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高我三个年级的大同学跟我说，先秦诸子有人论述“白马非马”“鸡三足”“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不动”等惊世骇俗的命题，令我惊讶不已，赶紧借来《庄子》看，尽管看不太懂，但内心喜悦却难以名状，因为总想猎取新知识，来满足好奇心。上初中我每天上学都要从琉璃厂经过，琉璃厂是北京文化一条街，旧书店、文玩店，鳞次栉比，一间挨着一间。每天在这里都能看到挑动心弦的书籍，可是囊中羞涩，只好如老饕过屠门而大嚼。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琉璃厂的海王村是北京第一家开放的内部古旧书店，凭介绍信购书。它吸引了许多爱书者。1973、1974两年，我几乎天天去。那时已经工作了，每月有四五十块工资，面对琳琅满目的古旧书籍，仍是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在琉璃厂买书时，我院物理系老教授孙念台先生（清末军机大臣孙毓汶的曾孙）与我在海王村门口等着九点书店开门，一起冲入书店时，常常跟我念叨一些话：“不见可欲，心思不乱”“闭着点眼睛，碰到想要的贵书，就当没看见”。可是，哪能呢？人长了眼睛不就是为了看的吗？每天从琉璃厂过，都能看到“可欲”，此时，脚步慢下来，心跳快起来，头脑胀起来，心思乱起来……
另外，是读书的恐惧，这一点恐怕现在青年人很难理解。现在学校当局多么希望学生一心一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青年人哪里知道这个口号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批过来、批过去的万恶之源啊。记得80年代，一次回学院办事，院里一位书记对我感慨说，现在学生不读书，真难办。我上大学时，他正是一位严厉批判“白专道路”的领导。我跟他开玩笑说：二十多年前，我们想读书，你老批判我们。说什么“白专道路，一不留神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他也笑了说了声“真是报应不爽啊”。那时全社会日益藐视知识，学校对于爱读书的学生采取打压政策，谁还敢老捧着书本看，特别是“封、资、修”的书。那时班上不断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批的最多的就是读书。
不要说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那时这些被认为是阶级性很强的领域，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绝大多数被认为是“封资修”），就是潜心数理化的也不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反复批判。可怜我们这些不爱打球，不打麻将，没事就爱看会儿书的同学，被校方视为另类。有人便趁机专门向组织汇报别人读什么书（这正像1959年农村反瞒产私分粮食，组织一些农民成立“闻香队”，到村里各处闻，侦察谁在家里私自起火做饭一样）。隔三岔两，班上就要开个会，点一点乱看书的同学的名，以为警告，老被点名就成了落后分子。遇罗克跟我一个年级，我在五班，他在四班，也老被点名。班主任对他印象一直不好。直到90年代校庆时，返校，碰到他们班的同学，听他们说，他们的班主任对遇罗克印象没变，依然是落后分子。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型图书馆如北图、首图对于高中生是开放的，这是爱书而没有能力买书的人的好去处。高中我是在北京六十五中读的，学校西侧的北池子有5路汽车，北行向西拐经北海可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约需15分钟。每天我4点钟下学，到北图约4点半，看书到8点三刻（晚上9点关门）。偌大二楼大厅，约有200个座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盏台灯。晚上7点以后，一般也就亮着稀稀落落几盏灯。很长时间里只有两盏灯，一是我头前那盏，一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黑瘦的老人，他往往是看线装的有关戏曲的典籍。而我是杂看，乱看，完全是心血来潮。
北图环境优美，又有个养得非常好的花圃。初秋的菊花、深秋的桂花、冬天的腊梅，奇香沁人心脾，使我永难忘怀。然而，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我这样好奇而无知的青年学子的思想任意跑野马的地方。记得1958年，学校里搞“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批判个人主义，互相揭发。我还是抽空儿就跑北图，不料北图在楼内也开辟了一间大房子（休息室斜对面），供读者互相揭发，贴大字报。恕我孤陋寡闻，大约古今中外，很难找到类似的事情了。读者都是萍水相逢，即使来得比较勤的读者之间，也仅仅是脸熟而已。
有什么可揭发的呢？真是给人以“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感觉。当然立了“大字报室”，就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居然还有些积极分子贴了大字报，揭发读者中的错误言行。其中还有我一张，揭发我说，“学校很少有人看赵树理的小说”。当时赵树理的小说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样板。“不看赵树理”就有不革命之嫌（1959年之后，赵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才逐渐成为打击对象）。乱看书也会引起关注，因为常去北图，与大厅管工具书的服务人员很熟。70年代，一度我老借阅佛学书籍，管工具书的一位大姐警告我说，“别看佛学书了，后面有‘文保处’的注意你了”。此时这我才知道原来公安局也参与图书管理。
恐惧也来自自己，因为读书，就难免说到自己读到的书，或说做点口头评论，这往往是祸之始，后来我横被口祸就与评论书籍有关。可是人长了嘴，这种评论就不可避免，就跟人们吃完饭之后，都不免要说一句食后的感觉一样。记得1960年夏天，邻座一团干部买了一本《胡志明主席诗集》。胡能写汉诗，作为外国人不容易。可是那个印本与毛主席诗集的规格一样。我翻看一遍，不自觉地说了一句“没有毛主席诗词写得好”。那位团干部的脸马上晴转阴，冷不丁子甩过一句“你没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也年轻气盛，心想只要有足够的知识，本之公义，不私美，不虚誉，任何人都有权评论任何问题。然而，我还是恐惧，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读书，特别是我们这些把读书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人们，在1980年获得了解放，知识重新被人尊崇，“读书无禁区”被社会普遍认可，读书的恐怖感才与人渐行渐远。
坎坷半生唯嗜书
欣逢《博览群书》300期华诞，庆祝生日，总要说些与寿星有关的话。300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折合成年寿也有25年了。80年代，我看到与读书有关的杂志就有十数种之多，能够坚持下来的是其中的少数。特别在电视泛滥、网络普及的时代，书仿佛是老古董，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就是某些书籍一时能够掀起某种“热”，也是拜电视或网络之赐，先是在电视上或网络上红，于是书籍出版跟上，实际上这只是做了电视、电脑这“二电”的附庸。到了这个时候《博览群书》还谨守自己的阵地，敲自家的锣鼓，不怕旁人讥笑“螺螄壳里做道场”，该庆寿庆寿，该纪念纪念，这种气度和执著的精神让人尊敬。
“书”这个东西自产生后，对它就有两种态度，有好之者，也有恶之者，其原因都是源于它的重要。据说仓颉造字引起“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对于单个的“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由无数的“字”组成的书了。当然，这些都是从文字书籍的功用的角度来说的。对于像我这类读了多半辈子书，很少感到书的“功用”，只是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的准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还是对它心存感激的，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书给我带来些慰藉，为我除烦驱闷，似乎是不离不弃的老友，不必与我划清界限。书不是人，读时也不必看它眉高眼低。我感到最能与我打成一片者也许就是书。这一点也许只有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理解。
有客曾问，什么是你最艰难时期？
我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
客很奇怪，你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难道没吃没喝不艰难吗？大学毕业时，你被整肃，曾被赶到农场被监督劳动四五年，你不艰难吗？70年代因发了点对文革、批林批孔的牢骚被抓至监狱囚禁三四年，你不艰难吗？为什么单以“没书读”为说，这是不是有些矫情、作秀？
我回答，不是。你可能条件优越，许多事情都会给你带来快乐，我则不然，一生当中许多快乐是书带来的。对我来说，读书是学习，后来是工作，更多的还是娱乐。所以读书对我就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书读，只一天，就会没着没落；长了就会使大脑空白，痛苦不堪。半生当中，有时不让读书与你说的那些倒霉的事儿重合，有时并不一定，或者还有分离。
第一：困难时期，身居北京，又在上大学，大学生的定量是34斤（比起四川人一二十斤定量高了很多），所在的学校又是大跃进的产物——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此校1962年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后，从未见有人在公开的发表的文字中提起）面临解散。这个学校前身是个干部学院，在大连附近有个农场，困难时期，土地要退还给当地农民，但粮库中存着十几万斤粮食，校方借着我们下乡贯彻“十二条”（说具体点就是到农村去解散食堂，鼓动农民开荒，种“十边地”，以度荒年）的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100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在北京粮食最困难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100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我另有文记其盛。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八个人，躺在床上，海阔天空，胡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红遍京城），传告哪里的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名曰精神会餐。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的时期。
第二，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的确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连看毛主席书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阶级立场转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