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几个分别跟爸爸告别后，我们聚集在门廊，告诉佩格我们准备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爸爸会期待的，那就是找来一位神父为他举行最后的赎罪仪式，虽然我们几个都认为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这个人不能升入天堂，”蒂姆半开玩笑地说，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进天堂了。”迈克尔之前就给温神父打了电话，问他能否马上开车来医院一下，他家距离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觉得让他来给爸爸送行是最合适的，因为他主持了我们父母的婚礼和我们几个孩子的洗礼。但是一场大风雪即将侵袭北美五大湖地区，温舅舅担心被堵在半路上。我们不能怪他，毕竟现在他也是个老头儿了。米歇尔说她会去找医院的神父。
病房里，我们围绕在爸爸的病床前，玛丽乔和我在右边，蒂姆和迈克尔在左边。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放在爸爸身体的某个部位，手臂或者膝盖或者肩膀，四个孩子四双手。“我们全在这里，爸爸。”玛丽乔说。
佩格拿着两支注射器站在旁边，用她那温柔而镇静的语气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我们点点头，然后她注射了药物。几乎同
时我们感觉到他的四肢在我们的手里垂了下来。“我们先让他放松几分钟。”她边说边看了看表，下午2点50分。
就在快3点的时候，佩格拿掉爸爸的氧气罩，关掉助吸器。没有了机器的呼噜声，屋子里立刻变得异常安静，甚至是安详。我们四个，还有佩格和米歇尔全都盯着监视器上显示的爸爸的血氧量。氧气罩刚被拿下来时是96%，然后瞬间开始下降。 93%…… 74%。就像佩格说的那样，爸爸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舒服或者焦虑的表情。“我们爱您，爸爸。”我们四个异口同声。
医院的牧师，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神父来到了，他用欢快清澈的声音主持了爸爸的临终圣礼，这是爸爸几周以来第二次接受圣礼。神父将圣礼油涂抹在爸爸的额头和手心，然后用他的拇指在抹油处画十字架。“希望将你从罪恶中解救的圣主救赎你并把你带走。”他大声祈祷着。然后，他说了几句宽慰我们的话，离开了。玛丽乔提示我们说，如果爸爸能听到我们念一串诵玫瑰经，应该会感到欣慰。经文是一遍《天父》、十遍《圣母玛丽亚》，还有一小段我从小到大称之为《荣耀归于父》的祷词。我们现在都没有念珠，于是我们掰着手指念《圣母玛丽亚》，有我姐姐和迈克尔领读，蒂姆我俩也能不磕磕绊绊地跟上了。
念完经文后，我往窗外望去，看见第一场雪飘落下来。来自加拿大的暴风雪就要到了。这时候我们听见外面天使在唱歌。声音从另一头的走廊传来，离我们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亮。这是一群医院志愿者，他们走在这个最悲伤的走廊上，在每道门前停下来唱圣诞颂歌。战争结束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他们在爸爸病房外面唱着《平安夜》，甜美而抚慰人心的声音环绕着我们，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我喜欢让爸爸在这种环境中离开。歌声还在继续“到处是安静，到处是光明……”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蒂姆说：“你知道《圣母颂》吗？爸爸对圣母非常崇敬。那首歌会很有意义。”领头的歌唱者向我们道歉说他们没有排练那首歌。我们再次感谢他们，然后回头看爸爸。歌手们一定重新考虑了我们的提议，因为我们身后传来那熟悉的歌声，温暖而圆润，如同抛光的红木。当第一场暴风雪在窗外飘落，整个世界笼罩在白色中，他们唱起了爸爸最喜欢的歌，此情此景，真是让人很难不微笑，也很难不落泪。
下午的时光慢慢过去，供给爸爸生命的氧气也在他的血液中慢慢溜走，显示器上的数字还在下降： 64%——57%——45%，下降到40%的时候，佩格打破了沉寂说：“一般人到这么低就不行了。”但是爸爸的心脏却还在跳动，血压也很顽强。即使他现在失去了意识，他还在坚持，还在呼吸。爸爸在向我们预设的快速死亡挑战。
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玛丽乔和蒂姆回家告诉妈妈这件事。我们都害怕这么做，但是最后她还是再次证明自己是个坚忍不拔的老太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我猜她比我们几个都更早料到她的丈夫不能再回家了。迈克尔和我继续守在爸爸身边，即使现在他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孤单地离去。接下去的两个小时，我俩大都安静地坐在床边看着爸爸的呼吸。最后，我说：“你还是回家休息吧，要是有什么变化我给你打电话。”我确实想让哥哥休息下，他看上去累坏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单独跟爸爸多待一会儿。迈克尔同意我的建议，但是我先去了自助餐厅，吃了碗粥，并打电话给珍妮向她和孩子说了最新情况。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让迈克尔回家了。我站在爸爸床前，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到外面的白雪。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了，我不再觉得无助和悲痛。死亡不再那么令人恐惧。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感觉，那就是平静。平静甚至……美丽。这就像孩子出生的第一次呼吸或者蝴蝶的破茧幻化一样，是自然界生命的韵律。站在那里，我想到时光由春入夏，从夏转秋，每个日落所预示的黎明的到来。我还想到家里那棵倒下的老枫树和在它的地盘长出的新花园。更多地，我想到爸爸以及他给我们树立的生活的榜样——我们之间虽然有着很多分歧，但是我身上有着爸爸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深深印记。
米歇尔从门口伸进头来说她今晚要回家去。“我会想念你的爸爸。”她说。 “他很喜欢你。”我告诉她，她拥抱了我一下。
和米歇尔轮班的是一位年轻、温文尔雅的男护士，名叫詹姆斯，他有着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灿烂的笑容，让人觉得温暖和幸福。“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他问。
“没有，”我说，又考虑了一下说，“其实，有，能给我拿一支笔和一张纸过来吗？”
“我爸爸有过很多角色。”我坐在他的床边，跟他腿挨着腿写道。于是我开始罗列出来：儿子、兄弟、丈夫、爸爸、爷爷；工程师、数学家、老兵、童子军队长；集邮者、花匠、古典乐迷；忠诚的天主教徒。我抬头看看安静地躺在生命的分界线上的他，继续写：“更应该说的是，他是个好人，有爱心、温柔的、善良的好人。”无意识中，我在开始给他写祷词，下周在他的葬礼上我将念的那段祷词。
我在纸上潦草地记录着，描写他居无定所的童年，帮助他，使他得以上大学、拥有他不敢想象的前途的法语老师。我还记下他可以不去珍珠港的双重原因以及他还是下了参军的决定的举动。我写了他从战场回来，兜里揣着四年来积攒的每个周日要给教堂的捐款，以及那件事如何促成他和妈妈的姻缘。我还取笑他工程师式的超级严谨和他对筷子的奇特的偏爱。
我记下爸爸大大小小的发明，他为了在冬天保存好玛丽安号，设计了一系列的曲柄和滑轮将它拉到车库的屋顶上。那次他正要测试自己的这个发明，抬头看见我，这个给他拿工具的小助手，然后开心地对我说：“一个小数点的改变，强尼，我们的别克汽车就完了。”他知道他的小数点是对的，他只是想教育我即使小的不起眼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一直写到无话可说了，然后把纸折起来塞进我的衣兜里。 “爸爸，”我边说边用手指梳着他的白发，“你的一生真是精彩。”我的手指划过他的眼眉、鼻梁。“我会想念您的。”
11点，蒂姆和伊丽莎白一起回来了，我就拽了一条毯子和一个枕头去走廊另一头的休息室了。再醒来时伊丽莎白在摇晃我。 “快来，”她说，“爸爸的眼睛睁着呢！”
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确实睁着，但是暗淡无光。他的心律正在下降，原本整夜都缓慢而平稳的呼吸现在也变成了被长时间沉默隔断的短暂喘气。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他再也听不见了，蒂姆和我还是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话。他深深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我们俩都看着心脏监测器。那条绿线最后跳动了一下，然后在屏幕上成了直线。詹姆斯护士一定也在走廊那头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同样的一条线，因为他来到了我们身后，用他最温柔的语气说：“他去了。”几分钟后，一位我从来没见过的医生走了进来，拿着听诊器听了听。这就是爸爸去世的时间：2004年12月23日，星期四，凌晨1点16分。
我们走出医院，走在寂静的雪地里，庞蒂亚克犹如盖了一层雪被，干净得一尘不染——这个城市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也是在八十九年又两个星期后他去世的地方——看上去美不胜收。三寸厚的白雪覆盖住了所有的东西，在路灯下闪闪发光。雪上甚至没有任何车轮的压痕。不知为什么就是感觉那是完美的，就好像天堂在试图给我爸爸和他所接触到的一切披上一件纯洁、善良和优雅的寿衣。
我把爸爸的别克车开上伍德沃德大道，在漫天大雪里走在前面带路，蒂姆和伊丽莎白在后面跟着。我开的很慢，透过来回摆动的雨刷看着铺着白色毯子的道路。凌晨3点，我钻到地下室沙发上的被子里，立马睡了过去，睡得很沉，但是也很累，一直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