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起床！小懒虫们！”那声音从太空中传来。 “醒醒，醒醒，我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要去度假了。”我睁开眼睛，看到屋子的另一头，妈妈正俯身在我哥哥的床头。而她手里，拿着那根可怕的羽毛。 “起床时间到了。我的小蒂姆。”她一边哄着，一边用羽毛尖挠哥哥的鼻孔。蒂姆用手挡开羽毛，并努力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妈妈。她叫醒我们的方法日益革新，并乐此不疲。
她坐在床沿，开始使用她喜欢的一个老伎俩。“现在开始，如果你一点都不喜欢玛丽·凯思琳·麦克伯尼，就板着脸不要动。”她欢快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我看到我的哥哥，双眼双唇紧闭，下定决心这次决不能让妈妈得逞。“真的一点儿，一点点儿都不喜欢？”妈妈一边耐心地问着，一边用羽毛刷过哥哥的脖子。哥哥此时更加用力地闭紧了嘴和眼睛。“我是不是看到有一丝笑容了？哈，我想我确实看到有一丝笑容了。你有一点喜欢她，对不对？”
蒂姆已经十二岁了，很讨厌一个名叫玛丽·凯思琳·麦克伯尼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之所以会让十二岁的男孩子讨厌，是因为她可以在操场上粗鲁地挖鼻孔直到流血，她也因此而闻名。而我们的妈妈也拿她作为早晨的起床号令。“真有点喜欢？”妈妈继续耐心地问着，并用羽毛顺着哥哥的脸挠到耳朵，直到哥哥无法忍受为止。蒂姆的脸因为忍受这种折磨而变得扭曲。尽管他拼尽全力地去忍，但最终还是爆笑了。这种笑可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从床上跳起来，噔噔跺着脚，冲进了卫生间。
带着成功的喜悦，母亲拿着羽毛向旁边的床走过去。我二哥迈克尔九岁了，同样很讨厌他班上的一个女孩儿。“嗨，米奇，如果你一点也不喜欢艾丽斯·崔沃特，坚持板着脸别笑……”她一直用羽毛挠哥哥，直到他也忍不住了。我姐姐当然也跑不了这样的待遇，而且她是我们几个中最大的一个，母亲总是从最大的开始依次叫起。
轮到我了。“哎哟，我的小约翰，”她一边叫一边拿羽毛在我脸上蹭，“你喜欢谁啊？我想想，难道是辛迪·安·塞拉霍斯基？”辛迪·安·塞拉霍斯基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女孩儿。虽然她只有五岁，我也只有六岁，她已经向我求婚很多次了。我努力保持严肃的表情，下巴都颤抖了。母亲还不罢休，“是辛迪·安？一定是！”她说着拿羽毛划过我的鼻孔，我忍不住咯咯笑出来。
“妈妈！”我一边反抗地叫着，一边跳下床。清爽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飘进来，带着新修剪的草地和紫丁香的幽香。
“孩子们，穿上衣服，拿出你们的啤酒箱，我们今天要去圣安妮大教堂。”妈妈宣布道。我的啤酒箱是穷人版的军用小提箱，放在我的床尾，上面贴着一层废旧墙纸。不是因为我们穷，而是我父母忍不住节省，哪怕只是一分钱。我们每个小孩子都有这么个小箱子，每当出去旅游时，这些结实的厚纸箱就被塞得像手提箱一样。爸爸把它们整齐地排放到雪佛兰的后备箱里，这样就是完全免费的行李了，所以爸妈都喜欢这个办法。
即使在我们这个天主教社区里，其他人家也像多数家庭一样度暑假，比如去游览名胜古迹或者去游乐园玩。而我家却总去神圣之地，比如寺庙、教堂、修道院。我们点烛下拜，祈祷神灵保佑。圣安妮大教堂是北美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坐落在魁北克附近圣劳伦斯河畔，我们从底特律郊外驱车大概七小时就到。接连好几周了，爸爸和妈妈给我们讲了几百年来那里发生的神奇的愈病故事。他们说早在1658年，一位在那最初的教堂里干活的农夫，在用石头砌地基时，他的风湿病突然好了。“我们的主办事是很神秘的！”爸爸喜欢这么说。
我拿着装好的厚纸箱到了楼下，爸爸已经把准备好的帐篷挂在旅行车后面，远行途中我们就在里面睡觉。妈妈也做好了三明治，很快我们就出发了。圣安妮大教堂果然名不虚传：由大理石精雕细刻而成的双子塔直插云端，这是我见过的最宏伟壮丽的建筑。教堂里面更令人难忘：主入口的墙壁上挂着数不胜数的拐杖、手杖、支具、绷带和其他辅助残疾人的器具。这些都是圣安妮治愈那些人时帮他们解脱下来的。
周围熙来攘往的都是前来朝圣、祈祷奇迹的发生的残疾人。我们点燃蜡烛，父母领着我们来到教堂长椅那儿，跪下双膝向圣安妮祈祷，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疾病需要祈求治愈。“你需要请求被接纳。”妈妈小声说。我低下头请求圣安妮如果日后我的腿坏了，请让我能再次走路。我们在外面爬上山坡，沿途十四站形象地描绘了耶稣最后的受难时刻的景象，我们在每处都停下来祈祷。这次行程的重点是我们爬上二十八级台阶，据说这些台阶复制于耶稣受难前，爬去面对彼拉多①的台阶。但是，我们并不仅仅是爬上阶梯，而是跪着并且每层都停顿一次大声说“万福玛利亚”。
向上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身后紧跟着的是玛丽乔和蒂姆，之后是迈克尔和我。在第一阶时，我们念道：“万福玛利亚，你充满恩慈，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生子耶稣同受赞颂。”在说耶稣名字的时候，我们把头低得很低。来到第二级台阶，我们又念：“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在今日和我们临终时，为我等罪人祈求天主。阿门。”接着我们又爬上下一阶，继续诵念祈祷文。一遍又一遍，当我们慢慢地前进到达最高处时，迈克尔和我互相戳对方并交换眼神看谁能令对方先笑出来。
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礼品店，在那里我选了一个内装圣安妮的雪花玻璃球。妈妈在大教堂后面的水龙头那接了一瓶水，认为它是神圣的，如同从卢尔德②或其他神奇的地方取来的圣水一样。之后教区神父会为这瓶水祈福，而她会把它放在亚麻制衣橱里。当我们生病时，特别是持续发烧或嗓子疼、耳朵疼时，她便会取出这瓶水，用里面的水涂抹一下我们的前额、嗓子及耳朵并用手划十字。
回家的路上，爸爸和妈妈玩起了蜜月游戏，这总是给了我们这些孩子无穷的乐趣。“低一点，孩子们，不要看！”妈妈一边指示我们，一边溜到父亲身旁的座椅上。她紧挨着父亲，将头靠在他
① 彼拉多：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是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② 卢尔德：法国西南部上庇里斯省的一个市镇，也是法国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
的肩膀上并在他的脖子和脸颊上留下很多吻。他在开车的时候，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宁静的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父亲不是一个容易显露感情的人：晚上的时候，他送我们去睡觉，并不会拥抱或亲吻我们，而是和我们用力地握手，看来他已经和我们一样在享受蜜月游戏带来的快乐。
“亲一个，亲一个，里奇。”妈妈轻柔地低声说。
我们四个孩子在后车座里挤成一堆，抬头看着他们跟情侣鹦鹉一样偎依着，我们用聪明的暗语谈论他们。每个经过的汽车驾驶员想必都以为我们的父母是新婚夫妇在度蜜月。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正在接吻的夫妻已经有四个孩子，正藏在后车座并且尽情地咯咯笑。“又来了一辆车，”我们一致地尖叫着，“再吻他一下，再吻他一下。”妈妈总是很乐意服从。
又一次成功的家庭神迹之旅即将结束。我们在清新的加拿大空气中露营，朝安大略湖中扔石头，吃着在篝火上烧烤的我妈妈拿手的猪肉青豆，然后跪着爬上二十八级台阶并一直祈祷，祈祷生活美满幸福。我的父母热爱天主，互爱对方及我们。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可以四处跑着玩耍打闹。我有一个房间，在那里可以随意拿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如玩具或啤酒箱。最好的事情是，如果有什么事做错了，我只要一天的行程就能到圣安妮大教堂，用她那神奇的治愈力量让一切步入正轨。那是一段多么梦幻奇妙的时光。
我的父母邂逅于1947年，那时爸爸刚退役不久。他曾经在南太平洋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四年。相遇一年后，他们就结婚了，几周后母亲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在即将为人父母之时，他们做了一个约定，他们的子孙后代，女孩儿取圣母玛利亚的名字，男孩儿取圣约瑟夫的名字。圣约瑟夫没有享受任何生育的快乐，却承担起了父亲该尽的责任。在我家，圣母“无玷怀胎”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圣神奇迹般地将天主的孩子降临到处子之身的圣女玛利亚的子宫中，而可怜但又毫无怨言的圣约瑟夫承担了一切。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
我的姐姐，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被赐予了两个天主教的名字。我的父母在洗礼时为她取名玛丽·约瑟芬，后来简称为玛丽乔。接下来的两个男孩分别叫蒂莫西·约瑟夫和迈克尔·约瑟夫。
在男孩子们降临之前，还有一个夭折的女孩儿。尽管她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呼吸过，但也被父母赐予了洗礼名：玛丽安。唯一见过这个女孩儿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尽管只有几秒钟，但爸爸说这个女孩儿简直就是完美无缺，就像是一个洁白无瑕的瓷娃娃。医院对生产的女性都要实施麻醉，当我妈妈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等候在她身旁，极力寻找合适的言辞来告诉她一切。当妈妈睁开眼的瞬间，她脸上的神情让爸爸永生难忘。她满脸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笑容在唇边漾开，睁着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喜悦的期待。然后，爸爸紧紧地攥着她的手，说：“亲爱的露丝，现在我们的孩子和天主在一起了。”
他们哭了，然后开始祈祷，还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一定是有什么神圣的原因，让这个孩子还没有经历人世间的一切就升往天堂。随即，他们安排了一场天主教葬礼。直到今天，那小小的棺木仍旧静静地安放在安娜堡市祖父母的坟墓中间。
我出生于1957年，爸妈为我取名为约翰·约瑟夫。起先，爸妈希望我能够和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同一天出生。当我错过那一天后，他们又希望我和圣约瑟夫共享同一天生日，而这个名字对我们家族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我再次错过。当我终于在春季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20日降生后，我便拥有了另一个值得夸耀的资本，我的出生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妈妈亲昵地称我为小水仙花。
从一开始，妈妈的这朵小水仙花就不是一朵受人冷落的壁花。或许是由于每天早晨我吃了过多的克兰奇船长牌麦片——那东西甜得我牙疼。或许因为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极力想要获取爸爸妈妈的关注。无论是什么原因，我生来就精力充沛，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控制能力。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会像小龙卷风一样跑过屋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开心尖叫。有时爸爸干脆直接扑向我，整个抱起来按倒在地上，任由我的两条腿使劲蹬来蹬去也不放手，直到他确定我安静下来不会再弄伤自己了。有一次，我在屋子里来回跑，抓来妈妈的扫帚举过头顶，扮演手持长矛的骑士。“给我停下来，马上！”妈妈命令我。我倒是停下来了，不过在我放下扫帚前，它撞到了挂在门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球，无数的碎片像淋浴喷头中的水珠一样散落在我身上。那天晚饭时，爸爸拿出秒表对我说：“小约翰，咱们来场小测验吧，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不许说话，不许动。”妈妈跟着说。很显然他们确信我办不到。
第一次尝试时，我坚持了二十秒；然后，三十秒；终于，我成功坚持到六十秒，坐在那儿，咧嘴笑着，小脸儿都笑扭了，心想这个新游戏真好玩。爸爸按下秒表说：“怎么回事？我输了，他居然做到了！”我立刻从椅子上冲出来，像阿波罗号宇宙火箭进入轨道一样在客厅绕圈，砰砰地撞到家具上。
在幼儿园里，老师发现我的多动，为了帮助我学会控制自己，经常让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只有特殊情况下，她才让妈妈把我带走，比如那天我用两个手指当叉子戳一个同学的眼睛，就像我最喜欢的节目《三个臭皮匠》里摩尔戳克里那样。那天回到家，妈妈说：“约翰，去拿乔治。”每次我犯错了，她总这么说。
妈妈非常相信体罚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乔治就是她的实施工具。在被赋予名字之前，它只是根洗衣棒，一块约五十厘米长、五厘米宽的薄木板，妈妈用它把衣服戳进洗衣机的泡沫里。 “约翰，去拿洗衣棒。”妈妈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意味着什么了：后背要挨顿棍子。
有天晚上，爸爸带我们全家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我们四个孩子兴奋地静不下来。妈妈觉得让别的客人听见她用“打屁股”之类的话吓唬我们会很难为情，所以她小声地说出两个名字来。她看着玛丽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们回家后，你想见苏西吗？”从她的眼神和语调，玛丽乔马上意识到让这个苏西来不是什么好事。“不，妈妈。”玛丽乔立刻安静了下来。
接着，她将目光转移到哥哥们和我，“男孩儿们，你们愿意见见我的朋友乔治吗？”说着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尖叫道：“当然！”她接着说：“你记得乔治吧？不记得吗？我那位住在洗衣间的朋友？”我马上不想见那个乔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