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将电视知识分子称为"知道分子"，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平面化话语的特征。所谓"知道分子"，在王朔的表达中是指"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能力，充其量只是比别人多知道一些事情而已"。当今语境下的"知道分子"，"是不甘于苦守书斋，而关注时事，眼光敏锐，善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际问题融会贯通，敢于对许多公共话题及时发表自己的观点，体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知识优势的当代知识分子"。当然这是《新周刊》在2002年对他们的肯定性评价，但是由于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的行为，也必然由于所涉及领域过广，而带来浅层次思维。当一些电视知识分子成为文化明星之后，电视媒体甚至政府部门在决策和宣传活动中的广泛邀请，使他们拥有了对社会各个层面问题发言的权力。例如，余秋雨参加中央电视台青歌大赛进行知识点评，易中天在2005年考察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并作出自己的独到分析，以阮次山为代表的阐述型电视知识分子以对于什么问题都可以点评两句的姿态出现等等。熟悉市场经济运行准则的"知道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通过大众传媒批量生产平面化、世俗化、游戏化的大众文化制品。
3.趣味表达
杜威·麦克唐纳德曾提出，大众文化是"高尚文化的滑稽模仿"。正如笔者在前面的论述，电视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休闲、娱乐，知识分子严肃的话语必须经过大众口味调和才能够进入电视媒体平台，趣味化则是这种转变和迅速接近大众的有效途径。
我们可以举一个反面的例证，北京大学教授周先慎在早期的《百家讲坛》中讲与《水浒传》相关的话题，他本想把在大学中的讲课内容贡献出来，在讲到林冲时，准备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异同做个比较，谈谈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艺术。这时，演讲被导演打断了。"他们递上来一个纸条，说不要讲这些。"周先生说，"我很珍惜自己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这些内容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但是在电视上，显得不那么有趣。"他颇为无奈。这里周先生的遭遇可谓是知识分子话语模式与电视表达的典型冲突，严肃而逻辑性强的推理论证并不适合于电视观众的随意收看，他们希望听到的是轻松有趣的描述。
所以，也有学者将上电视的学者的话语特点总结为，善于口头表达，能够把深奥说得浅显，把枯燥说得幽默，把呆板说得活络，让百姓听懂听进。请看易中天的幽默语录："诺，相当于现在的OK；曹操是喜欢美女的，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搂草打兔子'，收编一些美女什么的；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就是周帅哥......"在《百家讲坛》讲和绅的纪连海为了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甚至在讲演前到相声表演艺术家那里学习如何趣味化表达。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歌谣受到观众的欢迎也是一个案例。从1999年开始，王大伟不断地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节目，他的理论不仅在节目中得到实践，还让他总结出一套歌谣。北京电视台第7频道的《你该怎么办》节目组邀请王大伟做嘉宾。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王大伟设计了很多方案，突然间他想起了以前顺口说出的歌谣，便在节目中穿插使用了几首，节目播出以后，效果很好。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心创作歌谣了。王大伟说："最终成型是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法律讲堂'节目，连续讲了10期，我都用了歌谣，现在一共有50余首歌谣。"
这些歌谣例如："猫眼门链三道锁，无保险柜无刀剑。八月谨防性侵犯，暴露衣裙应少穿。盛夏之夜危险大，观念预防记心间。上了火车要低调，金表名牌尽量少。少打手机不聊天，面对美女心莫跳。不喝对方的饮料，起身回来茶倒掉。"
4.低接受成本
促使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特征形成，不仅有来自电视从业人员的主动改造，其深层原因和推动力来自于受众。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了人在选择某种信息的行为时的一个或然率公式，即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他还进一步做出了解释，报偿的保证主要同内容以及它满足当时感到的需要的可能性有关，费力的程度主要同可得性以及使用传播途径的难易有关。
套用这个公式来认识中国电视观众的收看行为，也就是决定其是否收看某一具体节目的因素，是由收看过程中所得到的报偿的保证和收视难易程度两个部分构成的。所获得的报偿越大，而收视难度越低，观众选择的可能性越大。面对当代信息的无限膨胀，在人们常感到深陷信息海洋困惑的同时，读书的行为也在不断减少，获取认知的方式多以吃快餐的模式展开。电视由于其适应了这一趋势，而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为什么知识分子的电视话语能够被观众选择收看，是其知识代言人身份所带来的观众获取知识报偿预期决定的。而且，电视知识分子在节目中普及知识或文化的传播行为，对于受众而言，获取途径又是比较轻松和便宜的。试想，躺在沙发上，仅用几十分钟的时间便了解了一些平时需要阅读专业书籍才能够获得的知识，而且又是通过故事化、趣味化等的改造，这对于电视观众而言，信息的接收成本相对较低，便倾向于选择收看这样的电视节目。电视知识分子的实用理念正迎合了观众对于不费神地获取知识的需求。
这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行为，观众的接收信息习惯也反过来影响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即要求它们必须裹着知识的外衣，同时又能在短时间内传递普通观众不了解的信息或认识，而且要接收起来比较容易和有趣。这就要求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一要借助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或他人权威话语、经典话语、专业技能等，让自己的话语相对学问化、知识化(最起码要看起来是这样的)，例如"某国某学者这样说过"、"法律学界这样认为"、"《三国志》中的描述是"、"实验表明"之类的表述；二要颠覆普通观众的"刻板印象"式和生活常识中的错误，例如指出对于诸葛亮的"刻板印象"与正史中不符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教授胡小松在央视推出"消费课堂"纠正饮食中的误区、中国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在电视上教人们如何防盗、余秋雨在青歌大赛中指出歌手们的知识性错误等等。
二、标准化的快速思维
电视知识分子面对广大民众，如何有效地表达自己，这始终是一个当代新难题。这也是一个书面写作型知识分子的公共口头表演的适应过程。知识分子如何利用媒体有技巧地说话，并且形成一个电视知识分子群体的口头表演新传统，这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媒体化情境的表达能力的考验。时间对于电视来说是最大的束缚因素之一，习惯了不受时空束缚的书面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等着上电视节目的那刻开始便被用"秒"来计算的时间所控制着，这要求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应如同电视职业工作者那样表现出标准化快速思维特征。
尹鸿先生曾经谈道："大众传媒的逻辑，的的确确也在伤害着，一定程度上歪曲着学术，因为它的话语方式不一样，呈现形态不一样，对学术的深度，学术的纯粹性有伤害。" 这种伤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电视传播是以节目为基本单位组成的，而节目又是一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物，它有固定的时间长度、画面切换规律、播出时刻、言说方式、专业理念等。就像一个标准化生产的盒子，无论要装入的物体是什么样子和大小，只要被整合进节目这个盒子的框架内，便都要符合盒子内部空间和格局的安排，展现出的外貌也是盒子的外貌，而不是装在里面的物品的外貌，物品只能改变盒子的商标(有时候甚至连商标也改变不了)，而决定不了它的整体形象。所以，赛义德谈及上电视演讲时说："直接收受酬劳来传达知识和在大学公开演讲是很不相同的。" 也有学者称，电视将学术人从书斋中拽出来抛头露面的同时也粉碎了学术人原本的话语霸权，他们按照大众的规则来维持其权威的学术形象。
当然，这里大众的规则还要再加上媒体的规则，一起使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符合大众传播的标准化、可批量复制性，包括言行举止、坐姿站态、衣着服饰等都要遵循这种要求。例如，为了保持电视节目的视觉同一性，细心的观众可以注意《百家讲坛》的讲演者无论一个话题讲多少集，都要穿同一件衣服，无论是出于自觉的，还是被要求的。经过制式化改造，《百家讲坛》中的演讲者已经形成固定的套路，以一个悬念开始，以另个悬念结束，话语改造比较自觉的还会在结束时提醒大家收看下集。注意，在很多情况下，学者用的是"集"--很电视化的词汇，而不是"讲"--学术讲座的用语。可以总结这样的规律："《百家讲坛》吸收评书和电视剧的故事性技巧。整个讲座可以分为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讲座内容包括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所以说，"大众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是昔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这里不仅仅是指传统文化的通俗化而言，更主要是指它经过简约的、剔除个性的、具有某种标准化面孔而言"。
在"阐释者"型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中，标准化表现为"固有的思想"，"福楼拜所说的'固有的思想'，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没有一个接受的问题......当你道出一个'固有的思想'时，看上去好像是在发问，但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交流只是一瞬间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流并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表面上的交流"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今日说法》之类法律节目中，专家和学者在分析案例时，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把法律条文给背诵一遍，或者提出一些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以认识到的观点，因为这些是固有的思想，是业已承认的共识，思想武器库中的最常规武器，也就最适合于标准化话语模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对付节目的需要，而且不用冒很大的风险。网络中有网友批评一些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多是"马后炮"，虽然有些偏激，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上谈到的问题。
而且，这种标准化生产的影响还延伸到了电视知识分子的电视活动之外，"频频出现于电台、电视上，大谈自己经历，参与各种事端，成为与政府官员、企业家、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相媲美的'电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重复、复制性的技艺批量生产，原先的那种体现文学精神的形而上的思考与个人对人生、生命的独特感悟淡化乃至消失了，代之的是后现代式的'怎么都行'、'削平深度'、'零度写作'"。
另一方面，"快速思维"是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解释电视记者以及被邀请参加电视的专家学者的行为时提出的，"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这是哲学话语中的一个老话题了：柏拉图将拥有时间的哲人与在广场上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人作了比较。他说的大意是：处在紧急状况中的人是无法思维的"，"电视在赋予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的同时，是不是已经命定只配有一帮子fast-thinkers(快思手)，一些比他们的影子思维还要快速的思想者"？"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有了这么一批负有责任的讲话者，也就免得去找真正有话要说的人了"。这样的认识也可以用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特征上。前面讲的标准化话语中的固有思想和快速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存储了大量类似于答题库标准答案一样的思想，电视知识分子在应对紧迫时间要求下的快速解释时，可以随时像携带了一堆资料卡片一样翻出来使用。
第三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