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后，罗想农还记得母亲把一对处境狼狈的陌生男女领进家中后，那个男人对母亲说的一句话。那人说：“哦，你有了这么大的儿子！”
他试图用手掌去抚罗想农的脑袋，但是生性胆怯的小孩儿很怕跟外人粘乎，身子一矮，从他的腋下滑溜开去。于是那个人扭头对母亲笑笑，好像是抱歉，又好像是夸赞：这个犟脾气的小子！
那个人中等身材，灰色中山装的肘间和领口都打了细密的补丁，四个口袋原先是有的，大概被拆下派了别的用场，留下四块明显的痕迹。他的头发长而且乱，被头油和灰尘沾在一起，散发出浓重的气味。脸色晦暗，皮肤干涩，一抬头，额上会堆出一道道的皱纹。但是他的眼睛是笑眯眯的，温柔，和善，清亮，是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不能将他忽视的原因。
他身后的、被杨云紧挽住胳膊的女人，穿着一件肥大的老太太才穿的大襟棉袄，巨大的肚子把棉袄下摆顶得掀开来，让人忍不住想到风会如何灌进她的身体，再从她的被撑开的领口钻出。她的脸色蜡黄，皮肤因为浮肿而薄亮，脸颊上的妊娠斑聚集在鼻翼，深褐色的一片，好像飞落在脸上擦不掉的灰蝶。她一直张着嘴巴喘息，嘴唇上干焦得卷了皮，眼睛里有深深的惊恐，导致她的眼皮、四肢乃至整个身体都在不停地哆嗦。
这两个人，男的叫乔六月，女的叫陈清漪，他们就是乔麦子的父母。
在罗想农初次见到他们的那一刻，他们是狼狈的，惶恐的，因为乔六月的右派身份和陈清漪的即将临产，那么的手足无措和走投无路。之后，隔了有七八年之久，文革开始后，罗想农跟着父母下放到江边良种场，跟早己经在场里落户的乔六月夫妇再次见面，他发现童年的记忆其实有误，因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乔六月，年轻，精神，黝黑的皮肤散发出青草和阳光的气息，眼睛里的光亮闪烁灵动，嘴唇上总是浮着一抹笑容。罗想农想了很久才明白，那是一个聪明人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后的微笑，清醒、坦然、明白无误的笑。而乔麦子的妈妈陈清漪，她居然是一个文弱却又漂亮的女人，有一张年画美人般的瓜子脸，细长的手指，指尖总有“双妹”牌雪花膏的香味。她把八岁的乔麦子推到罗想农面前，让她喊“哥哥”的时候，顺便给罗想农扯了扯翻卷上去的衣角。她的这个动作让十五岁的罗想农腾地脸红起来。从小到大他似乎还没有享受过自己母亲的这种爱抚。
一九六O年冬天，罗想农的母亲杨云在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地点重逢了她初恋的爱人。那一天她原本是去青阳汽车站取一笼从新疆运来的种鸡。新疆鸡个头大，抗病毒能力强，县畜牧站打算用来杂交出新的肉鸡品种。天很冷，路上的行人很少，人们肚里没食，关门闭户地缩在家里裹了棉花胎取暖。杨云也饿，早晨只喝了一碗山芋干薄粥，此刻已经是前胸贴着后背，走路脚尖打飘。她在想，待会儿到车站时，要看好她的种鸡，别一不留神让那些要饭的花子们抢走打牙祭去。前不久畜牧站的一头种猪就让人给偷了，偷猪的那伙人是把围墙推倒一个豁口进来的，顺便还拎走两只雪白的匈牙利种长毛兔。另外有几根白羽毛，那应该来自两只被掐断脖子拎走的大凤冠种鸡。站长气得跺脚大骂。站里职工们快要饿出肿病，他都没有舍得答应杀个一鸡半鸭。站长连夜吼着叫人加高猪场围栏。站长说，亡羊补牢也要补啊，再偷下去，畜牧站这点儿可怜的家当没了，大家就只好散伙了。
杨云已经不是在农校读书的杨云，几年的兽医当下来，常年累月往农村跑，劁猪，给小马驹儿接生，把胳膊伸进牛肛门里掏粪便团儿，拎着兔子耳朵打针，吃喝拉撒都和农民混在一块儿，当年刘海微卷、穿着一身蓝底白花旗袍的女孩子再没有了那种“一低头的温柔”，而变得粗糙，急迫，容易发火，有一股风风火火干事的劲儿。她穿着一身格子布的直腰棉袄，下面是一条旧得看不出颜色的灯芯绒裤子，一条暗黄色的男式长围巾被她先在脖子上绕一圈，又裹在头上绕了一圈，最后在后颈处毫无情趣地打个结，扯紧。围巾太窄，兜不住她的全部头发，后脑露出一片黑色，发尾还呲了开来，活像母鸡屁股。露出的这一片被冷风灌着，从头顶到后背凉飕飕的，杨云只好用劲地耸起肩膀，缩了脖子，试图把后脑勺藏到围巾结的下面。这样一来，她走路的样子就有点怪，头是僵直地往后仰着的，肩膀是端着的，好像背后有一把枪顶住她的脊骨，让她紧张成一副木偶的姿势。
天太冷了。饥饿和寒冷是一对很无耻的双胞胎，总是形影不离，对世上的可怜人不依不饶。太阳在天上只有一个薄薄的轮廓，像是在孩子嘴巴里含得太久、接近融化的糖块。北风却是强劲，一路横扫过来，带着尖利的啸声。光裸的树枝在风中呜呜哀嚎。屋顶的瓦片是冻结着的，一片灰白。风吹起地上的尘土，纸片，碎石子，枯得发黑的树叶，沾上了痰迹的布条，贴着一扇扇陈旧的木板门旋过去，把那些干透的门板擦得唰唰作响。留在街道上的细土被吹出一道一道的波浪，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簌簌地流淌成扇形，忽而又拔地而起，竖起一面半人高的半透明的灰墙。
杨云一脚踏进车站，撞上了一群吵吵嚷嚷的人。穿蓝色制服、戴红袖章的车站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抓住一个大肚子孕妇的手，要把她往站台外面拖。旁边一个衣着破旧的男人，大概是丈夫吧，四面转动着身体，苦苦地对大家请求。他身上背了一个巨大的行李卷儿，一边的脚下是一只旧得发黑的藤箱，另一边的脚下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子，手里还拎着不少叮里咣当的易碎物品。看上去，这对出门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
“让我们搭上车，到江边良种场，一切就好办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男人背对着杨云，恳求一个司机模样的人。他的外地口音在青阳这个小地方不常听到，让杨云心中噗嗵了一下子。
“那不行，没见你老婆都来阵子了吗？一会儿在车上一颠，破了羊水，落了胎，我们可怎么办啊？谁负责任啊？不让上车是为你们好！”
“不会的，就两个小时，她能够坚持。”
“你看你这话！你说坚持就坚持了？孩子要真是露了头，你能把他揣回他妈妈肚子里？”
一阵哄笑声。
“我保证……”孕妇一只手托着山样的大肚子，步履艰难地跟在男人身后蹀躞。
脸上长着十来颗大黑麻子的站长踱出办公室，一边倒地为争吵双方作出决断：“我说同志，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惹这么多人看热闹，难为情不是？趁你爱人阵子来得还不紧，上医院吧，啊？”
着急的丈夫一转身，恰好跟杨云对上了面。两个人都一愣，然后触电般地不动了，两个人的身体都往后仰着，张开嘴，做出惊愕的神情。
果然是乔六月。足足七八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乔老师。杨云曾经痛彻心骨地思念、后来又渐渐淡忘的人。
杨云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飞快地抹下裹头的围巾，重新在脖子上整理妥当。她知道这条男式长围巾裹住脑袋的可笑。她的脸颊和耳朵上都有冻疮，被冷风吹着，很可能会复发，肿胀流脓。但是在见到乔六月的一瞬间里，对自身容颜的要求压过了一切。那一刻，哪怕割下两只耳朵能让她变回从前的模样，她也会毫不犹豫。
一个小小的、下意识的动作，杨云明白了，她其实一直爱恋着这个兄长般的男人。
“天哪，”乔六月把两只手一张，又开心又苦涩地：“我真是没想到。”
杨云刚要回答一句什么，孕妇的阵痛突然间又开始了。大概刚才的争吵和拖拉动了胎气，陈清漪五官紧缩，身体下弯，嘴巴张开用劲地喘息，两只手痉挛地抱住了她的肚子。杨云瞥见，一个滑步奔过去，架住陈清漪的胳膊：“来，趴到我身上，借住劲儿，没事的。”
杨云弓了身子，手撑住膝盖，努力地把后背支起来，让疼得发抖的女人抱住了她的腰，挺过短时间的熬煎。杨云的反应来得那么迅速，行动又那么果断和娴熟，倒反而让一旁做丈夫的乔六月看呆了眼。
“没事吧？能行吗？”乔六月转前转后，前一句问的是杨云，后一句问的是陈清漪。
女人正在阵子头上，呼呼地喘气，鼻息喷在杨云后脑勺上，急促滚烫。她的两只手分别抠住了杨云的肩膀和腰侧，虽然是隔了棉袄，仍然像锥子一样扎人。
杨云明白了，这是个初产妇，没有经验，紧张。她伸手摸一摸对方绷直的腿，安慰着：“你放松，没到时候呢，先别多用力，放松，顺着劲儿过去就好。”
“谢谢……”这个叫陈清漪的女人忍着疼，还没有忘记该有的道谢。
很快地，杨云感觉身上的负担减轻，抓挠她的手指松了下来，知道孕妇的阵痛已经过去。她直起腰，一边扶着陈清漪往墙边走，一边用脚尖从人群中勾出来一张长条凳，使腿肚子推到了孕妇屁股下面，催着她坐下。
车站上的人知道孕妇有了接手的，都忙不迭地走开了。谁都怕惹个麻烦。
“怎么会在这儿？你们？”杨云这才问出一句最想问的话。
乔六月苦笑着告诉杨云，他们本来要去的地方是江边良种场，结果他妻子在车上有了点动静，司机不敢再带孕妇走，逼着他们在青阳车站下了车。人在旅途中，妻子要临产，还带着一大堆行李，他真是急得发昏。
“知道快临产了还走动啊？”杨云责怪他。
乔六月避开她的眼睛，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杨云明白了，这是一次乔六月夫妇无法选择的旅程。几年中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杨云懂得这种限时限刻举家迁徙的含义。没有什么需要多问的。
“趁现在阵痛刚过，赶快去医院。我送你们。”杨云要拉陈清漪起身。
乔六月为难道：“没有住院证明。”
杨云说：“拿你的工作证，我帮你们找人。”
乔六月再次苦笑，告诉杨云，他身上只带了一张右派下放的“派遣证”。“我已经没有工作了。”他说，“我当右派两年了。”
“右派也得生孩子。”杨云愤愤的，也说不清楚她的愤怒是冲着谁。
“可是右派没资格在医院生。不会有医院接收我们。”
杨云咬住嘴唇，有点失神地看着乔六月。这是一个破碎的人。他从前踏在田埂上沐浴阳光的生活已经完全打破了。他变得如此窘迫，失败，甚至是黯然。他的头发上沾满灰尘。他的衣服上有呕吐物的令人掩鼻的气味。他的面容上皱纹密布，沧桑悲凉。杨云想，天哪，他看上去受过了多少折磨和批斗啊。
“跟我回家。”杨云说出这句话，又一次弯腰去扶孕妇。
“别，杨云……”乔六月伸手要拦住她。
“不跟我走，你让她在哪儿把孩子生下来？”
杨云看见乔六月的喉结艰难地滑动了一下，并且他扭过脸，试图掩盖某种酸涩的神情。
杨云的心里像被人用鞭子抽了一下，火辣辣地发疼。
“没事的，你到家了。”她对乔六月说。然后她低头安慰孕妇：“放心，接生的经验我有。我自己生过两胎了。”
就是这样，杨云把乔麦子的父亲和母亲带回到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