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打压学生运动，制造“五二零惨案”
除了打压工人运动，叶秀峰还拼命打压学生运动。
为什么当时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呢？还是让我们通过报纸的报道，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实况。
据1947年2月11日《文汇报》记载：当时米价狂升，市场仅糯米一种，均每升2000～3000千元左右。黑市已无米出售，唯各米号只有西贡米应市，每担7万元左右。若干米号已将白粳米屯于店内，对上门客皆告无米可售。旧主顾可暗中购得白粳米，每担价在11万元或12万元不等。杂粮、食油、面粉等一致跟升，国内的经济物价已濒临崩盘，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1947年2月28日，《文汇报》刊出一个洗衣工人的呐喊：“我是一个洗衣工，我们的工资是依照市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计算的，我们的工资一直没涨，然而物价不断上涨，简直是要我们死了完事！”
当然，为了平抑物价，蒋介石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一系列的限价政策出台之后，米价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更加严重地刺激了物价。
后来，白粳米28万元100市斤、豇豆19万元100市斤，卷烟、火柴、肥皂等悉数暴涨，在物价狂飙且商家囤货不肯出售的情况下，老百姓如何支撑自己的生活？
于是1947年的5月7日，南京浦镇发生“抢米事件”，翌日，上海也有12家米店被抢……
随后，上海老百姓先后向国民党总工会和社会局请求：“解冻”生活指数！在上海百姓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工人和学生都发起了“反饥饿”运动。
现在，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选择运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内战
浩浩荡荡的内战，西起甘肃，北到热察，东至吉林，南达长江。国民党为了打赢这场内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俗话说：仗越打越穷！况且这个仗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则两头受气。战区的百姓，不但饿肚皮，而且在战火的硝烟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打仗就要“拼粮”，造成粮油如此高价的原因在于部队征粮、战争消耗。粮食都调去战场了，老百姓吃什么？总之，战火一日不停，老百姓便要饿一天肚子。在此情况下，学生们也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就无法学习。每当他们想起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学，却因为“饿肚子”而无法正常求学，他们就非常难受。在此情形下，他们只好将矛头指向内战。
二、内政
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政策往往是在“和平”的土壤里培养起来的。国民党当局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不仅发动了内战，而且还与美帝勾结，违背全国人民之民意。而后来的改组，亦是有目的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国民党打内战的本钱消耗殆尽，于是不得不借鸡下蛋，迎合美国人的不合理要求。为了筹到美钞继续打内战，不惜牺牲整个国民经济。同时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负责任，还时常将“罪名”转嫁给其他党派，其中最倒霉的就是共产党。比如叶秀峰就曾经说过：战争是共产党引起来的，而不是国民党！
三、经济
自从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经济就每况愈下，濒临破产。自从1946年，美国货在中国大量倾销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暴增。为了缓和局面，国民党滥发纸币，反而又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7年的各地物价是战前物价的两万倍。于是街头出现了大量饥民，就连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也过得非常清苦，至于那些身无分文的学生，他们甚至连一点粗粮都吃不上了！那些多少有点“闲钱”的人则将资金投放到“高利贷”和黑市上。由于政府颁布经济方案无效，黑市上的美金、黄金等一路无休止地狂涨，从而导致美金公债无法销售，大多烂在投资者的手里。经济政策不给力，物价疯涨，全国各地再次出现“抢粮”事件。而在农村，国民党因为内战缘故而常常抓壮丁，农村的壮丁都被抓走了，耕地变成了荒地。内战打到最后，粮荒严重，真是可怜！
因此，学生们无心无力学习，在混乱的局势下，在饥饿的状况下，唯有运动一条路，可以谋得生存和学习的权利。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疯狂打压学生运动，几乎大大小小所有的学生运动和学生请愿行动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无情打压。尤其抗战结束后，以叶秀峰为首的中统特务，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运动上。青年学生屡屡遭到摧残和屠杀，人身毫无保障，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二·一惨案”。
在“五二零学生运动”之前，许多学生因运动而丧命。比如北平、广州等地，约有数千名学生因为“示威游行”而被逮捕；比如上海的一次学生运动中，有八十余人被逮捕，其中庄枫、杨莹、姚永祥、乔秀娟等学生一直下落不明，沈崇同学则被美国人强奸……学生们不仅饿着肚子，甚至无法保证个人的切身安全。因此，学生们再也无法忍受，“学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对于各地区的学生运动，叶秀峰可谓“门儿清”。关于学运的情报，每天都像雪花般地发至中统局，然后再由有关部门进行总结。
有一次，叶秀峰与陈立夫讨论起“学生运动”的问题。
陈立夫问叶秀峰：“过去我们留学美国，你见过美国的学生天天组织示威游行吗？”
叶秀峰冷笑道：“没有，中国的学生特别嘛！”
“我看是共党从中捣鬼！每一次学生运动，必然有共党作梗！共党分子真是‘毁人不倦’啊！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唉，只要共党存在一天，学生们就无法安心学习一天！”陈立夫说道。
“对于这些学生，不能放任自由，必须要打压，不能让其被共党分子所利用！共党蛊惑人心的招式有很多，他们企图以学生当盾牌，与政府进行对抗，不过恐怕共党把我们想象得太简单了！”叶秀峰非常自信地说，“还记得李公朴和闻一多吗？这两个人不就做了共党的替死鬼！”
叶秀峰继续说道：“抗战结束后，共党的羽翼渐渐丰满，以前总裁对他们过于仁慈了，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在的局面。”
“也不能这么说……”
“难道是我们的执行力度不够？”叶秀峰有些疑问。
“兼而有之吧！”
“最近上海、北平等地的学生似乎又开始蓄谋对抗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叶秀峰问陈立夫。
“这还用说？总裁不喜欢学生运动，咱们必须想办法阻止学生运动！”陈立夫接着强调，“对于学生，我们要进行甄别。对于那些共党‘细胞’，我们要严惩；对于普通学生，我们要想方设法说服教育！”
叶秀峰点头表示认同。
回到中统局后，叶秀峰看到满桌子的学潮情报，脸色阴沉，大发雷霆：“这些学生闹什么闹，再闹就往死里给我整！”
1947年4月27日，南京市18所公私立高级中学联名反对“毕业会考”，他们旁引实例，提出免去“毕业会考”的四大理由：
一、因战事影响，生活不安定，学业受损极巨；
二、各校课本参差不齐，难符卅年部颁课程标准；
三、敌伪时代若干科目未得正常进行；
四、时间仓促，补课准备之。
1947年5月5日，上海市三十五年度高中毕业生联名反对“会考”，并指出：会考不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又联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
1947年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罢课，要求增加副食费。学生们提出：“大学生副食费每月24000元，鉴于当前米价已破30万元，营养固谈不到，三餐也已经无法保证。”此次请愿没有结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中国穷，粮食少，批示难度大”为由劝大学生不要跟风，请大家以学业为重。
1947年5月14日，国立音乐学院等学生也联名召开全体大会，商讨改善伙食的问题。几日后，中大、剧专、音乐学院、金陵大学也纷纷举行游行，分别赴教育部和行政院请愿，并提出五项要求：
一、按生活指数增加公费生副食费；
二、半公费生及自费生普遍改为公费；
三、教育经费保持全国总预算的15%；
四、增加私立学校经费；
五、立刻停止内战。
后来金陵大学主席团成员要求见朱家骅面谈，朱家骅早闻学生代表求见而提早与学生代表玩起了“躲猫猫”。学生十分无奈，只好离开教育部。学生代表“请愿”不成，只好继续罢课。
1947年5月17日，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联名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和学生公费。与此同时，南京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也成立了，并提出：
实行全面公费，改善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薪金。
后来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贺昌群提醒请愿学生：“冷静理智始可成功，感情用事容易失败。”
同一天，国立浙江大学生活自治会发表“改善教育、安定生活”的罢课宣言，用来响应南京多所学校的“反饥饿运动”。
此前，浙大还举行了签名活动，并强调：若教育部仍不增加伙食费，则集体去南京请愿。
在中大、金陵大学、浙大等学校的感染下，上海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也联合起来，响应“反饥饿运动”。后来这些学校成立了联谊会，并决定派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
得知许多学生代表来教育部请愿，教育部怕麻烦缠身，先是致电中统局，要求叶秀峰派特务进行防范，与此同时朱家骅还致电暨南、交大、同济、复旦等四个大学校长：“据报该校学生有响应中大学生要求提高公费待遇来京请愿之事。查学生副食费依照最近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比例增加已达四万八千元，加以食米二斗三升，为数已不过少。在财政如此困难之时，政府已尽最大努力，务希剀切劝导，体会时艰，并设法防阻集体行动，是为至要。”（选自《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档案》）
1947年5月18日，为了响应南京、上海、浙江等大学的“反饥饿运动”，北平的各大学纷纷以“教授贫苦，同学饥饿”为理由进行罢课，并在北平各地张贴“反内战、反饥饿”的标语，进行街头宣传。
看到大学生们的爱国举动，街头路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其中一个军人说：“政府抓壮丁去打仗，打仗就要买枪炮，没有钱便印钞票，钞票多了物价怎会不涨？”而一个商人则说：“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什么本事，有种去打美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