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始终是我的一个爱好，虽然在这方面我没什么天赋。这些年来，我做了相框、案板和给孩子们玩的玩具车。最近几年，我开始在小森林里搜索，寻找那些被伐倒的各种漂亮的原木做木材——红橡树、黑胡桃、黑樱桃——把它们锯成厚木板，然后把这些厚木板设计为薄板。爸爸的盒子设计和制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辈子我给他的都是些能够想的到的礼物：刮胡水、领带和已逝总统的传记。但他不再年轻了，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在我结婚后的这些年我们渐渐疏远了。这一辈子我们都背负着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十字架。爸爸天性拥有信念，而我是带着怀疑的诅咒来到这个世界。他天生就相信，而我注定要怀疑。做这个盒子就好像设计花园，是我试图越过这个鸿沟的尝试，让他知道我仍然关心他。
我拿起盒子，它比我记忆中要重些，我抚摸着手工打磨的光滑的盒子表面。妈妈在床上侧着身睡觉，她像孩子一样半蜷着腿。我不想吵醒她，当然这也不太可能。我拿着盒子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把它放在爸爸的膝盖上。
“我想你肯定想知道我拿它来做什么。”他说着打开了盖子。
里面全是我们家收藏的贵重物品，其中有一些我从来不知道。他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拿出来，给我作简要的介绍：他爷爷的用银和乌木做的念珠；他爸爸的金属框眼镜；他妈妈的驾照；父母的婚戒。他从一个小的马尼拉信封里倒出来一堆他在海军服役时获得的军功章和金属带。“我们曾经叫它水果沙拉。”他说。
他打开了底部的抽屉，掏出他爸爸的金表，这块金表是1909年他爸爸从通用汽车公司获得的奖品，因为他加入了第一个驾驶着机动车到达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峰峰顶的探险队。爸爸还拿出了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幸运兔脚。在一个小袋子里放着他收藏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服务勋章，每个上面都有一颗小钻石，记录着他四十年职业生涯的各个里程碑。爸爸把它们一个一个的介绍给我。这样我才能明白它们背后的故事，这样有一天当我和我的孩子或孙子，或者是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或孙子，在这个盒子里翻找时，这些东西也许会意味着更多，不仅仅是褪了色的小古董。每件物品都有它的故事，我们家庭的故事。每件物品都能让我们与我们的过去联系起来。我能看出来爸爸不想它们被遗忘。
从抽屉的最底部他拿起一张被折起来的纸，我发现那是我在把这个盒子寄给他前放进盒子里的信。现在他把这张纸拿到我们面前，然后大声念出我在大约一年前写给他的那些话。我写的那封信描述了我制作这个盒子的整个过程，从选木材到为盒子表面打上最后一层蜡。它描述了我是怎样把盖子弄成斜面并凿出凹槽来装上铰链。我承认了在这个过程中犯的那许多错误，以及接下来不得不进行的弥补，以至于最终没有达到一开始所追求的完美的程度。我认为，在这一方面，这个盒子像极了人生。
我是这样结束这封信的：
“孩子们看着这盒子慢慢成型，那也不错。他们知道它是给他们爷爷的，这使得这些对他们来说更加特殊。科琳对这个尤其感兴趣，因此她挨着我旁边，在我的帮助下，为她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松木盒子。这是我们父女两人单独相处的好机会，这使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在地下室的工作台边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在那儿从您那里学到了很多。
这就是您盒子的故事，爸爸，它是用我谦逊的手和坦率的心做成的。我不知道您会怎么用它，我打赌您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您能把它放在您在早上或者深夜能看到的地方。每次您看到它，我想让您知道我是多么感激您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对于我的意义。您是所有男孩所想要的那种父亲。”
爸爸把信重新折起来放回盒子的底部。“这封信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约翰。”爸爸说。
这时楼下的伊丽莎白说饭菜准备好了，我说：“我想我们该吃饭了吧。”
晚饭过后，迈克尔和伊丽莎白在洗餐具，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我排练了很久怎样开口的话题。我在行李箱里装了一台摄像机，打算把采访爸爸的故事录下给后代孩子们看。妈妈犹如一本家庭的纪年史，她天生喜欢讲过去所经历的故事。她翻来覆去的讲述使孩子们把她的事情都深深刻在了脑海里。而爸爸则相反，很少回忆他的过去，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保守秘密，而是因为他太谦虚，以为没有人想知道他的人生经历。我想在时间不晚时记录下从他自己口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在时间不晚时”这话说起来都觉得尴尬。当初爸爸开始化疗时，我还满怀希望觉得他能抗争过白血病，现在他正在奋力地与这个有可能致命的疾病对抗，让我如何开口说要采访他，而不让他觉得我已经放弃了呢？我干脆问他最后的遗愿是什么好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无论怎么掩饰，他也能听出是什么意思。孩子们只有在知道时间不多的时候才会向父母提议这种事情。我结结巴巴、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说了。
“您看，爸爸，我在想，”我说，“我想采访您，关于您的人生，我带来了摄像机。” “好啊，”他说，一刻都没犹豫，“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把摄像机放在三角架上，镜头对准爸爸，按下了录像开关按钮。
“咱们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问。
“你决定就好。”爸爸说。
“好吧，从最开始讲起吧。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1915年12月10日，在密歇根庞蒂亚克的富兰克林路，富兰克林路241号。”
“您是在医院还是家里出生的？”
“家里，那时候医生会到家里帮忙接生。”
“我们往前推一些吧。我们格罗根家族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的第一人是谁？”
“詹姆斯。曾伯祖父詹姆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内战刚过他就来了，买了斯科特湖路的一小块农场，就在离这里十分钟的地方。几年后，他把弟弟帕特里克叫来了，”爸爸继续说道，“帕特里克是我的曾祖父。”爸爸因为我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随祖先取名感到高兴。
“您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我问。
“那很简单。”爸爸开始给我讲起了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当我爸爸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的妈妈得了肺结核，被送到俄亥俄疗养院治疗。爸爸的爸爸还要工作，所以爸爸被送到他奶奶那里。爸爸的妈妈——我的奶奶埃德娜——已经离开家两年了，爸爸只能通过她写回家的信认识自己的妈妈。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午觉醒来，睁开眼发现一个陌生人正俯身看着自己。
“我睁开眼睛就发现这个温柔的女士正在凝视着我。她在向我微笑，我知道那是我妈妈，我马上就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得到。”
他声音沙哑了，于是勉强笑了笑以摆脱激动的情绪。“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还会激动得想哭，”他说，“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继续引导他，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他生命走过来的每一步：他小时候在天主教学校的日子；他弟弟和妹妹的出生；他的父亲在汽车业萌芽时期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技工的辉煌时期，以及在大萧条后重新开始事业的漫长而又挫折重重的奋斗经历。他向我讲述了因为他父亲的各种短期工作，全家人如何搬到克利夫兰、纽约、费城，最后又折回到纽约。他描绘了因为这种动态的生活方式，他去过的一连串的公寓、社区和学校。我感叹于他能记住那么多细节。他回忆了曾经住过的每个街道的名称，有些甚至只住了几个月，还有他八十多年没有见过的老师的名字，也一一向我道来。
爸爸在费城杰曼镇上高二时，他的父亲又一次丢了工作，正好家宅的新主人违反了土地承包合同，这次全家别无选择，只得回到庞蒂亚克富兰克林路收回家宅。到了家宅才发现，爸爸的出生地被用做了妓院，爷爷把妓女们赶走了，将草地翻耕变为菜园，他找了一份农场工人的工作，晚上就在住宅前的车道修车来赚点外快。
爸爸打算从庞蒂亚克高中毕业后就试着去汽车工厂找份工作，以补贴家用。“做梦都没想过要上大学，”他说，“我们穷得叮当响。”但是那学期即将结束时，奇迹发生了。像爸爸总爱说的那样，那说明了一个小人物的一次善行可以产生改变他人命运的影响。
“我的法语老师，布兰奇·艾弗里，祈求主保佑她的灵魂，”爸爸停顿了几秒钟接着说，“一天下课后她打电话给我，问我‘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我说，‘不知道，可能试着找份工作吧。’她说，‘你真的应该上大学。’我告诉她，‘可是我没有钱，什么也没有。’这时候，她要给我——”他一句话说到半截停下来，我感觉他是在努力使自己不显得太激动。“她要自己掏腰包给我交学费。”他的声音又沙哑了，几十年过去了，那位老师的慷慨与伟大仍然让他感动万分。“我说，‘不不不，我不能，我爸爸不会允许我那么做的。’这时候她跟我说起了奖学金的事情。她说，‘我去找校长谈谈吧。’原来校长是庞蒂亚克汽车公司人事经理的朋友，他们讨论后觉得我很适合去GMI。”
“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学院？”我问。
“是的。那是个合作项目。你工作一个月，上学一个月，用工作的钱读书。这就得让通用公司或者它的分公司资助你。”庞蒂亚克汽车公司资助了我父亲，于是随后四年，他奔波在弗林特的课堂和庞蒂亚克汽车公司提供的各种工作之间。“我一个小时能挣55美分，而我的学费加食宿费是35美分一个月，”爸爸说，“如果我节省些，还能存下钱的。”
通用公司学院不能授予学生学位，但是爸爸利用他在那里获得的学分转到了密歇根大学，并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工学院毕业，成为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格罗根家族中第一个拿到大学文凭的人。我问爸爸他的父亲对这件事是怎样的反应。
“爸爸没有太多表现，”我父亲回忆说，“他不是那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很骄傲，我能肯定他为我感到骄傲。”
带着这张新取得的文凭，爸爸回到庞蒂亚克汽车公司当了一名助理工程师，他住在家里，靠这个工作养家。不久，他的父亲得了晚期癌症，彻底被击垮，五十六岁就去世了。“他生命弥留之际我们都围在他的床前。”爸爸说。
我父亲从此独自承担起养活妈妈、弟弟、妹妹的重担。到1941年11月7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父亲本可以很容易地安全躲过这场战争，也不会丢面子。这不仅因为他要养活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而且他们公司为了战争进行了重组，他被安排了设计
大型武器装备的工作。所以说大后方需要他，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然而他还是应征入伍了。 “您为什么那么做？”我问。爸爸用手指摆弄着桌布想了一下。“就是觉得那么做是对的。”他说。 “嘴巴觉得干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换了录像带，然后问：“谈谈跟妈妈的相遇吧。”浅浅的微笑爬上他的脸庞，可以看出他仍然深深爱着妈妈。我听妈妈讲他们的恋爱很多次了，但是还想听爸爸怎么说。
战争结束后，爸爸回到庞蒂亚克，重新拾起在庞蒂亚克汽车公司的工作，回到他母亲和弟弟妹妹那里住。遵循着老习惯，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工作前的弥撒。那里的助理神父乔·霍华德对他很亲近。父亲引起他注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无疑是他的慷慨。爸爸一直觉得应该与教堂共享每一分钱。在南太平洋军队的那些日子，他一直惦记着错过的教堂的每周捐款。所以一回来，他就往捐款箱里放了一张与那些累计金额同等数目的支票。不久后，霍华德神父邀请这个近来归国的海军上尉到安阿伯的霍华德家享用周日晚餐，并拜见神父的母亲。神父没有提到他的妹妹露丝也会在场。露丝战争时期在安阿伯外的柳树机场工作，三十岁的她仍然单身，住在家里。我的舅舅乔神父在充当媒人。
就像妈妈讲过无数次的那个故事，她对这个沉默、书呆子气的男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是如此的漂亮、自信、骄傲，哪里会拿这个1946年秋天哥哥拉到家里来的单身汉当回事。我父亲则不一样，完全被这个有点讽刺性幽默感的娇小黑发女子吸引了。她有一种天赋，能将他的沉默用笑声和不间断的玩笑塞满。他感觉跟她在一起很舒服。爸爸用他腼腆又井然有序的方式追求妈妈，最终打动了她的芳心。（妈妈的版本里总是包含一段搞笑的故事：她的羞怯的追求者用了好几周的时间鼓起勇气开始了他们的初吻。）那次晚餐后过了一年，也就是1947年8月16日，乔神父和温神父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十一个月后他们把玛丽乔从医院抱回了家。
在我的录像机前，爸爸说了两个小时，讲述了他们婚姻早期的快乐时光，那是住在底特律的一个一居室里，用硬纸箱当做餐厅的桌子。他描述着他们的第一座房子，在底特律的彭布罗克街，还有他是怎样在小后院里造了个沙箱。他讲了失去玛丽安的心痛，还有我一岁时搬到港丘的决定，在那里能让他的孩子们享受他所不曾享受到的美好。他告诉我他能想起来的我记事前的所有事情。然后他说：“我现在觉得有点累了。”于是我关掉摄像机，看着他拄着拐杖，慢慢爬上楼梯去卧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