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学者林沛理于2006年在《亚洲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的电视节目将二流知识分子变为学术明星、学术权威，将一流知识分子变大学问家......易中天、余秋雨，以及王立群、刘心武，以至更早期的阎崇年等人，可以说是中国电视世代的公众知识分子(publics intellectual)，有别于抛头颅、洒热血，将公众利益置于一己利益之前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批在电视观众心目中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明星，最需要的不是学术自由或者传统文化的滋润，而是让他们尽展所长的电视这个强势媒介。
《百家论坛》的制片人万卫曾经告诉易中天：'你最大的特长就是上电视，你就是为电视而生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哑忍这样的侮辱，但对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言，这也许正是最大的恭维与表扬。"作家周月亮也谈到："我抗拒'自便空疏'的所谓'电视知识分子'的学风。" 杨保军称，那些"跑场表演"的媒体"专家"，"混个脸熟"的媒体知识分子，是难以充当权威信息源的，也是难以确证有关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张国功谈道："他们就完成了知识分子明星化的过程。一部分混迹于相声小品演员、肥皂剧、拉拉队、广告、综艺节目、游戏娱乐，情感热线之中的教授学者们没有任何一丝不适应的症状，反而显出前所未有的如鱼得水和长袖善舞。"
2.鼓励的态度
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予以鼓励的态度，认为其提高了电视文化的品位和制作水平、彰显了民主等等。方建文早在1997年就指出，学者介入电视，借助电视这一现代化媒介，传播了较高层次的学术观点与社会思想，对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如上所述郭五林的观点，"塑造教授的知识英雄形象，对于促进全民的教育，对于确定知识的基础地位，电视都功不可没"。白贵、高春梅在《知识分子走入电视--电视与知识分子的双赢之举》中提到，电视与知识分子的联姻是一种双赢之举。电视应该在弘扬知识分子话语方面自觉提供适宜的空间，积极向知识分子"借脑"，以增强节目深度，提高文化品位，更好地发挥引导舆论和传承文明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要善于向电视"借势"，要善于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成大众话语，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更好地担当起"麦田守望者"的角色。
周浩峰在《当知识遭遇电视的速食文化--关注'知道分子'的出现》中谈及知识分子借助于电视媒介的出现，是一种利益的驱动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一种现象，呼唤话语权威开始由上层逐步下放到民间，同时也彰显了民主进程的步伐。曲秀锦、闫忠军认为学者介入电视，是电视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也是必然结果。李北陵也谈道："学者走上电视，谁是真正的赢家？是电视，是学者，是公众，也是社会。出现'明星学者'，虽说不上是'社会大幸'，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对于'明星学者'，虽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评价，甚至还有尖刻的批评，但这恰恰告诉我们：学术的价值，在走近大众中也可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大范围的检验。"陈丹青谈道："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对于易中天现象，陈丹青提出："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3.折中的认识
基本处于前两者之间，一方面认同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应当批判地接受这一现象。如时统宇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更多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成电视话语。这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于电视的档次不断上台阶，都是不无裨益的。尹鸿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进入电视以后，确实有双面性，一方面是说知识分子进入电视，会把一定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研究的东西带进了电视这样一种大众传媒。但是，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逻辑，的的确确也在伤害着，一定程度上歪曲着学术，因为它的话语方式不一样，呈现形态不一样，对学术的深度，学术的纯粹性有伤害。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允许在大学里面搞纯粹学术，我们也应该允许学者们加入到电视行当里面来普及学术"。
李兴亮在《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中提到，掌握了"文化"的知识分子，利用电视传承"文化"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当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电视媒介时，实在很有必要走出"疏离与介入"的二元对立思维圈。一定程度的疏离当然是保证知识分子独立性角色的先决条件，但是这种独立性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对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呢？尤其是根据我国人民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普遍缺乏公共参与意识的现状而言，尤其是根据我国电视媒介从业人员整体上还处于成长阶段而言，知识分子不仅应该积极利用电视作为重要的发言场域，而且有能力也有义务参与提升电视节目的质量。孔令顺在《电视知识分子：游走在娱乐与学术之间》中提到，知识分子究竟应不应该上电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在商业化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甘愿"板凳要坐十年冷"从而远离媒体喧嚣的学者，仍然值得社会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养活的学者教授，也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电视是公共空间，提高其文化品位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 。
三、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正处于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但是在杂多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问题。
1.研究文章规格低、缺乏系统性论述
从研究文章的类型看，发表于非学术杂志和报纸的文章占据很大一部分，虽然也有部分学者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解析和论述，但是整体而言，此方面的研究仍然表现为浅尝辄止的状态，未见有专著之类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有必要拓宽视野，积极引用知识分子研究、文化研究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来深化研究的内容，以期得出具有创新性的认识和观点。
2.概念的模糊导致研究缺乏对话机制
如笔者上面论述的结论，由于国内对"知识分子"概念以及"电视知识分子"理解的差异，使得多数争论表现为各言各说的情况。例如，有关"教授走入直播间"的观点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各方的说法处于不同的层次，其根本原因与对"知识分子"理解的不同有关。倘若将教授理解为"纯知识分子"，即"社会的良心"，那么郭五林的观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再如果将教授理解为中国民众理解的拥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那么其他学者对郭氏观点的批判就显得过于苛刻了。而且，如果把高中以上学历或者如最近的学者认为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认定为"知识分子"，那么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看，几乎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都有可能是"电视知识分子"了。另外，如果把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电视业内的知识分子也是"电视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电视与学术、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放在这个框架内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演成了提升电视媒体从业者素质研究。很多情况下，国内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所以才导致缺乏学术对话机制。
第三节 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1)
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出场是大众传媒深刻改变现代社会的一个表征，也是知识分子如何在当代完成历史使命与思想行为方式转化的深刻命题。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
一、研究的目的
1.以电视批评的方式审视电视知识分子现象
关于知识分子传媒化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难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以往的十多年时间里，关乎知识分子的讨论的各种术语--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美国目前依然十分活跃--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最近，关于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各种论辩已经将焦点移离于大学，因为'个体'知识分子(即非知识分子)被认为已逃避其各种公共责任，趋向于电视大众媒介......早期的法国话语已对法国知识分子不是退却于大学而是退却于媒体提出了质疑。"在电视传媒对于社会影响力日盛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该对其疏远还是介入，是羡慕还是嫉妒，是敌视还是欢迎？知识分子的介入是否提高了电视节目的品位？西方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论断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知识分子电视化的关联如何？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扮演着什么样的文化角色，承担什么社会责任？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的电视化与知识分子的分化、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面前的"新生创伤"等等，直至叩击到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终极问题--"知识分子是什么？"这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这些命题在中国电视传播和电视文化新世纪走向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中国电视事业从1958年开创以来，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摸索、发展，但是，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传媒产业、节目体系和文化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且亟须解决的问题。西方强势电视文化和节目形式的入侵和移植，在打开电视传播新鲜、活跃的局面上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也在满足着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电视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所谓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娱乐成风、媚俗甚至恶俗的传播现象也开始吞噬着健康的社会主义电视文化肌体，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应当关注"绿色收视率"和构建和谐电视文化。
知识分子走进电视传播活动，可谓是一场对低俗或"弱智"的中国电视的"救赎"。当知识分子经历了电视化改造之后，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节目的品位和文化含量，也流露出一些并不令人乐观的现象。曾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羞于提及的"名"与"利"，在电视的大众传播效应下，迅速赋予了电视知识分子们，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争议。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获取了强势话语权后，深刻影响了学术场、公共领域、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原有规则，这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电视乃至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有知识分子的角色困惑，有电视媒体的发展需要，更维系着国家、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为电视理论研究者，有责任对该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释，在肯定电视知识分子成绩和效果的同时，也应批判其中的不良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