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空杯之心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我用武力平定四方，用过的弓很多，而竟仍然没有完全弄通其中的道理。更何况我统治天下的日子非常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还比不上对弓箭的了解，对弓的认识尚且还有失误，更何况对治国之理的认识呢？唐太宗自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以为对弓箭了如指掌，他拿十几张好弓给工匠看，工匠看完后却认为不是良材制的好弓。经过工匠的一番解释，唐太宗恍然大悟，才发现自己的浅薄，由此联系到自己对治国的道理知之更少。
唐太宗作为一位统治者，能清醒而谦虚地承认自己知识的浅薄，需要何等的胸襟和勇气。唐太宗不仅善于发现自身的浅薄，更是毫不忌讳地公开承认并努力克服，克服的方法就是不断学习。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有限，知识却无穷无尽而且变化多端，治国之理更是奇妙无穷。唐太宗深谙其中的广博，因此孜孜不倦，不骄不躁，努力汲取新知识。对于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学习是永恒的主题。信息发达、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更要求企业领导者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要善于和勇于发现自己的浅陋，深入专业领域，扎实业务知识，正视知识的缺漏并加以弥补，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理念要及时掌握。在增强自身知识的同时还要发动整个团队学习，构建学习平台，打造一支学习型团队。
星期五明辨是非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人们的意见，常常会不相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而本意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不愿意听见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听见有人说起他的对错是非，就怀恨在心。有的为了避免和其他人发生私人恩怨，相互照顾面子，明明知道这样做妨碍公事，仍然施行。这种做法只是没有违背一个官员的私人感情，但是在顷刻之间造成了危害上万百姓的大弊端，这实在是亡国的弊政，你们要特别加以注意和防范啊。明辨是非是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所说的话。
唐太宗对王珪说此话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王珪是唐代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在贞观二年（628）任侍中，进位宰相，成为与房玄龄、魏徵、杜如晦等齐名的唐初宰相，因敢于直谏、惩恶扬善而闻名，其进谏对于唐代初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面对他谈论明辨是非，既是唐太宗对政治策略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他真正在实践上具有明辨是非能力的证明。辨明对与错、是与非，是每个人理性思维发展的基本标志，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走向政治清明还是走向昏庸腐败。在大是大非面前，领导必须保持理性，不应该顾及任何私人情感，而应该坚持是非的原则性。混淆是非，不仅以私损公，还将导致整个发展战略的错误。辨明是非需要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是非的议论，不能堵塞下属议论领导是非的言路，保持职工进谏的畅通，培养自己闻过则喜的宽阔胸怀。
第四周
星期一志尚清静
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儒行既亏，淳风大坏。——《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皆崇尚内心清静，以天下百姓所欲作为自己所想。近代帝王却一味地损害百姓满足自己欲望，因此任用的大臣，再也不是从前那种精通经学儒术之士。汉代宰辅大臣都精通儒家经典，如果朝廷有疑难之事，都通过参考经典书籍来决定治国之道，因此人们普遍知晓礼教，国家太平。近代帝王则崇尚武力轻视儒术，儒学已经受到严重亏损，淳朴民风必然大坏。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说，古代君王欲望少，清心治国。汉代的宰辅大臣都精通儒家经典，因此修养较高，于是大兴礼教，天下太平。
太宗帝受到了启发，他决定今后官员如果有学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要给予升迁。古人无论治国之道还是日常行为处事，都非常讲究依据前朝经典教义，这其中固然有守旧的思想。但是，既然这些经典是先哲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经历漫长历史的考验，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足以证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儒家经典教义就是前人立下的规矩，它可以有效地引导后人，实现礼教大兴、国家大治。唐太宗有感于古代帝王治国比今人好，并非是盲目尊古薄今。因为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形的递进关系，而是螺旋形上升的，古代创造出来的今人至今无法超越的诸多伟大成就，足以让我们现代人好好反省一下唐太宗疑问的真正价值。“志尚清静”并非去除人为的欲望，而是应该摒弃个人私欲，心中只存公司和员工的利益，以公司和员工所欲为自己所欲。优秀的领导还应该善于从以前商界的经验典籍中获取和总结经验，汲取古人管理方面的智慧，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盲目贬低历史成就，要么是对前辈成就的无知，要么是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负。
星期二切勿独断
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隋文帝自己内心阴暗，高尚的道理也无法打动其心，他对人性悟得太透彻，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相信。……每件事情他都亲自决断，虽然他为此劳神苦形，事必躬亲，但是，所达到的效果并不符合道理。贞观四年（630），太宗帝问隋朝开国君王杨坚的为人，萧瑀说： “是个自制力强、勤政励精之主。”唐太宗说： “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篡位得到天下，不敢信用大臣，乃至事必躬亲，却适得其反。因此，要想治理好这么大的国家，必须做到广任贤良，高居深视。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中国古代选用人才的重要标准。但是，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君王自身应该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能够分辨清楚哪些是可疑之人，哪些是可用之人。与隋文帝相比，唐太宗显然在这个方面更优秀，因此，在他手下能够有一大批恪尽职守的谋臣辅佐。在企业中也是如此，想要实现管理的最优化，必须要构建起和谐有机的系统，而不是领导者自己的独角戏，应该敢于授权、善于授权。现代领导者不仅个人应该具有出众的智慧和能力，更应该具有驾驭他人和整个团队的能力，要实现从个人奋斗的角色向统帅地位的转变，从个人能力的爆发向团队能力建设的转型。独断专行的领导，不仅是在堵塞整个团队的集体智慧，还在亲手制造职工对领导的不信任，损害职工的积极性，导致整个团队的能力无处施展。
星期三变通和稳便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天下这么大，国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头万绪，必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要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牢靠，才可以呈奏施行。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和臣下萧瑀谈论政治管理之道。在唐太宗看来，为官者当注意“变通”和“稳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变通”。
国家之大，人口之多，帝王需要处理的事情几乎是无限的，那么，如何做到以个人有限的精力去处理无限的事情呢？唐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变通”，就是针对客观发生的情况，灵活处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可以有效地化解外界的巨大压力。二是“稳便”。“变通”处理天下大事往往导致原则背离的弊端，因此，在“变通”的同时，要保证“稳便”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废。唐太宗在决策之前，先发动朝廷官员议论，集思广益，再经过宰相筹划，以此确保稳当牢靠，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发布不慎重而导致政策不稳当的情况。此语既展示了唐太宗对群臣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了他慎思慎行的治国之道，体现了唐代君主高超的管理智慧。广泛任用贤士良才，信任下级，发挥下级的优势和长处，通过“权力下放”，充分调动众人的集体智慧，而不是一个人思考决断。在授予下属灵活处理事务的权力之时，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既确保权力下放又防止权力滥用，以此实现稳当的目的。
星期四极言无隐
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我的耳目手足作用，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既然君臣之间的道义把我们联成一个整体，就应当同心协力。君王政事处理有不妥当之处，大臣就应该毫无隐瞒地说出。如果君臣之间互相怀疑，不能做到肝胆相照，实在是治国的大祸害啊。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和属下议论，治国与养病的道理相似，坦诚自己做事极其谨慎，而作为大臣只有做到极言无隐，才算是真正发挥了君王手足耳目的作用。
此段言论精妙之处在于： 一是唐太宗对大臣的信任和依赖性以耳目手足来比喻，足以换取大臣对君王知遇之恩的感激，这是唐太宗能够充分笼络人才的一个高明手段。二是敢于承认君王自身的不足，希望通过臣下的进谏直言弥补君王个人能力的欠缺，这在客观上撕下了长期以来天子无所不能的神秘面纱。三是直言大臣只有做到“极言无隐”，才算是尽到臣子的职责，这就大大解除了臣下进谏的后顾之忧，为自己听取宝贵的意见扫清了障碍。优秀的领导不要把管理权力异化为一种独断专行，尤其是要避免阻断员工的言路，团队的发展需要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而不是团队领导个人的能力。领导要让员工做到“极言无隐”，就必须彻底消除职工疑虑，让职工认识到他们是领导的手足耳目，而不是唯命是从的下属。
星期五临深履薄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译文】自古以来亡国之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环境而忘记危险，在盛世而忘记了乱世，所以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如今皇上您拥有天下，内外清平，能够留心治国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以这样的态度一直治理下去，国运自然会长久不衰。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古代王朝之所以有兴衰，就好像大自然有早晨和晚上一样，关键在于君王能否听到臣下正确的意见。此言一出，魏徵对唐太宗能够在治国之道上采取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大加赞赏，并进而提出著名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企业管理是对一家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决策和管理艺术。因此，古人这种强调谨慎认真的态度对现代管理来说不无裨益。优秀的领导并不害怕困难和挑战，但是，仅仅凭借勇气和魄力盲目挑战而导致失败，则是逞匹夫之勇。“临深履薄”启示领导，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应保持谨慎思考的态度，而不是畏首畏尾、退缩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