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尽管在经济理论上尚不成熟，对改革的曲折和意外缺乏充足的掌握，在具体的改革方法论上显得手忙脚乱，但是自始至终，他们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可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改革”的定义及对象变得模糊起来，利益集团的分化让矛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早年的某些“共识”日渐瓦解，甚至，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又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这样的景象在吴敬琏身上得到了最戏剧性的体现。进入2003年之后，他曾在多次论述中表示不希望发生的情况，竟然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发生了。随着腐败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愤懑之情日益变得激烈起来。这时，改革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拥护者纷纷行动起来，鼓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抗争。吴敬琏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胀和反腐败的战友马宾更是冲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亲近的朋友发出一篇名为《北戴河休养杂记》的文章，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从而彻底背叛马克思学说、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股份化、农业包产到户私有化、全面资本主义化”。他并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们纠正认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思想，“把企图和一心砍倒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邓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再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之”。
马宾的这番宣告还真有效果。从2004年年初开始，许多网站开始连载系统批判邓小平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系列文章，后来被编成一本20多万言的电子书《邓小平晚年之路》，在许多网站上公开下载。
要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为市场化改革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自然首当其冲。在所谓的“左派网站”上出现了大量文章指斥“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有人在网站公开提出，他们的斗争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围歼‘资改派’学者”，“这些人头戴着著名专家学者的光环，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对这些人，要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强火力的攻击，深刻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荒谬和反动，直到弄臭打垮为止。”
2004年的2月，隶属新华社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长篇报道《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提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尖锐问题。文章开列了包括吴敬琏、张维迎、高尚全、董辅、钟朋荣、萧灼基等14位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列出了聘请他们当独立董事的41家企业以及支付的年薪。吴敬琏被披露担任了神州数码、中国联通、中石油和中水渔业的独立董事。报道称：“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文章追问道：“无从得知，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的？”报道引用杨帆教授——时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的评论说：“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代言》这篇文章还引用杨帆的话，以直接点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瞭望东方周刊》的这则报道被广泛转载，在舆论界和经济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该杂志100期特辑的报道称：“《代言》一文也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后来，一些部门请经济学家做研讨、咨询时，也变得谨慎了许多。”也就是从此之后，在许多公众眼中，经济学家成为财团的“代言人”成了一个公众话题。
如果说“独立董事风波”质疑了经济学家们的职业操守，那么，在2004年秋冬之际爆发的另外一场论战，则几乎将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推到了对国有资产的流失负有责任的被告席上。
启动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大规模产权改造，到2004年前后已格局初成，在这期间，数以十万计的国企“转换身份”进行了股份化改造，由于缺乏规范和对于掌握改制领导权的政府官员的监督，造成了一些混乱局面，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弄权谋私，甚至公然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我们已经看到，吴敬琏在过去的几年中曾多次呼吁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场论战中，吴敬琏却被说成是支持盗窃国有资产的“共犯”。这是他当年所始料未及的。
2004年夏天，出生于台湾桃园，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香港金融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提出了猛烈的质疑。
6月17日，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8月2日，他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根据他的分析，“由张瑞敏等管理高层控制的海尔持股会曲线MBO取得成功”。8月下旬，郎咸平掷出第三颗“震撼弹”，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中国第二大家电企业广东科龙的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郎咸平的三次讨伐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平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整个秋天，它甚至转移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关注。这位来自香港、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过去几年的产权清晰化和公司化运动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的结论是，“当前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档，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景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语锋机敏的郎教授还打了一个很生动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3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郎咸平极富鼓动性的言辞，得到了早就对企业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心怀不满却无处申诉的底层大众的热情支持。而受到攻击的科龙董事长顾维军则起而反击，以涉嫌诽谤起诉郎咸平，几乎所有的财经和都市媒体都站在了郎咸平一边，有的报纸更以《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为题，严厉批评国内学者对郎的果敢行动的“暖昧”态度。
正在寻求机会把“资改派”经济学家“弄臭打垮”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更是大喜过望，早在2004年8月28日，在郎咸平刚刚发起对TCL、海尔和科龙的质疑之际，就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资产发展研讨会”，为郎咸平大声叫好，1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不久，南京、上海也召开了类似的集会。
2005年6月，一本名为《“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的图书出版，该书宣称：“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书；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书；这是一部反对在我国推行MBO，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发户张目，撕开其画皮的书。这场关于国有资产的大讨论，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它明确指出我们共和国今后应该走什么路，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是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误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尤为醒目的是，这本书的“总顾问”是一位中宣部前任部长。一位叫钟建国的作者在左派网站上撰文解释他“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时写道：“《‘郎旋风’实录》这本书，触及今日中国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理亏心虚的权势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传、出版的部门出面压制。中宣部老部长亲自出马担任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
很显然，在一个更大的、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大论战中，郎咸平也成了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连一些西方媒体也看出了“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再度活跃，美国《洛杉矶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认为：“郎咸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批评并不是孤单的声音，他代表着一个被称为‘新左派’的日益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中国经济的试验进行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