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易中天以电视知识分子身份获取了丰厚的经济资本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连王志在访谈前几分钟也是一直盯着不放，虽然被易中天的诡辩术给化解了，但仍看出电视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用易中天话说："我就奇怪了，这个媒体啊，包括平面媒体，也包括你们电视台，还包括阁下，怎么都关注这两个字。这难道就是当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吗？不会吧？"如果说经济上不独立，知识分子就难以获得独立的话语权，但是经济上过于受制于媒体和经济权力则又可能丧失话语的自由，这是一个两难抉择。
这场访谈，可谓是一场话语权的授予仪式，通过在电视媒体上阐释，易中天为自己的演讲方式和内容做出了"合法化"解释，进一步引领了受众的话语权以及对学术的理解，也部分剥夺了批评者的话语权。同时，这也是一次话语权力"协商"活动，王志希望通过揭丑来剥夺易中天的部分话语权，易中天则反讽媒体眼中只有名和利，起初王志是以批评者的代言人身份出现，但是通过"协商"，主持人王志和易中天在话语交锋中完成了"共谋"，融洽地分配了这次电视话语权力。
第三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 (1)
"电视对社会形态的描述遵循的是电视的逻辑而非现实的逻辑。所谓电视的逻辑是以追求高收视率为导向的，它强调的是电视节目的'好看'，有时这种'好看'会遮蔽真实的客观现实，所以，电视所建构的现实和实际情况是有差距的，也就会给观众的认知造成影响。"知识分子出现在电视节目以后，还能否保持知识分子话语特征？这需要专门分析。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介入媒体后，便完全丧失了自我言说，"不管你作为知识分子如何想在媒体上表达，媒体可以改造你，媒体按照它的生产方式来要求你做什么，写什么"。而且，由于电视传媒的特殊性，知识分子话语在经历电视化改造中所表现出的变异则更强烈，当然有些是出于自愿，有些出于被迫。
美国学者萨义德曾经说过："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杂志，也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但是，如果说完全颠覆了知识分子话语模式，也显得过于悲观。毕竟电视知识分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上电视的成因和出发点都是知识分子身份，如果完全如普通人一般，那么也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电视的确在改造着知识分子的话语，但并非完全颠覆，电视知识分子话语呈现出知识分子话语被电视化改造后的一系列特征。对于这些特征的总结和分析并不是全部适用于每个电视知识分子，而应当区别对待，毕竟不同类型的电视知识分子在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中的话语模式和特征并不相同。
一、浅思维
张颐武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易中天时，谈到他的走红是浅思维的成功。"'浅思维'是20世纪80年代刘心武创造的一个词，他当时用这个词指计划经济后期不少青年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我用它来指一种既不同于感性的生活经验，又不同于理性思考的特殊思考......其特点有两个关键点：首先，这种浅思维对知识巧妙的'软'性处理，将知识变为有趣的叙述和充满具体可感的素材。故事是这类思考的核心，浅层的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是这类思考的支柱，引人入胜的趣味和漂亮的表达是这些浅思维的中心......其次，这些浅思维的思路其实也切实契合了当下的问题，今天的'草根'不仅仅需要感性的宣泄和满足......他们需要'有用'的'知性'文化。" 从张先生总结的浅思维特征中，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特征。
1.故事化
故事如果直接拆分来看就是过去的事。具体而言，所谓故事，据《辞海》的解释，即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关于"故事"的解释比较简明：真实的或虚构的用做讲述对象的事情，有连贯性，富吸引力，能感染人。
《美学传播学》一书的作者们也指出："'讲述故事'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神话学家、民间故事学家所一再证明，但他们指的是作为一种民间故事体裁的故事，而我们认为'讲述故事'几乎是人类一切文化活动中的普遍的现象。"
在中国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也存在着故事化趋势。有学者称，"短短十来年时间，经过几次革命性的浪潮洗礼，我国的电视节目进入故事化时代。电视进入故事化时代有其历史性机缘，更有其现实的需求。据媒体调查机构克顿顾问对全国的成功电视栏目进行的深入分析发现，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各省市，收视份额最高的栏目中，许多是故事类栏目，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专题节目，故事属性体现越充分，节目的市场竞争优势越明显，越能保持长期的收视高水平。"目前，"故事"获得了焕发光彩的全新契机，有点突如其来地坐上了中国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这不仅影响电视节目生产的模式，并且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生存的有效手段甚至内在地影响到电视节目美学新质的形成。2005年，四川卫视甚至将整个频道定位为"故事频道"。
在中国，故事有最为长久的文化渊源，从汉代的俳优、唐代的传奇到宋代"勾栏瓦肆"的说书艺人，故事文化的传承培育了中国特色的故事艺术传统。听传奇、听故事成为历史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而中国电视节目的故事化则可以看作是对以往浓重宣教色彩的一种修正，也是媒体竞争加剧带来的传播者迎合受众审美品位的叙事调整，这种话语模式已经全面渗透进几乎所有类型的中国电视节目中。
知识分子在进入电视媒体后，也主动或被动地寻求起"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尤其是"讲演者"型电视知识分子。"把教授们的小课堂变成大讲坛，把高端的学术研究变成大众普及的文化产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做专家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是这个栏目的成功秘诀。在这种制作理念下，严肃的教授们都经过了'痛苦'的改变过程。
在谈到这种'改变'时，易中天深有体会：'我虽然是大学教授，但我觉得电视节目的表达手段和日常授课的手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以为上'讲坛'就是把平时上课的东西拿过来再讲一遍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上'讲坛'的老师都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 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要将严谨的学术话语转化为通俗的故事话语。《百家讲坛》节目从在末位淘汰考核中被出示黄牌，到创下所在的央视科教频道最高收视率，其中的转机，就是北京社科院满学会研究员阎崇年所讲的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原因就是他把学问当评书讲。"《百家讲坛》的讲课更像讲故事，无论刘心武的'揭秘'，还是纪连海的'正说'，以及易中天的'品读'，都是在做故事化叙述。不直接把结果告诉大家，而是设置悬念、制造冲突、逐渐展开、层层推进、一步步揭示谜底。"
从说故事的角度来说，《百家讲坛》中大受欢迎的系列讲座里，无论是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还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系列，侧重点都不在学术探讨交流，而是以说故事的形式把很学术的内容以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声画并茂，比起单一的口头讲述和印刷文字来说要形象生动得多。马靖培先生也称，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是由"故事化"带来的。那些原来只有专业人员和少数观众关注的学术观点在《百家讲坛》"故事化"、"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中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迅速升腾的社会影响力让"故纸堆"焕发出"神话"般的魅力。马先生还分析了这种故事化的经验：第一，把学术成果变成剧本；第二，把主讲人变成"讲故事"的明星；第三，把系列讲座变成有分量的、阐述史实的"电视剧"。在帝王戏、辫子戏风行于电视屏幕的时候，《百家讲坛》满足了大众的窥探欲，由此发现"揭秘"是个撩拨和吸引大众的好东西。
揭开谜底的学者教授，言必称《史记》、《清史稿》，言之有据，煞有介事。这与"戏说"、"大话"的电视剧形成了相互补充的态势。人们对历史真相进行探求，大众似乎并不在乎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乎的只是一种获取他人隐秘信息的快感。但是，追求悬念的故事化话语特征与知识分子学术话语特征是具有巨大反差的，在"讲演者"型电视分子的话语里充斥着"到底是谁杀死了他"、"谜"、"究竟结果如果，请收看下集"之类的语言模式。对此，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丁国强先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陈寅恪到香港大学作《武则天与佛教》的学术讲演，许多中外人士怀着对宫闱秘事的猎奇心前去洗耳恭听，他讲的却是纯粹的学术性考据，没有在艳闻上大做文章，使听众大失所望。同样的内容如果由易中天讲出来，想必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其精彩程度不亚于看一部渲染情感加权力争斗的流行电视剧。康慨先生更是指出："BBC也为斯蒂芬·霍金拍过一系列有关宇宙科普的纪录片，但那是在《时间简史》出版之后，他们不会把霍金请到演播室，请他就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或是亨利八世的6个老婆哪个更漂亮、更有心计开个讲座，而且一讲就是两年。他们不会请，即便请了，霍金也没胆子说。"
故事化的知识分子话语特征的形成，无疑迎合了社会中猎奇、窥私、重权谋等浮躁心理，这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认为，随着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对于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理性思考，应该在反思中扬弃过分故事化的非正常状态的电视知识分子言说方式。
2.浅层哲理
电视在取代报纸等纸质媒体而成为社会中的第一强势媒体之后，对于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也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抽象思维日益被以图像为传播介质的感性、图式思维所替代。阿尔温·卡尔南在《文学的死亡》一文中写道："电视不仅是干旧事情的新方法，也是看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全新形式。视觉图形取代文字，简单开放的意思取代了复杂和隐蔽性；变化而不是永恒，分段而不是结构，戏剧而不是真理。"这种变革从电视领域蔓延至传播媒介的各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的《今日美国》报，以大图片、图表式报道、尽量少用文字等方式被喻为"麦当劳报纸"，在文字媒介领域也迎来了所谓的"读图时代"。以"读图"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消费文化特征，带来的直接后果，即思考的平面化。
王岳川先生称，在信息传媒时代里，传媒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图像的泛滥，人类与文字相隔离与拒绝，把文字变成图像，虽然图像的信息容量大于文字，但并不是精于文字、高于文字、深于文字，而是使人们的阅读趋向平面化、空洞化。汪涌豪先生也说："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成年人仅以读图了解知识，并试图通过读图了解更庄严厚重的哲学与历史，这种阅读的正当性就有得一问了。不过是一种卡通式的格式化夸张，就已将这么多人挟制到远离现实的荒诞真空，人的心智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化，能不让识者为之心惊？"易中天的"萝卜史学"通过用当代话语和思维模式重新通俗化解释经典，也带有明显的浅层哲理特征。这种浅层哲理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不过究竟多少人看了这样的电视节目后又去细读经典，或是就把他们的解释当做了经典，这就值得怀疑了。也许美国学者理查德·凯勒·西蒙的话可以为我们提个醒："垃圾文化和高尚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别仅表现于故事的叙述适应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变迁。"
这种平面化思维反映在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中，以浅层哲理的方式实现，即不进行深层次的理论表述(电视话语不允许)，以生活化、通俗化的方式揭示事物和现象的理念，浅尝辄止、老少咸宜。例如于丹走的"心灵鸡汤"路线，据于丹自己说："我也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主题词，那边是一小故事，鼓捣到一起......文化文化就是文了，还得化。"也有学者称："于丹讲《论语》，与快餐有点相似：不引经据典，不考证训诂，而主要谈'心得'，卖的似乎不是高级'营养'。"
第三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