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米和布袋还有石头都努力想把我加入到他们活动的圈子里，我们还聚在一块儿吃午餐，但不知怎么地有些事情却变了。我磕磕绊绊地度过了在西布卢姆菲尔德高中第一年的浑噩的学习生涯，小心翼翼地前进，从一个课堂奔赴到另一个课堂，但总觉得还是不太让人满意。我的成绩可以说明问题。
在第一学期的课上，我的成绩从在赖斯修士学校时期的A和B降到了几乎每次都是D的程度。代数II尤其使我感到恼火。不像在天主教学校，这儿没有为差等生准备的数学小灶，也就是说成绩拔尖的学生和学习吃力的学生都得保持一致的步伐。我也没用多久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变得毫无希望。有一个相貌可人很吸引我们的老师，她才刚从大学毕业几年，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留着一头金色的长发。和学校里每个男生一样，我对她也有爱慕之心。她是那么的幽默风趣、温柔和蔼，所以我想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好让她一直记住我。一开始，当她上课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时，我总是举手向她提问，但在她反复的解释让我听得更加迷糊之后，我停止了举手。我不能总是说：“我仍然没有听懂。”于是她彻底放弃了给我讲解，而我也放弃了学代数。然后，我开始在考试时乱猜答案，结果很糟糕。
我以为当爸妈看到我的成绩单时，他们会气得暴跳如雷。对于他们会说些什么我倒是有一些心理准备，比如像“我们本就不该让你转到公立学校来 ”这样的气话，但是后来他们的反应让我有些惊讶。我仅仅能猜测到他们还是很理解我正在经历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他们说了些当我表现不尽如人意时常说的话：“我们只要求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你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我们就很欣慰了。”我点着头，但是我内心深知我根本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做。
以那一年我所体会到的来讲，教会教育和公共教育最大的不同并不是学生制服、课程安排或者每天上学放学时的祈祷仪式。最大的不同是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不允许你失败。如果他们必须得在学年的每一天都守着你，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如果他们必须得把知识强行灌输到你脑子里，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做。在西布卢姆菲尔德高中，老师给我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就像是服务生在鸡尾酒会上提供夹鱼子烤面包一样让人感到惬意，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取用，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挥手示意他们离开。也就是说，若是我想学习，他们会教我；若是我不想，他们也会很乐意地放一放我。在接受天主教教育的九年当中，总是有修女和教友强迫着我学习，经常还伴随着身体伤害的威胁。这之后，我就可以自由而不受约束地不好好考试。这是我的选择，没有谁可以出面阻止我。
让我的学业前途更加无望的是我每天早晨去学校所选择的交通方式。石头忠实地坐着大巴或者搭他上班的父亲的车。但是汤米却宣称校车是最不爽的，因此他开始到处搭便车来完成这四英里的路程。很快地，我和布袋也加入到他的行列。
每天天还没亮，我们无论雨雪，有时甚至踏着两英尺深的雪地艰难地前行半英里，走过聚会用品商店，来到果园湖和商业街的拐角，竖起我们的拇指招车。这条路上，汤米经常会给我们点上一根大麻烟卷让大家轮流抽。鉴于搭便车的困难程度——不是随便谁都愿意停下来让三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来搭车的——我不仅会迟到，而且还沉浸在大麻的迷幻中。我的第一节课是法语——另一门我混沌得听不进去的课。有一天早上老师让我站着向全班做自我介绍，所有我能够想到说出口的法语就是：“我是杰翰（发音不准）。我很疲惫。”当然，我是很累、很迷幻。
只有一门课我可以学得很好，那就是美国文学。老师叫克里斯汀·肖特韦尔，刚从大学出来，不像我的代数老师那样是个青少年迷恋的对象。她戴着一副实用而不花哨的眼镜，头发也很整洁。由于某种原因，她对我有些兴趣。我把肖特韦尔夫人给我开的书单上的每一本书都读了：《激情年代》、《红字》、《人鼠之间》、《老人与海》。我疯狂地迷恋着斯坦贝克和海明威这样的作家，以及他们笔下那些与我所处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是我开始把他们写的每一本书都找出来阅读。后来我又认识了J.D.塞林格和他的《麦田守望者》，在这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的身上，我发现一个和我一样的青少年：困惑、无助，而又那么痛苦和可怜。每一页我都能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从霍尔顿那里，我真的是找到了知己。
有一天下课后，肖特韦尔夫人在我正要离开教室的时候把我叫住了，她说：“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写日记？”我的确尝试过一些短篇讽刺或幽默作品，但是从没有过记日记想法和冲动。她接着又说：“我认为你应该试一下。谁知道会有什么想法冒出来呢？”于是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很快我就写上瘾了。我为我自己写日记，同时也是为她，第一个关心我内心隐藏着什么想法的成年人。我将我的东西和她分享得越多，她就给我反馈、评价得越多，而且她的文字散发着智慧，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想法，决不带有施舍或是审判的意味。就这样她不断刺激着我写作的欲望。
暑假没几天，汤米就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在商业街的圣母神学院，将为慷慨资助它的人们举行一个大型的赌博筹资晚会。这将是男人们吃、喝、玩、抽的夜晚，并且学院正在招聘附近的小孩，提供给他们大量有小费的工作。
“那钱非常好挣，”汤米保证，“那些肥猫喝的越多，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我们要干的就是让他们喝醉。”
“算我一个。”我说。大多附近的小孩也都报名了。大一点的孩子停放车辆，他们会在深夜收到大量高额的小费。据传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会随手给他们的停车服务员10美元，甚至20美元。小一点的孩子被逼去干排桌子、端酒端菜这些活。运气好的话，每传份酒菜，会得到25美分，或者50美分，甚至1美元。
感谢主，汤米和我，以及我们的一些朋友被分到酒吧服务。据谣传那些酒鬼最大方，而且我们还能很轻易地喝到剩余的啤酒。作为神学院的学生，我们被训练得头脑清醒，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桌子间逛，拿走空酒杯酒瓶，然后自然迅速地再把酒满上。看上去组织者的目的跟汤米一样——把来客灌个酩酊大醉，使他们对今晚最后的大拍卖放松警惕。我们孩子们的目标一致，各自从分配到的腰缠万贯的资助人那里赚到尽可能多的钱。
我们的装束简单而统一：白色衬衣和深色裤子。我们需要有礼貌，尽可能让客人看不见，只有被召唤时才能说话。我很快干得得心应手了，来回穿行于客人玩耍大马戏团似的帐篷和昏暗的分发食物饮料的足球场区。我会端着一托盘啤酒走到桌子边，用挂在脖子上的起子打开每瓶啤酒放到鸡尾酒纸巾上。如同钟表装置，桌子边的某个人会把一枚硬币或者一张票子递到我手上。在这个大型晚会上，没有人愿意当吝啬鬼。汤米说对了：这钱很好挣。
那晚工作中，我发现汤米从客人帐篷里端着托盘出来，但是他中途突然转离路边去了挨着排水沟的栅栏。黑糊糊的夜色中，只见他的身影大步流星走过去弯腰放下什么，然后回到原来灯光绚丽的酒宴上。
“你是怎么回事？”我追上他小声地问。
“我在密谋件事，”他小声回复道，“跟着我。”他走向一个桌子，拿出张酒单：两瓶百威和两瓶喜力。“过来，绅士。”汤米高兴地说道，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跟着他走到啤酒帐篷那儿。“现在瞧着。”他说。
快步走到吧台后面的志愿者那儿，汤米喊道：“我要两瓶百威和四瓶喜力。”酒保把酒放在盘子上，然后汤米消失在夜色中，他绕了一点道走到沟渠，把他偷来的两瓶酒放在那儿。“完美！”汤米大叫。“这他妈的不是爽还是什么？”
“真他妈的爽。”我赞成道。
很快我加入了他的行列，还有布袋、石头和狗仔。每次我们都在我们非法存储的地方加几瓶。那晚结束时，我们的口袋被小费塞得满满的；肚子被剩饭菜填得饱饱的；然后偷偷溜到水沟取出战利品放进垃圾袋里。总共是：57瓶进口啤酒，没有掺杂任何二等货。现在真的可以开始我们的派对啦。我们拖拉着私家酒走过商业街，穿过黑黑的社区来到吸烟树，这棵树经过这几年已经成长为吸烟喝酒树了。我们牛饮一通，把剩下的藏好并向圣母玛利亚做了个短短的祷告，感谢她对我们这么慷慨。我们不仅赚到一把一把的钞票，还秘密储存了一夏季的高级饮品。谁在意我们是否一气喝完？
“爽！”汤米又说了一遍，我们叮叮当当举酒干杯。“的确爽。”
我们肩并肩坐在沙滩上，脚丫伸进水里，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又回到了朋友身边，又进了他们的圈子，又一次被接受进来。只有一件事不同了。汤米点了一根跟大家分享，轮到我时我没有夹到嘴上，也觉得没有必要。我在没有自我摧残的情况下熬过了十年级，并且同时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指南。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你勉强自己才能跟朋友混下去，那么他们就不是你真正的朋友。我领悟到人生很美好而短暂，不能在大麻的烟雾缭绕中虚度。不管怎样安排我的人生，只有我自己能决定，把握它还是挥霍掉。任何人不能帮我决定这件事。
汤米吼了一声，我也跟着吼了一声。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绵长的夏日。我喝了一大口喜力，然后将身体沉在凉爽湿润的沙子里。确实爽歪了。
进入新学期不久，我在西布卢姆菲尔德找到了一席之地——脏乱拥挤的学生报工作室。
《广扬》吸引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没有别的适合去的地方。现在汤米已经完全脱离了知识分子轨道。但是布袋、石头和我觉得这是门很容易的选修科目，所以当上了报社的撰稿人。即使用高中的标准评判，这份报纸也简直糟糕得可怕，糟糕到学校里每个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指称《广扬》为《直肠》。如果《纽约时报》卖弄的格言是“发布所有适合发布的新闻”，我们的标语就是“发布所有能发布的东西”。这份报纸义不容辞地要报道学校的体育和课外活动的新闻，对学校音乐剧不加批判的回顾，还有习以为常的社论如食堂里的饭食差劲，学生的权利令人满意。但大部分都是按编辑的想象自由发挥的、不着边际的讽刺：妇女权利、艾尔顿·约翰最近的行程、环境问题，还有针灸。在买了一双大地鞋①之后，布袋突然有了灵感，写了一篇长
① 大地鞋：那时风靡一时的、丹麦上市的舒适的方头鞋，前掌厚，后掌薄。
达两页的颂扬这种鞋优点的文章。石头大篇幅评论了鲍勃·迪伦新发行的唱片《路上的血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写了篇文章评述“冥思静坐”①，我以前从未试过，并且几乎不知道关于它的任何事情。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脾气随和的帕帕斯小姐，她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只给予一点点文章的组织架构和写作的指导，几乎没有什么质量标准。这让我们可以马虎地慢吞吞地工作，我们的稿件印刷出来就漏洞百出，好多拼写和语法错误。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对我们严格要求的麦肯纳修士到哪里去了？我尽自己的职责帮助《直肠》维持它绝对平庸的名声，写出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和精力的蠢话。
有些学生尽力去写严肃认真的话题，其中一个写了一篇题为 “同性恋生活的真实与虚幻”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充满思想与睿智。帕帕斯小姐修改后发给了印刷部准备出版。但是当《直肠》发下来，我们打开第24页，原先放这篇文章的很显眼的一大块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方形空白。干这事的只有一个人：卡温先生，我们的校长，一直以来，在报纸发给出版部之前他都要检查每个版块。
他曾一度因为要求我们重写文章而拖延发行日期，凡是他发现有抗议、激进或者仅仅是没有吹捧学校的言论就要求我们换掉。但是这次他没有事先通知我们的指导老师就删掉文章，仅仅
① 冥思静坐：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模仿印度教中静坐冥思的修行方式，是松弛思想的一种特殊运动，亦是养生，即利用各种不同的想象来达到调节精神、愉悦身心的目的。
因为自己不喜欢就掩盖掉我们的报纸，这可真够让我们这帮小记者恼火的。我和《直肠》的同事都很气愤。我们宪法规定的权利哪儿去了？我们的自由言论权哪儿去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难道对我们不适用？《直肠》并不接受学校的钱，我们的报纸靠广告和25美分一份的微薄收益坚持着。难道这样我们也不能有半点独立的权利吗？控制狂卡温凭什么插手我们的事？帕帕斯小姐试图安抚我们，但是看得出她跟我们一样很生气，一种被侵犯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