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集会，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有许多朋友都是九年以前见过面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觉得缺少一个人，有许多朋友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缺少什么人呢？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领袖蔡孑民先生。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创办人，他创办研究院的目的，在发展基本科学。诸位晓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以来，的确为国家建立了发展科学的基础；在中央研究院成立近二十年的今天，我们看不见蔡先生，心里很感伤。
此外还少了一个老朋友，就是丁文江先生。丁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出了很大的力，他在抗战发动以前，也是为了抗战的准备工作——调查煤矿，牺牲了。
我们今天在痛念老朋友的时候，听到于院长说，中央不仅要还政于民，同时要把科学研究还给科学家。又听到议长报告说，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经费，决定在全国总预算占一个百分比，议长虽没有报告占百分比的多少，但总占了百分比的一个数字。又白先生报告：国防部对于发展国防科学的经费，占海陆空军总预算百分之二。经费是发展科学的一个先决条件，具备了这一个条件，科学发展应该更有希望，所以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
党政军三方面对于中国科学的将来都希望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我们对于这个期望，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在抗战八年之中，中国科学家对于国家的贡献不能算是很多。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经费的匮乏与生活的困难。我在抗战八年的时间，都在外国，可以说没有受到战争的艰难困苦。但在与朋友通讯里，知道八年之中，许多学术工作者求生存都很不容易。他们跑出实验室，回家还得挑水劈柴，替太太抱小孩，帮太太洗马桶，甚至于有为了几斗米而牺牲生命，或因营养不够而生病、至今尚躺在医院里治疗的。处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要科学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实在是很困难。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大家不畏艰苦，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大家不离开岗位，并不是没有做官与发财的机会，而是不愿意违反自己的志愿，这种精神是可以告慰于我们的朋友的。
抗战现已获得了胜利，我个人展望前途，觉得异常的光明。我这种乐观的话，并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事实证明迎头赶上世界的科学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看美国的学术，在三十年前只可说是欧洲的附庸。那时候，一个学者在哈佛大学或耶尔大学得了博士，想到欧洲去镀金，就是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或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去做研究。在世界第一次大战以后，美国的学术提高了不少，到现在不仅赶上了欧洲，而且成为世界学术的领导者了。
我们平常提到“中国学术”四个字，心里总很惭愧。我们在联合国组织里坐第四把椅子，而没有五十年历史的大学与研究机关。但我们看出美国学术在三十年中的突飞猛进，也应该不至于太悲观。只要有做研究工作的环境，我们在十年二十年里也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各先进国家。
试看与我同年出世的芝加哥大学，今年只有五十五岁，只因得洛克非罗基金的补助，今天已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又如加利福尼亚工业研究院，创办到今天不过二十年，培植成功了许多的科学人才，教授之中得诺贝尔奖金的已有了好几位。又如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创办的历史更短，入这个研究所须先得博士的学位，所以这是一个博士的博士院。这个研究所何以能有这个成绩呢？就是有大量的经费，所以吸收了世界上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如从德国跑出来的爱因斯坦就在这个研究所里。这些都是新兴的科学研究机关，他们在短时期里跃居于世界领导的地位。从这些事实看来，科学工作的迎头赶上是很可能的。
再以我国来说，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国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我们科学都有长足的发展。如林可胜先生，他的著作被世界学术会议采取了四十七处，世界科学家对于林先生非常崇敬，希望他放弃政府的官吏，回到科学研究的岗位，专门从事研究的工作。又汪缉斋先生的心理学，竺可桢先生的气象学，翁文灏先生的地质学，还有安阳发掘的几位先生的考古学，都为世界学者所钦佩。
从这些事实说来，今后只要政府给我们生活安定，并予我们研究上所需要的财力，十年二十年以后，虽不能说成为博士的博士院，至少我们中央研究院可以成为世界有地位的研究院，而迎头赶上世界各先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