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后来听她的姑姑说，出事是由于那个郑双扣。分地以后，那个郑双扣已经回家了。但是，他却并不愿意在家里。他甚至是留恋在李家的那些日子。既然回不去，他就有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在外面晃荡。然后，又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回到了淤龙口。不久，他就向农会的人报告说，李玉楼在背地里，一直在说农会的坏话。而且，家里藏有大量的金银。他说，他还看见了大量的枪支。
农会的人来到了李家，要求李玉楼交出枪来。李玉楼很配合，把原来保家师傅留下的那几支枪全交了。那是几支长枪，和打猎用的枪是差不多的，只能近距离伤人。他没有交出安东期旅长送给他的那把白郎宁。
家里人都知道李玉楼喜欢那把白郎宁手枪。事实上那把手枪也旧了，但是，却被保养得很好，油光锃亮的，枪管处闪着幽幽的蓝光。李玉楼平时用绸布一层层地包着，轻易不示人。据说，在县里的时候，有个做生意的要拿二百担稻谷来交换，他都没答应。其实，他不仅仅是喜欢那把枪，而是那把枪是他和共产党人友谊的一个证物。
母亲说，她的父亲一直是强调他和安东期的交情的。这里面，其实是有他个人的夸大成份。或者说，有他一厢情愿的成份。他太看重这份友情了。
范守成当然是不满意这样的战绩，他让李玉楼交出金银财宝，李玉楼却推说没有。李玉楼觉得土地已经分了，家里的一些钱财总是不能悉数交尽。毕竟，这是一大家子人呢，今后不能不过日子。同样，他也不肯交出那把枪。而范守成觉得他这样，就是公然和人民对抗。现在是人民翻身作主了，怎么能容得他这样的一个地主分子趾高气扬呢？他一定是要灭他的威风的，让他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
李家的人都没有想到范守成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
他成了一个领袖。
在他的手里，握有巨大的权力。
他可以决定生死。
对土改的历史，我所知极少。但母亲过去留在家里的那些物件里，有三本发黄的工作笔记本。笔记本的所有者，是一个叫路文彬的人。那几本日记，都是他在淤龙口担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时，写下的。他写得很认真，写得满满当当的。至于这个叫路文彬的人，他的日记，怎么会到我母亲手上的，我就无从得知了。她一直偷偷地保存着，存了几十年。也正通过阅读这样的日记，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这里，我摘录开头的一部分：10月23日，晨未明却起，整理行装，早餐，旋集合，久候车来。即归宿舍。
送行李上船，全队十一组，连队部共十二船。船停宿舍旁，五河口也。水浅不能负重，每船留一二人在船上，余至队部集合，队长训话。步行三里许，至城西窑湾候船……靠岸处为赵集乡，随折而北行，衣单，冷极，而舱中只能睡五人，二十人皆在舱面……
10月30日，上午各村同志来，召开工作队会。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原为一祠堂）开全乡村组干部会，张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解释土改之必要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水、贷粮、种麦菜相集合。晚开村民大会，黑暗中作土改政策宣传，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
10月31日，上午走访苦主李大宽、余二狗、赵三，下午开贫雇农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初步审查农会会员，被提指狗腿子、二流子、顽干者甚多。晚再开贫雇农诉苦会，深夜始归……
11月1日，下午在宿舍接见雇贫农，听诉苦。晚上到群众会上作发动翌日农会会员大会报告，说明农会意义，扩大审查办法。回到宿舍继续与苦主漫谈，深夜始息。
11月2日，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
11月4日，上午再审核农会会员名单，有周大者，抗战时当过八路村长，蒋军来后被捕毒打，能诉苦，群众举为候选人。但是，又有群众揭发此人好赌，而且为日本人送过粮食。但究竟是否办过自首，所传不一，群众以为此乃保全性命，不得已而为者，可原谅。但如果送日本人送过粮，则是立场问题。下午开农会会员大会，到者仅百余人，先通过新会员，妇女入场者多新取大名，唱名时群众皆不知系何人，一律通过。场上秩序极乱或笑或谈，小儿参杂其中，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无几；请不同意者举手，仍然二三人而已；非重复举行表决数次，无法得到结果……
12月7日，开二次代表会……会场秩序甚坏，非代表亦参加。……李家庄农会的范守成同志，苦大仇深，积极性颇高。对李家庄的地主李玉楼，主张枪毙。余觉得不妥。余接触过李几次，感觉此人尚可，知书识礼，在乡并无明显罪恶。这里的土改，早在五年前就开展过，他自觉地把土地都交给了农会，说明此人还是可以团结的。又有群众云，李的几个子女均在外参加革命工作。越是遇到这样的对象，我们的工作越是要谨慎。我们要严防在推动土改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
从这本笔记里，可以看出，工作组对李玉楼是有明确态度的。那么，怎么会发生后来那样的悲剧呢？母亲说，政策的把握，和基层的实际操作，往往有很大的出入。在土改中，各地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的，有一些是残酷的，有一些则是好笑的。比如说，淤龙口有一个小业主，长年是在外地，老家里只有二十亩地。听说了分地的消息，他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要求也分他一份。如果他没回来，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就算他回来，如果不要求分地，也只够一个中农或者富农的成份。但他要求分地的态度，激怒了本村的农民，于是他就被划为地主（而且最后他被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整个县里，一共三万四千多户人家，划成地主的就有一千户，半地主富农的三百户，小土地出租的两千一百多户，富农一千三百户。在淤龙口，有32个地主，被枪毙的就有17个，5个被判了无期的，11个受到群众管制。”母亲说，“老百姓是高兴的，扬眉吐气。在我们家做了多年的长工马宝贵和钱婶，到处说，‘地主过去那样威风，现在给农民们牵来牵去的，真是开心！’其实，我们家对他们一直是不薄的。”
“人心是不可测的。”她叹着气，“最难看透的，就是人心了。
关于她家在土改中受到的冲击，其中太具体的细节，其实她也说不清。事实上，关于她父亲的遭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范守成他们几个人，先是抓的是她的祖父。他们最早，还没有想到要斗争李玉楼。在他们的心里，也还是有一些顾虑的。但是，他们知道找到突破口。他们就抓了老太爷，让他到群众大会上，接受声讨。农会的人，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里吊着木牌，上面写着“打倒地主分子！”可是，在台下的农民们却并不积极，他们只是被动地跟着农会的干部，挥拳喊着口号。他们对他并没有产生刻骨的阶级仇恨。几十年了，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彼此很熟悉。面对这样的一个老头子，他们知道他的出身，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的脾气。即使他拥有那么多的土地，可是他却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富贵。他自己过的日子，甚至比一些富农、中农还要节俭。
母亲说，她的父亲当然不能看着他的父亲受到折磨。出于谨慎，他并没有马上出面，而是让他的另外两个兄弟--老三李玉贵和老六李玉石，一起去找农会，要求把老人接回来。那两个人去说了半天，大约也没说事情说明白。相反，农会倒是把李玉贵扣下了。而且，还痛打了一顿。李玉楼最后就坐不住了，亲自出马，找农会理论。这一理论，其实正好中了范守成的计谋。
范守成是个很有想法的人。虽然他的文化不高（母亲说，这个人后来补习了文化，解放后一直做到了县里的领导，从村长干到乡长，再到副县长），但他头脑灵活，主意多。对付李玉楼，他是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而李玉楼是没有退路的。他是处于一个被批判的，不利的“剥削阶级”的位置上。他去争辩，农会的人正好扣下他，而且说他认罪态度恶劣。
李玉楼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判刑。
他为什么会被判三年，家里人都不太清楚。谁懂法律呢？再说，判刑的标准并不是你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多少，而是看你现在的态度。现在关在乡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县里。到了县里，就没人知道他被关押在哪了。
母亲不喜欢提及她叔叔们。她觉得他们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可是，他们都是沉默的。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充满了对革命的恐惧。革命也是讲道理的，可是他们不去讲。也许，他们是真的害怕了。李玉楼正是去讲道理的，把自己讲进了牢里。他们觉得需要保全自己。家里有老有小，总要有人照顾啊，--这成了他们自保的一个重要借口。“人都自私的，在对待自己亲兄弟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的。”母亲说。在这个问题上，她一直不能原谅他们。
李玉楼很孤独。
没有人理解到他当时的那份孤独与焦虑。
家里人和他之间，是被隔断的。
母亲不敢想像他父亲当时的遭遇。
但她只能想像。
十几年后，她也多少尝到了那种在铁窗里的滋味。
但那滋味，只是她父亲的百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