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法和办法，问题不少，而且不小。只说两项：一轻，这做得到吗？另一重，假定情欲能够除尽，那还能够称为人生吗？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还是儒家玄想成分少，不问“性”之所自来，以及好不好，设计生活之道，安于“率性”。率性会出毛病，或危及个人，或危及社会，要补救，办法是“修”，或说以礼节之。佛家除病心切，或说去苦心狠，不满足于修，主张砍掉。这难度大，但是，至少我觉得，值得天机浅的人参考，或进一步，引以为师。我自己衡量，实事求是，属于天机浅（或很浅）那一类，于是，为了安身立命，至少为了心境平和，就宜于不停止于儒家的修，而进一步，兼到佛门去讨些对症药。到此，可以话归本题，是有时，甚至常常，我也想扔开笔砚，到山林精舍去面壁，撞钟。佛家的顿悟，道家的坐忘，我不敢想，原因之一仍是天机浅，之二是境界过高，疑为恐非人力所能及，但退一步，只求于静寂的环境和生活中，思减少，情减弱，心境由波涛起伏变为清且涟漪，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吧？
但是这也有困难，不是来自理想，而是来自现实。现实有比较明显的，来于客观。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经没有这样的山林精舍。原因是，大革命之后，一些幸存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趋钱第一的新潮，辟为旅游点，于是山林就变为比市井更加市井，住进去，求心静就办不到了。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山林精舍，会容纳我这样的信徒与异教之间的人吗？现实还有比较隐蔽的，来于主观，是入山林精舍，求静寂，如果天机浅的本性执拗不变，还会有忍受静寂的能力吗？至少是未必。这就会使想象的心向往之化为肥皂泡，五光十色，只是一刹那就成为空无。不得已，只好把一度飞向天空的心猿意马收回，改为想想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
五、玉楼香泽
这个题目，或者不当写，因为玉楼中人是红颜的，不宜于像我这样白发的人，哪怕只是平视一下。也实在难写，情境幽微，就是在所感中并不微弱也嫌形质恍惚，难于用语言捉住，一也；勉强捉，言不尽意，甚至言不称意，就难免惯于巧思的人见清辉而推想必有玉臂之寒，二也。可是再思之后，还是决定勉为其难，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此一境，躲过，有违应以真面目见人之义。真面目是什么？姑且算做泛论，是桑榆晚景，与玉楼香泽，也还是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多种牵连。干脆就沿着泛论说下去。孟老夫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是不多，但终归是有，我这里借古语表今意，是这不多之中，就应该包括“情爱”的远离生育之根而蔚为大国。为大国，是独立了，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说重大的。一种是希腊哲人柏拉图所想象的，情离开欲而独自飘摇于清净的精神世界。这或者是惯于玄想的哲学家的愿望，就算是愿望，估计禽兽是不会有的，所以也就无妨聊备一说。一种是衡量人生中各种事物的价值，至少是西学占上风之后，除某种教义的信徒以外，都把情爱举到上位。还有一种，与本题关系更密切，是老境的岑寂，至少是为数不少的人，感到或兼认为，是来于情爱的渐渐远去。
感到岑寂是有所失，或有所缺，要补偿。但这很难，只好拉一些可能的充数。想不知为不知，限于男本位。先说现实的。旧时代，男尊女卑，男，天机浅而地位不低的，白发而愿近红颜不难，如白乐天，而且不只一个，有樊素和小蛮。可是这近之中有不少力的成分，非纯的情爱，能够算数吗？至少是并非满宫满调，有白自己的诗为证，曰：“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这是不免于“冯唐易老”之叹。其后，也是有名的文人，钱牧斋或者可以算数，得24岁的才女柳如是，是女方自己找上门的。东山酬和，不只自己得意，还为其时及其后的不少老书呆子所艳羡。以上白和钱都是实得，即情爱有了寄托之所。
退一步，不得而情爱仍有所寄托，可能不可能呢？苏东坡词有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厢情愿，想来机会不少；至于如《聊斋志异》所写，意中人真就自天而降，那就真如《庄子》所说，“是旦暮遇之也”。现实难，还有幻想的路。可以分为清晰和模糊两个级别。清晰的，可以举堂吉诃德为代表，持长枪，骑瘦马，带着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出征，心里时时想着有美丽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呵护，就既有信心可以打败一切魔鬼，又可以虽处处碰壁而心情舒畅。写到此，禁不住要喊，美丽的杜尔西内娅万岁！可是喊，如果没有堂吉诃德那样的痴迷气，这条路必是坎坷而难通。于是不少书呆子就甘心，或不得不再退一步，安于得个模糊的，而且大多是顷刻之间的。这是指读某些诗文，依傍纸面上的文字，添油加醋，以描画其形，体会其情。如真就盼情爱如饥渴，读下面这样的诗词，就会似有所得，或慰情聊胜无吧？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无题》）
落日逢迎朱雀街，共乘青舫度秦淮，笑拈飞絮罥金钗。？？洞户华灯归别馆，碧梧红药掩萧斋，愿随明月入君怀。（贺铸《掩萧斋》）
两首“写”的境都会使人感到飘飘然，这是其所长。但也有所短，是前一首，终于“嗟”，后一首，终于“愿”。可见幻想不管如何美妙，变为现实终归是可欲而难求的。
泛论论得差不多了，图穷而匕首现，不得不现身说法，即对于玉楼香泽，我是什么态度，也应该说说。说，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明白。原因是：一、我是常人，而且是天机浅的常人，就不能不与常人一样，去日苦多而有时仍不免于有玉楼香泽之思；二、幸或不幸，我念过《庄子》，并觉得“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的看法大有道理，又接近过佛门，并觉得苦来于情欲的看法也大有道理。觉得是“知”，如果是真知，或良知，照王阳明的理论，我就应该并能够修不净观、效颜回的坐忘而大有所获吧？可惜我天机过浅，不只如胡博士所说，陷于“知难，行亦不易”，而且加了码，成为“知难，行益不易”。不能行，则不净观、坐忘等等就成为天边的彩虹，虽然美，可是抓不着。在这方面，我还有自知之明，是文字般若之后，就不再想抓。这是说，至少是单看行，就坦然走率性一条路，即有玉楼香泽之思就任其有。有是存，会变为放，这见于形迹，就成为住地震棚时作的打油诗，并收入拙作《负暄琐话》的《神异拾零》篇。诗云：
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
推想会有力争上游并具大悲心的好事者要说，《聊斋志异》不只多写狐鬼，也不少写仙女，你为什么期望狐鬼入门而不期望仙女入门？答曰，非不期望也，乃不敢奢望也。提起奢望，又想起一首打油诗，是：
几度微闻剥啄声，相依锦瑟梦中情。何当一整钗头凤，共倚屏山对月明。
这像是仙女不只入门，而且“犹恐相逢是梦中”了。真会有这样的梦吗？无论如何，由桑榆而走到玉楼香泽，而仙女之梦，总是跑得太远了。其实本意不过是想说，由情思方面看，老年的生活，常常并不像他们形貌所表现的那样单调。人生只此一次，在即将离去之前，也许正应该不这样单调吧？
六、事 业
玉楼香泽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应该赶紧收视反听，回到地面之上。于是未能免俗，也想想事业。何谓事业？表现形式万端，本质则很简单，不过是求多占有而已。多占有，旧时代所谓富有天下，是拔了尖儿的，诸葛亮《出师表》所谓“先帝创业”之业是也。这样的业缺少时代气息，又依照什么规律，四海之内不只一个孤家寡人，人人求多占有就不能不争，争则不能不有胜败。于是而必有刘邦的享受朝仪之乐，项羽的乌江自刎之苦。乐，苦，有别。其别，用枝节的眼看，可能来于多种条件的差异；用整体的眼看就不同，而是总会有不少倒霉的。所以古往今来，道不同，有的人，如庄子，就主张宁可“曳尾于涂（途）中”。但庄子也要吃饭，有“贷粟于监河侯”为证；也娶妻，有“鼓盆而歌”为证。这是说，不管如何谦退，也不能一点不占有；何况花花世界，又有几个人肯谦退呢。
所以，至少是就常人说，大前提，就不得不承认事业的必要性。其下的问题是最好创什么业。这也可以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个级别。理想，当然是最可意的，像是问题不多，或不大，其实不然，主要原因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各个，一言难尽，只好还是由概括方面下口。概括不能离开常人，创业的所求是什么呢？不过是多占有，以期有生之年多享受，百年之后得不朽而已。可是说到享受，说到不朽，又是各式各样，而人心之不同，又各如其面。总之，就是限于理想，事业以何者为上也不好说。不得已，只好扔开理想，谈现实。现实，限于现时的，也可以概论。如人人所眼见耳闻，求多占有，择术，要利于多拿权，多拿钱（指不违法败德的）。但由此概论就不得不立刻跳到具体，即所谓个人或更切近己身的条件。比如己身是小民，离权十万八千里，走多拿权的路就必不通；同理，多财善贾，如果既不多财又不善贾，想走多拿钱的路也就难上加难。但天无绝人之路，客观，事业有大小，主观，所求有多少，即如蝼蚁之微，只要锲而不舍，也会有所建树吧？
有所建树，是乐观的大话；我的本意还是泛说。但依理，泛说就不排除己身，我是否想以此为由，自己也跳出来，大吹一通？曰，不敢，也不配。也许有的宽厚的相知会说：“古有三不朽之说，曰立德、立功、立言。单说立言，你手勤，这些年写了不少，还不是事业上有了成就吗？”我说，写了不少是事实，但能否算做事业，至少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不管仁者智者，我说我自己的。未必能够算做事业，理由很多，可以统于一纲，曰并非主动。任何人都知道，看做事业，都是要，或说有浓厚的兴致大举出击，如为权之竞选，为钱之大做广告，就是好例。我呢，提到手勤的写就不怎么堂皇。记得几年以前，知道赵丽雅女士是投切西瓜之刀而改为执笔以后，我曾表示惋惜，并把此意写入一首打油五律，尾联云：“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但终于没有改行，原因很简单，是除拿笔涂涂抹抹以外，什么也不会。自然，其他不会，也可以不写；而勤于写，不正好证明是主动吗？曰：仍是不然。理由，由远到近可以举出三种。
其一，又须扯到“天命之谓性”，我多年来喜欢杂览，览，就难免把别人的各式各样的所知和所见收揽到自己的脑子里，然后是经过自己思考，也吵架也融合，竟生长出一些自己的。而仍由本性来，没有孔老夫子“予欲无言”那样的弘愿和修养，于是有所知所见，就禁不住想说，或想拿笔。依时间顺序就过渡到其二，是学至不惑，躬逢说话会犯罪的特殊时代，于是由故纸堆中找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破烂儿，藏之心中；说藏，表明就不再说，更不写。但正如俗话所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有变，法也有变，不少人张口了，拿笔了，我见猎心喜，又因为饥者易为食，正如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忽然碰到容许放开肚皮吃的炸油饼，天理人情，自然就难免狼吞虎咽。这是说，多写一些是时势使然，动力并非皆由己出。还有其三，是我老了，既然还活着，就不能不干点什么。干什么呢？入卡拉OK之类，不会舞，不欣赏唱，更怕挤；远游之类，没有精力。而上天以平等待人，一昼夜同样是24小时，如何遣此长日？左思右想，还是只有铺上稿纸，涂涂抹抹一条路，这情况，仿古话说就是，因为日暮途远，所以才执笔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