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北京处于更大的巨变之中，高楼广厦，像南海岸边的急速蔓延的红树林，铺天盖地，席卷北京。今后也许除了故宫那一小块中心地带外，北京的大小杂院都会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取代。现在北京居民一批一批地被运进大小不等的水泥空间之中。这又产生了有别于四合院和大小杂院生活方式，其变化之大，往古未有，它必然影响北京人的性格和文化。因此近五十年形成的新胡同文化也必将消失。铁林的《老北京话城南》所记录在这种胡同生活的实况，可以说是它的最后留影。
过去文学作品写到新胡同文化时，往往着意突出左邻右舍相亲相爱的一面，有意掩盖居住过密情况下的邻里之间的摩擦，其实凡是在这样院子里居住过的都会感受到邻里之间的紧张关系。本书中写到人们互相“听墙根”，“有时候看别人说话，表面上骂骂咧咧的，像是骂孩子，其实不是骂孩子，是骂你呢”。“现在北京仍然有四合院，但是那种关系（指邻里关系）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利益是第一位的。那时的邻里关系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期间人们开始互相检举，有‘毛病’的人就把‘招惹是非’的东西给扔了”。这是真实的邻里关系。人们互相监视，探求对方私密；打小报告，弄得人人自危；鸡争鹅斗，无事生非等丑恶现象，乃至人们所厌恶的“小脚侦缉队”与人们居住环境有关。另外，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时达到高峰），也从心理上支持了这种种恶行，使之理直气壮地泛滥。
前不久，我又到本书中所调查的地段走了一遍。我一个门儿一个门儿地挨着看，几乎所有的门内都被私搭乱建的小棚子充塞着。我爱人好奇心很大，非要跑进门去看，结果也很扫兴。我们感受了院子的狭小和杂乱。胡同两边的房子，既破且烂，真是像书中说的一样“大栅栏跟贫民窟似的。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大栅栏就是同仁堂、瑞蚨祥、六必居……什么贫民窟，他们就不知道了”。不要说“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在国人印象中、在大多北京人印象中，又何尝不如此。再看看书中所写的“小环子的‘窝棚’”是最典型的。那只是“一个依墙搭盖的仅有一点五平方米左右的窝棚”，这里冬天不能生火，冷，只好冻着，一住十来年，在这里做、在这里吃、在这里睡。
窝棚的主人小环子52岁，劳改释放，从新疆回来后，房子被占了，没有地方住，居委会批准在这里搭个小棚，苟活于世；抬头庵西边还有一个小棚，其主人二贵还是个瘫痪的病人。这个棚子里也是没电、没火，门口只有褯子大的地方，可是他们一家三口还把这里看做“他们家的外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空间，吃饭，洗涮，解手，聊天都在这条过道里，有人来往还得左挪右躲，好腾出地方来让人家过”。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想扩大点儿自己的面积，为了一间房、为了占领点儿公共空间都要用尽心思，或施展计谋，或大吵大闹。总之人类的生存竞争在这里似乎被放大到无穷大了，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我想他大约没有到过如此互相妨碍的地方。如果他来过，又如何命名这里的“他人”呢？难怪住在这里的老百姓骂它、诅咒它，盼着它早日消失。每当有测量人员到院子里测量都会激起他们的兴奋，他们对这里的毁灭毫无顾惜和留恋。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拥挤的、破烂的，应该是扫灭的对象，可它也是具有深厚负载的啊。在我们想象中这里的三庆园、广德楼、中和园、同乐轩、庆和园、庆春园、广和楼等一系列著名戏园子是“同光十三绝” 登台发迹的地方，讲京剧二百年的发展史离不开这里；这里曾是商贾云集、是同仁堂、瑞蚨祥、内联陞等许多老字号的发源地，它们是北京传统商业手工业繁荣的见证。更会令人想入非非的还有八大胡同，它曾是风流才子诗酒流连、醉柳眠花之地……然而这一切与现在居民的生存状态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求变的迫切与有权有钱者发财的冲动一结合，马上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它们扫荡以尽，这是秋风之前的最后留影。
底层人生活和精神状态
数十万字、数百张照片的书中涉及的人物的品类超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许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像门框胡同特色食品的传人，旧社会的童养媳和老警察，练武把子的，形形色色倒“老票”的怪人，为旅馆拉客的老“盲流”，“吃低保”的市民，为生存顶风冒雨的三轮车夫，释放或保外就医“两劳人员”，跑江湖和走黑道的，以及搞些轻微犯罪活动的人们等等。这些人物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很少为主流社会所知的。我们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对他们却毫不了解。
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平时好像全力追求的就是钱，不管风天雨天，天一亮，三轮车工人的老婆就把丈夫赶出家门去挣钱；倒“老票”的晚上睡在街头，一睁开眼睛就大谈永远不能实现的“一两亿的买卖”；八十多岁的老茶房，年轻时靠玩牌当老千挣钱，当做者问他一生有什么后悔的事儿时，他第一个想起的是不该把当老千骗钱的“技巧”传授给他人……抬头庵中的人家每天没有不谈钱、不为钱少而发愁感慨的。他们感受到靠出卖体力挣钱的艰难，特别羡慕那些靠知识（两臂无千斤养千口）挣钱的脑力劳动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改换门庭。
这些也许会使唱高调的人们鄙视或耻笑。四十多年前我到农村，也曾对农民为了争夺一个南瓜而互骂感到不解，住久了，了解到农民一年才吃320斤原粮和一个工分日值一两角钱的时候，才体会到物质的困境对人精神的影响。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京，参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卖“苦力”的越来越挣不到钱了。一位三轮车夫讲他们挣钱的艰难，“卖力气吃饭，那钱不是那么好挣的，不是到那里就有活，一等三个小时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咱在家里暖烘烘的，那不一样，我哪次回来这脚趾头不是被冻得红红的。夏天挨晒，晒得你晕头转向，冬天他妈的猴冷”。而且对贫穷的恐惧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根源于历史。许多人小时候家里就穷，“没钱”这个残酷的现实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从小到大。三十年前，家里不能给孩子拿出两块五毛钱交学杂费，使他们在学校抬不起头。三轮车夫“眼镜”说“我大脑也没毛病，就是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扔下书包跑到陶然亭去玩，到了陶然亭公园连二分门票都出不起，只好钻围栏进去。现实与历史都让这里的人感受到没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没有什么比钱更值得追求的了。
然而，这不是说他们做人是毫无底线的，法律的惩罚是个底线，这里也有因为疯狂的攫取而被法律严惩的，但这毕竟是个别的，而且也受到这里居民的谴责。总的来说，这里“有小恶，无大恶”，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北京做人要安分的传统对他们还是有约束力的。“眼镜”就说“人啊！老天让你挣多少钱，你就挣多少钱，你挣多了，就会出事。钱是命里带出来的”。“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老天在看着你呢。人啊，要多行善”。这些简单的宗教意识在传统的北京人中很普遍，所谓“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这既是在命运之前的无奈，也表现出人们的自我约束的意识。
这些话语，读过老舍的人会感到很熟悉，因为这种意识在老舍作品中经常出现。可见新旧胡同之间还是有点继承性的。这里既有传承关系，也有文化本身的魅力。三轮车夫中的“文化人”在沉重生活压力下阅读和谈论老北京的传统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享受，小有发达的“北京爷”贾勇沉醉于描写北京生活的文艺作品和走红的艺人交往，都表现出一些底层民众在生活改善后对老北京传统的依恋。
“城南”旧事
铁林所采访这些地方也是我年轻时常常跑的地方，读《老北京话城南》引起我许多回想，它的即将消失也引起我许多惆怅。解放前，家道小康，父亲属于爱玩的一族，常常到这里来。观音寺东口有个娱乐场所，名叫“紫竹林舞厅”，它的对面就是沂园澡堂。“紫竹林”虽然名曰“舞厅”，我的印象中，没有男女相拥团团转场面，好像它以演出杂耍为主，与劝业场五楼的“新罗天”性质类似。所谓“杂耍”就是今天称的曲艺和部分杂技（变戏法、耍叉之类）。因为父亲在这里有点股份，我就常到此看演出。
常在紫竹林演出的是常连安挑班的“常家班”。常家班中最有名气的是小蘑菇（常宝堃，“抗美援朝”时牺牲），非常有号召力。常家班不仅说相声，更以演小戏闻名于一时。我对他们演的《打面缸》《一碗饭》《三不愿意》《傻柱子进京》还有印象。这些小戏，以滑稽为主，逗大家一乐。20世纪40年代末，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故都北平的形势尤为严峻，大多老百姓处于极度不安之中，记得大人们互相打探消息时，常常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八”字，表示“八路”快来了。时局的不确定，更令人们也追求“乐子”，借感官刺激以为麻醉。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当”吧。记得我父亲出来玩，母亲便要他带上只有四五岁的我，而父亲往往先到沂园澡堂，把我往那里一放，嘱咐茶坊（澡堂子、旅店的服务员统称“茶坊”；饭馆的服务员叫跑堂的）几句，便匆匆而去。他出去玩去了，或打牌或听戏，让我在澡堂子泡澡和玩儿，饿了，茶坊到饭馆叫些包子、饺子给我吃，父亲回来一并付钱。此时此事，一晃快六十年了，现在走到观音寺路过沂园澡堂和紫竹林旧址都不免要多看两眼，眼前便会浮起许多少年旧事。
五六十年代，在上中学大学期间，也常跑大栅栏一带，因为喜欢玩，小学时常去天桥，因为那里什么都便宜，无论买东西还是娱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天桥特色基本消失，而大栅栏一带却从以前的高档消费区降格为像过去天桥一样的廉价消费区了。例如门框胡同的小吃像天桥的饮食摊点一样的便宜，门框胡同的同乐影院、大栅栏的大观楼（1960年改为立体影院之前）、煤市街与粮食店之间的新中国影院都是乙级或丙级影院，演二轮或三轮影片，票价一角，有时优待学生仅五分。离同乐不远的前门小剧场（此地就是清代民国间的“广德楼”戏园）是北京曲艺团在那里献艺的地方。
演曲剧是两三角钱一张票，白天曲艺演出，则是随来随进，十分钟二分钱。逛大栅栏累了到里面坐上一个小时才一角二分。前门小剧场还有个分店，那是在前门大街东面鲜鱼口里面的迎秋小剧场，演出形式价格与此相同。前门小剧场往东便是庆乐剧院，这里专演连台本戏，以布景、灯光、武打取胜，颇有些海派作风，只受青年人和不太懂戏的观众欢迎，北京人心目中的一流京剧演员是不会到这里演出的。庆乐的票价自然也是低廉的。我的印象中，这里最贵的票是八角（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几位红角同台的票价是五元）。五十年代李盛藻一度在此挑班，六十年代“天桥马连良”梁益鸣升格至庆乐 。用当时的话说，大栅栏也大众化了。
我们这些没收入又爱玩的小青年还是爱往这里跑的，旧时的许多电影都是在这里看的。如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50年代风行一时，后久不演，我是60年代初在同乐看的。我还常在前门小剧场听曲艺。那时老一辈相声演员还健在，高德明、佟大方、高凤山、汤瞎子等人还常常登台献艺。高德明的嗓子有些哑（常以吃炸酱面，先吃酱抓哏），但表情木然，冷面滑稽，佟大方一身洁白的纺绸裤褂永远那么飘逸潇洒……那时赵振铎、赵世忠是一对搭档，他们还都是小青年（现在均已作古），赵振铎上台永远是衣履俨然，大背头倍儿亮，显得那么干净利落。60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文艺政策相对较为开放，许多传统的段子都被放了出来，我知道的许多传统相声段子就是从那里听来的。老北京的的魅力大约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再说“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东富西贵北贱南贫”是流行于北京的一句俗语。最流行的是前半句“东富西贵”，小时候常常听人说起，那时总以为是指北京东城西城，每当路过东西城时总要看看胡同的房子的格局和质量，觉得还是比外城好。长大后，喜欢读野史笔记，才知道这俗语是清代中叶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并且还有“北贱南贫”这后半句，这样对以前的理解便怀疑起来。
清初，满洲占领北京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形成了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 。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不可能富有的旗人都住在东城，地位高的都住在西城。这样“东富西贵”就没有了着落。另外，内城的北部住的是正黄旗、镶黄旗是“上三旗”的两旗，由皇帝直接统领，当然不属于“贱”。因此认识到这句俗语，根本说的不是北京内城，只能是指外城说的。民国时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有记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