
母亲后来很自责。
李家的人印象深刻，说李玉楼遇难的那个晚上，他家的大黑狗一直在狂叫，整个村庄的人都听到了，没有知道它为什么要那样狂吠。即使是李家的人，已经有很多天没看到它了。它像是失踪了。
母亲说，她的祖父听到了狗叫，就赶紧起来，想看看它。可是，转遍整个院子，也没有看到它的身影。那个晚上，月光很明亮，他是应该能够看到它的。即使他眼睛不好，根据声音，也是能够发现它的。半夜里，全家人都睡下去了，却分明听到院子里橐笃、橐笃的声音，类似李玉楼过去柱着文明棍敲在青砖过道上的声音。都以为是李玉楼回来了，可是，打开门看看，却根本没有人。月光把平时走路时磨得很光的青砖铺成的院子里的路面，照着通亮，反射着幽幽的暗光。
这是一个怪异的夜晚。母亲说，她后来听说，就是这个晚上，她的祖父梦见了她的父亲。他的儿子对他说，他要走了，去很远的地方，大概是不再回来了。他为他不能尽孝，表示了歉意与不安。怪异的不仅如此，怪异的是他的几个兄弟，除了最小的那个傻子李玉雷，都做了差不多是相同的梦。梦里也都是见到了李玉楼，他来向他们告别，并且一一做了交待。在梦里，他很平静，就像他过去每次到城里去，和人说话时一样。醒来后，他们差不多就说了这同样的梦。他们都睡不着了，那时候，正是三更的光景。
他们后来得到一个消息是，李玉楼是被二更天的时候，被人提出牢房的。押他的人，让人来到了一处河处，然后让他跪下。李玉楼哭了。他知道了。行刑的人，开了三枪。那夜里的枪声传得特别的远。整个城里的人都听见了，有人都从梦中惊醒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那个昔日里很风光的洋火厂和绸布庄的老板李玉楼被枪决了。他们想不到。城里有枪声是正常的，他们早已经习惯了。
枪毙人的事，是每天都会发生的。
母亲说，当她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如五雷轰顶。她从凳子滑到地上，整个人都瘫了。刘区长也是尴尬的，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相信这也许是搞错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发生一些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这样的错误却是没有办法再改正的。他看到那个年轻姑娘的脸，像死人一样的苍白。他能理解她。而他是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太多死亡的人。他是以平常心看待的。但那个姑娘的样子，还是让她动了测隐之心。
他努力地安慰她。
刘区长的许多安慰话，母亲一句都没能听进去。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死了，是被枪决的。枪决，只有人民的公敌（土豪恶霸）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而她的父亲，怎么也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巨大的悲伤把她击垮了，甚至她都没有责问为什么要枪毙她的父亲。既然安旅长都认为李玉楼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为什么要枪毙？一切她都想不起来责问了。她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她甚至记不得最后是如何回到李家庄的。
事实上，她就是被人拉回去的，用了一辆马车。
她在马车上昏死过去了，睡了整整两天三夜。
关于李玉楼的死，有一种说法，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阴谋论，怕翻案，提前把他提出去枪毙了（非常时期，也没有什么正规繁琐的手续。既然已经是关进来的，想必都是坏分子，提出去毙掉，未尝不可。所区别的，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罢了）。另一种说法，就是他是被误杀的。关于误杀，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同牢房的，也有一个姓李的，叫李毓柱。偏偏下达命令的，是个外地人，有很浓重的家乡口音。李玉楼听成了自己，就先跨出去了。如此一来，成了他命该绝。村里不少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唏嘘不已，为他惋惜。不管怎么说，他们没有恨他要置他于死地的意思。也许，除了范守成。
一年后，母亲再次离开了李家庄。
从这一年开始，她就再没有回过李家庄。
她也回不去了，因为后来那里根本就没有“家”了。
那个家里的剩余的人，全被“扫地出门”了。
“扫地出门”是个政治用语，是用来对付地主家庭的，指贫下中农，把地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像扫灰尘一样，从那个家里赶出去。除了身上的衣服，原来一根草都不可以带走。所有的钱财，所有的房屋，都是属于人民的。
事实上，除了一部分房屋给了村里最穷的，没有房子的人，最好的房子，还是农会用的。而农会工作结束以后，那房子就成了范守成的家。
他在那里结婚，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