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走向雪山之后，前面有两座雪山：一座是自然的山，一座是自我的山。攀登后一座山，更难。
整个登山过程，最关键、最难做出的决定就是确定突击顶峰的人选。
可以说，每一个登山者来此寻找的，都是登顶之梦：向极限和自己挑战，站在自然和自己的一个伟大的高度上去领略巅峰的魅力，尽享奋斗中收获的欢乐。但世界最高的珠峰难度又明显摆在那里，全队每一个人都登上顶峰，是不可能的。每年，珠峰之下有若干从世界各地来的登山队，来此寻找登顶之梦，而真正能够成功，即便一个队有一个人能攻上顶峰的都非常稀少。大多数的队伍，留下的是失败的遗憾。
是的，真正的人不惧怕失败，所有伟大的登山家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重视的不是登顶，而是攀登的过程。但是，尽最大的力量取得成功，或者在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条件下创造条件向成功的路上迈进，这又是每一个登山家毫不放弃的，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登顶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假如真实、明白袒露自己胸怀的话，答案会有两点：它满足了人的创造欲，充分体现了人的力量；还有随之而来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以及物质的回报。我付出了，我理当索取，似乎是有道理的。
但登顶也同样将给所有的登顶者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生真正的巅峰在哪里？登上顶峰的人是否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者？荣誉会不会形成自我的枷锁，被它禁锢之后反而失去了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登山是一个集体项目。每一个成功者的后面，都有无数的人为他铺平道路，做出可敬的牺牲。登顶的果实，其实代表的是集体的心血和努力。
但是，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走到珠峰脚下，都带着自己一定的生活观念，彼此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登山者一走向雪山之后，便马上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气度的登山家；我们只能在人生的攀登之中，默默体验，渐渐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登山者走向雪山之后，前面有两座雪山：一座是自然的山，一座是自我的山。攀登后一座山，更难。
从4月中旬起，大本营就开始酝酿突击登顶的人员名单。
这要根据山上每一个队员各个方面的情况才能决定，身体及体力状况、技术、心理素质等等。
就是在这时，两岸登山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
4月15日，在3号营地的台湾攀登队长张铭隆和周德九下撤到大本营。张铭隆因第一次行军时在暴风雪中冻伤了双脚，如今伤势加重只能下撤。周德九是因台湾那边的公司业务急需回去。
周德九是电器方面的行家，也是在山上体力和适应性很好的队员。他的文化素质较高，为人很直率。在攀登期间他恪尽职守，为山上的通讯联络付出了很多心血。暴风雪中，他曾抱着电池睡觉，保证了山上和大本营的联络。他此时的下撤，会给其他的台湾队员带来一定影响。
他为什么下撤？真是公司急需吗？连我也存在疑问。
阿九很直率，对我说：“我是可以留在山上的，但我觉得必须下撤。因为我感到这样攀登下去和我进山的追求不符。我觉得山上的一些做法背离了登山的意义，失去了价值。我不想再攀登下去，这是耽误时间。”我很感谢阿九这么痛快，登山者本当如此。
那么，矛盾究竟在哪里？
由于台湾队员的体力和攀登经验较内地队员有差距，所以山上的攀登运输计划只能依靠内地的攀登队长金俊喜安排。7790米的5号营地打通后，队员们从3号营地往上运输，便成为重要的一环。全队到日喀则时，吸收了四名藏族的高山协作队员拉巴、顿珠、次仁、小拉巴。没有想到顿珠上山后高山反应严重，吐得厉害；次仁手腕被冻伤，他们只能负责在3号营地做饭。拉巴又加入了加措等四名藏族主力队员的修路组。这样，运输组的任务一下子重了。
运输组为台湾队员张铭隆、黄德雄、吴锦雄、周德九、吴俊、伍玉龙和内地队员王勇峰、马欣祥、小拉巴九人。按登山的规律要求，队员们运输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上背物资，二是不断地上下取得一定高度的适应性。无法设想，一个只适应在海拔6500米高度的队员，会在突顶时能够一下子上到顶峰8800米以上的高度。
但台湾队员的体力明显较差，吃苦必然很多。张铭隆双脚冻伤，伍玉龙扁桃腺发炎，吴俊体力下降，内地队员马欣祥左手指也冻伤了。一般而言，内地藏族队员向上攀登三小时，台湾队员需要十个小时不等。
对珠峰的严酷，台湾队员的准备不足。
而对两岸相隔40多年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台湾队员和内地队员双方的准备也不足。这是很正常的。
客观地说，台湾的山友只要走向雪山，便都是不怕吃苦、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暴风雪中的那一次紧急下撤，多名队员冻伤，这与内地方面的指挥和安排失误有关，但大家都没有怨言，体现了理解和团结，情绪仍未受影响。从3号营地到7028米的北坳运输，台湾队员体力差，但都在顽强地尽力去完成任务。他们所受不了的，是内地的一种习惯--用行政命令来指挥执行任务。
这就是周德九所说的“背离登山精神”。
他们在登山活动中，强调的是情感交流，尊重个体差异。张铭隆在动员队员行动时爱说：“你同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你认为怎么做好？”而军人出身的内地攀登队长金俊喜习惯的说法是：“你今天的任务是这样，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答案有这么简单吗？
从感情和理性上讲，周德九的意见有一定道理。登山的目的之一，是寻求人的价值体现。人应当有自己的人格和选择权，人人都应当尊重相互的个性。假如一切都听命于别人的指挥和安排，人是不是就成了机器人？
但金俊喜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这里有登山的极特殊性。如，登山是一个集体性的准军事行动，要不要命令？假如都强调个性差异，任务完不成怎么办？登山的好天气周期太短，稍纵即逝，登顶的机会就会失去。队员的高度适应如果不好，在登顶时出现危险怎么办？而在运输的安排上，金俊喜也已考虑和安排了对台湾队员给予适当的照顾--从运输次数和重量上。台湾队员从3号营地到4号营地的运输，最多运了五次，内地队员王勇峰运了九次。
还有，两岸登山者在攀登过程中的做法上也有差异。内地历来不分主力队员和替补队员，所有队员均应参加运输、建营、修路，然后从中选出技术强、体力好的队员组成突顶队员。这是很有道理的，能锻炼一支较过硬的队伍。台湾以往在海外登山，运输和建营工作大都依靠雇佣的民工。
两岸的观念差异，难道会形成珠峰的又一场“暴风雪”？
可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样的暴风雪，磨练着我们海峡两岸同一个民族的登山者。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力量，超越自己，共同冲出这场“风雪”。
老曾在认真听取了张铭隆和周德九的意见后，又和山上队员做了沟通，决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老曾说：“世界和我们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很快我们就要向二十一世纪迈进。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今天的我们绝不是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我们！观念上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马上要双方判定对错，在这里就是争出个一二三，也不会有意义。所以，我们不去纠缠这些。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路。有没有？有的，因为我们是亲骨肉、亲兄弟。登山者应当有这种胸怀。两岸的山友相隔40余年后组成一支队伍一起登山，这壮举首先就是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的前提。让珠峰作证，这一点艰难不在我们脚下！山上一些失当的安排，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内地方面有失误，请台湾山友谅解。下一步的做法是，因为台湾队员体力较差，作为内地队员，首先想到的应当是照顾好台湾队员，其中也包括尊重台湾队员的一些看法。”这一番热情诚恳的话，使人们面前的“雪雾”顿然飘散。
老曾说：“还是一家人！亲兄弟间有点儿隔阂，化解了，只能使感情更深！”4月19日，台湾由商人、医生、建筑师、画家、登山爱好者等组成的支援队，在蔡添财的带领下携带一万多新台币的药物等物品来到珠峰大本营，对全队支援慰问。但是，大部分人只住了一夜后，因高山反应强烈，只得马上下山，自樟木出境，转道尼泊尔返回台湾。
4月22日，山上天气转坏。全队决定，山上所有队员下撤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3号营地），好好放松休整几天，准备5月初向顶峰冲击。
老曾对内地队员的要求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帮助台湾队员登上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