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又是两声巨响。是烟花猛烈地撞击两个玻璃窗之间的砖墙发出的声音。如果再偏三英尺，它就会冲破玻璃，飞到屋里去了。伴随着一声巨响，烟花在砖墙里面迸裂。接着是一阵尖叫声，烟花四处乱窜起来。飞溅的火花星子，点着了草皮。爆炸还在继续，发出了绿色、红色、蓝色并夹着耀眼的白光。一团团呈螺旋状的烟花在草地上打着滚，乱窜着，一簇簇的火球也在草地上乱弹着，到处乱飞。
过了一会儿，终于平静了下来。我们躺在那儿，盯着地面上空笼罩的数英尺的烟雾。“他妈的！”有人嘀咕道。紧接着，毒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起双脚，向沙滩飞奔而去，无人能及。我们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真他妈的彻底完蛋了！彻底完蛋！”汤米还在继续骂道。
“至高无上的天主、上帝、老天爷、各路神仙们，一定要保佑我啊！”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保佑我们不要杀死彭伯顿老头！保佑我们不要烧毁他的屋子！保佑我们不要被警察抓住！”
我们渡湖而过，沿着湖岸一直朝前走，不停地走，直到码头的空地，我们吸烟的秘密场所。敢肯定的是，现在警察一定到了彭伯顿老头家。我们冒着被砍头的危险，顺着街道往家的方向走。周围一片漆黑寂静。我们慢慢爬过一片空地，几乎就要到达家所在的街道了。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快趴下！”汤米低声吼道。我们匆忙平趴在地上。我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又紧张起来，这声音听起来很大，简直大的可以暴露我们的藏身之处。起先，有一对车前灯的光束扫过我们，接着是一束聚光灯。警察巡逻车继续排查街道，用发出强烈光束的灯，排查每一个草坪。等到灯光消失，我们迅速穿过街道，分头散开。彼此没说一句话，都各自朝家走去。
屋里，爸爸还没有睡。
他问道：“烟花看得怎么样呢？”
“非常好！”我答道，“好得不可思议！”
“那就好！”他说。没等到他说完，我就走上楼梯。洗干净脸和手，关了灯，开始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在屋里焦急地走来走去。表面看上去很冷静，但事实上正在挖空心思地想我们到底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仔细地观察我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知情的信号来。电话每次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都不是找我的。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背起书包，告诉爸妈我要出去游泳了。
“好吧，亲爱的，”妈妈说，“等你回来的时候，刚好吃午饭。”
来到外区，我尽量不盯着彭伯顿老头的屋子看。根据经验，只有一个犯罪的人才会在第二天早晨盯着犯罪现场呆呆地看。而我坚决不能表现出来。我坚决不能盯着看。只是匆匆地扫一眼，也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我要掩饰自己，像是在去晨泳的路上凑巧经过一样。仅此而已。我抬头看看树，遥望一下蓝色的天空，或是停下脚步感叹一下海边的景色。然后，我巧妙地把自己的头转向彭伯顿老头家的院子。接着一切都闯入我的眼睛。被烟花炸到的砖墙变得黑糊糊一片。树篱笆被烧得残破不全。遮阳篷和挡雨棚都已经烧焦。草皮上都是一片片被烧焦的痕迹。在那一片狼藉中的就是彭伯顿老头，他在尽力地收拾那片废墟。就在我看向他的时候，他也看向了我。以往的那种充满了蔑视、可疑和谴责的目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打败的眼神。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他那充满泪水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小孩要这样对待我和我的院子？”我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眼睛望向他处，继续沿着海滩走，并且小心地避开他在码头上的标记线。我很想转身，向他道歉，并且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局面。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继续朝前走，没有回头。
游泳后，我从其他邻居家的院子里绕过去回到自己的家。不愿意面对那个老人家。这次回到家，爸爸已经知道了彭伯顿老人家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了。他从卡伦先生那里得知，而卡伦先生又是从萨克瑞利先生那里听说的。一个传一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港丘。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爸爸问。 “不，我不知道。” “一点风声都没听说？”他继续追问。 “一点儿都没听说。”
他盯着我的脸，说：“最好别让我发现是你干的。你明白吗？” “我肯定没干！爸爸。”我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7月的那个闷热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窗户外的蟋蟀叫个不停，吵得我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天主、上帝、老天爷、各路神仙，请帮我向彭伯顿老人转达我的歉意吧！告诉他，我们不是故意的。告诉他，事情没有他看到的那么惨不忍睹。那只是个坏主意而已。感谢慈悲的你们保佑，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圣母庇护所的修女们是出了名的残忍。她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稍有不慎，甚至是在毫无原因的情况下她们就可能让你尝到皮肉之苦，还有那接连不断的威吓。修女们简直就是把这种中世纪式的折磨方式当成一种享受。在天主教的教育模式中，体罚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修女都随身带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钢尺，就像警察都备着一把枪一样。钢尺看起来不大，不过挨上一下可够人疼的。修女们带着它在我们的课桌中间来回走动，看到哪个孩子不规矩了，没有任何前兆地，就一尺子挥下去，抽到身上之前，尺子和空气摩擦而发出的“嗖”的一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叫人害怕。她们最喜欢打我们的手指，还有胳膊、膝盖、大腿，有时候还打后脑勺。递纸条的，打！嚼口香糖的，打！盯着窗户外面发呆的，打！铅笔握的不对的，打！打！打！打！
如果谁捅了大娄子，修女们就会搬出更厉害的家伙，像粗大的木制戒尺，更恐怖的还有橡胶做成的教鞭。犯错的孩子会被当众鞭打，那真是又疼又丢脸。他们会被叫到教室的前面，背对着大家，两腿分开，用手撑着黑板。好像没有女孩子被这样责罚过。受罚的男孩子得保持这个姿势，等着修女把教鞭拿来。修女们总是不紧不慢地去取教鞭，这个等待的过程尤其煎熬，甚至不亚于挨打的那一下疼痛。“啪！”重重的一声，打在大腿后侧。体罚就算是结束了，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时的那份羞愧才是最让人难熬的。有些男孩子忍不住哭了出来，有些使劲眨眼试图不让眼泪掉下来，有些男孩表现得很坚强，不但没有哭，而且嘴角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笑。不过，无论怎么努力地掩饰，黑板上那两个湿乎乎的手掌却清清楚楚地被大家看在眼里。他们可以装作很坚强，脸上表现得很镇定，但两个清晰的手掌印却暴露了受罚的孩子心中所有的恐惧与惊吓。这个时候，班上的孩子们哄堂大笑，修女也得意地笑出声来，仿佛在告诉大家：好好看看吧，自作聪明的人是怎样的下场！
修女们折磨我们的方法可不止这么几招。那些年里，我被揪过耳朵，被扯过头发，还被打过耳光。曾经有一个修女从教室扔出一个黑板擦，正好砸在一个学生的额头上，那身手，精准得就像一个职业运动员。记得上七年级的时候，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装饰了一只用过的雪茄盒子，我用它来装铅笔和钢笔。当时我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写作业，把雪茄盒开着放在旁边。不曾想，那个从没给过人好脸色的玛丽·爱德华修女从我身边走过，一下就把雪茄盒推到了地上，里面的文具撒了一地。我至今都没想明白我是哪里得罪了她。“把东西捡起来。”她冷冷地甩下一句，走开了。我只得趴到地上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捡起来，班上的同学都在偷偷地笑我。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出于某些原因，妈妈曾经用玩笑的口吻说起过这么一件事情：她当年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二舅抓了只苍蝇玩，有个修女就命令二舅把那只死苍蝇吞下去。强迫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吞下一只昆虫的尸体！还真是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修女们简直就是虐待狂。
然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那是虐待，至少我们的父母每次听到我们抱怨后总是一样的回答：“如果修女认为你们应该被绑着手，然后用九尾鞭①教训一顿的话，我想她们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修女虽然还不能像神父那样完美，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不过也差不多了。要是她们决定打我们、骂我们，在父母看来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想对于那些生活俭朴且孤独的修女们而言，孩子们惊吓后发出的尖叫声已经成为她们仅有的一种乐趣了。不过在圣母庇护所里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南希·玛丽修女。她很年轻，也就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样子。她衣着朴素，但是光洁的皮肤加上甜美的笑容，让她显得与众不同。其他的修女们显得又老又保守，脾气乖戾，而且做起事情来还很死板。南希·玛丽修女却很不一样，她穿一件及膝的裙子，上身是衬衣和短外套，看上去特别精神。要不是她的脖子上挂着十字架，还有包住额头的头巾，几乎看不出她是一位修女。
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南希·玛丽修女。她是个真正信奉“耶稣会怎么做，我就该怎么做”这一信条的。她恪守对天主的誓言，对待任何人和事都怀有慈悲之心。不论你犯了多大的错，像忘了写作业、课堂上讲悄悄话、在操场上和同学们打架，她从来不打我们，也不骂我们，说起话来总是和声细语的。每当有孩子犯了错，她就会把那孩子叫到身边，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她的眼睛是美丽的棕褐色，当她盯着你看的时候，没有任何责难或者恐吓的意思。她会握着双手，然后说：“好吧，让我们想想怎么才能解决
① 九尾鞭：由九条皮带编成的一种英国古代刑具。
这个问题。”和那些凶巴巴的修女比起来，她就像是迷失在一群饿狼里的小羊羔。
我想我们当时应该对南希·玛丽修女更礼貌些的。
她是宗教课的老师。她的职责是让我们了解一些关于宗教信仰的奇迹。她和善的性格很容易就让我们和她亲近起来，而且她还能让原本有些枯燥的宗教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她有个很好的点子，就是让我们挑选喜欢的乐队所演唱的歌曲，然后在做弥撒的时候播放。我们会把自己喜欢的唱片带到学校，像西蒙和加芬克乐队、鲍勃·迪伦乐队，或者大门乐队，我们一起听歌里所唱的内容。南希·玛丽修女会选择主题合适的歌曲让我们一起讨论。大部分歌曲都很闹腾，不过她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放的是披头士乐队的《帕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张专辑里的《生命中的一天》。还有一次我选了一首奇想乐队的《厌倦了等待》，南希·玛丽修女竟然也同意了。至于这首男孩女孩相互表达爱意的歌曲和宗教有什么关系，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她却很大胆地同意了。她总是想办法让世俗与宗教之间不要泾渭分明，因为她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显得天主是和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都息息相关的。在我的极力怂恿下，汤米决定试一试南希·玛丽修女忍耐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庇护所没有餐厅，大家就在课桌上吃午饭。记得那是我上七年级的一天，南希·玛丽修女向大家宣布一个新的点子。她定了一个“唱片日”，在那个日子我们可以带自己喜欢的唱片来午餐时间播放。她会准备好电唱机，在我们吃三明治的时候让我们轮流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大家好好听歌词哦，”她笑着对大家说， “听听看歌手唱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歌曲的内容和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说过这些之后，她就走出了教室。南希·玛丽修女采用的是“信任”教育法，她认为老师没有必要拿着棍棒站在学生身后督促，而是应该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学生就会表现得像成年人那样。一个女生选了一首《花儿不见了》。另一个学生选了一首彼得、保尔和玛丽翻唱鲍勃·迪伦的《飘在风中》。然后有人播了一首飞鸟乐队翻唱的《铃鼓先生》。接着汤米站了起来，他也带了心爱的唱片来，还是夹在课本里偷偷带进学校来的。他带了一张富格兹乐队的唱片，这绝对不是南希·玛丽希望在午餐时候播放的，她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会带这样的唱片来学校。
这个乐队唱的都是些淫秽歌曲，算得上是我听过的最下流的歌了。后来有些乐评人把这个乐队称为朋克音乐的鼻祖，说他们为雷蒙斯、性手枪还有其他的一些乐队铺平了道路，但当时他们对于我和汤米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天主教学校的最大禁忌。一首歌一开头就阴阳怪气地唱道：“我感觉就像是家里的一坨屎，一坨屎，一坨屎。”另外一首的副歌部分旋律朗朗上口：“你喜欢大咪咪吗？是的，我爱死大咪咪了！”还有一首则像首小曲：“我们爱大麻，我们想做爱，我们喜欢靓妹，我们对什么都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