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6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军事管制，仍未解决多大问题。9月统计，铁路货运日均装车水平，只能完成计划装车任务的46%，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上海周边稍好一些。其余郑州、徐州、南京、西安、成都等各大枢纽，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山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两派武斗反而正式拉开战幕；长春、四平、瓦房店等地区两派打得火爆，整个东北铁路堵塞难行，大批原油、木材、粮食不能入关。
1967年基本上打了一年，到1968年春节前，铁路运输降到最低点。周恩来组织铁道部军管会于1月召开“全国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强令全国18个铁路局两派头头，集中到北京推进“革命大联合”。两派头头却认为到北京开会是一场高端决战，照样吵翻天。2月2日，津浦铁路徐州地区两列客车又被一派武装劫持，乘警枪支被抢夺，山西等地铁路屡被炸毁，煤炭运不动。当局因而动用“重典”，实行专政强权，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认为，运动已经搞垮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及其司令部，各省旧体系均被摧毁，必须建立“革命委员会”新的权威，要放弃什么红卫兵啦、造反派啦，创建一个“万里山河一片红”的新世界，恢复铁桶般的新秩序，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岂能容忍天下血战不休？两派长期为省地政权而战，最后势必危及最高权力。
强治铁路，就是治理全国大乱的前沿阵地；2月4日，周恩来将徐州铁路中断等紧急报告整理后，提笔给毛泽东郑重写信：“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你看，十字线、三角线、一条线，俱遭破坏，还能剩下几条好线？周恩来信中建议：“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为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看信后，立即批复：“完全同意，退总理办。”你看，周认为“完全是反革命行为”，毛批示“完全同意”，性质由此发生转变，杀戒必开。仅隔一天，即196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强硬命令，颁告全国，从标题即可以看出阵阵杀气来——《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分子的命令》。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紧急行动起来，对“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各地“坏头头”，“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对派组织堡垒实施军事包围，争取群众，镇压反革命。——颁令当天，在保存下来的中央文献档案中，有一份1968年2月12日整理的《主席指示》，记录如下：
总理说：第一阶段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
以上都是最高当局毫不含糊的严厉指令。可叹天下大乱，一部分地区，已被派战分割占据，信息不畅，派头头们只顾提着枪，匆匆往复于各个据点间指挥战斗，两耳失聪。上头已是龙颜震怒，下头尚在埋头酣战，困守中的战士们还在深情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歌声凄厉。没有几个人能够控制局面，战火仍在熊熊燃烧。前头说过，我所在的晋东南地区，“联字号”依托铁路，运炮运兵；“红字号”针锋相对5次炸毁铁路，以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联字号”利用军分区包括69军军用通讯，反复告急北京，控告“红字号”对铁路的破坏；“红字号”却全然不顾。
周恩来2月2日致毛信中所写“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时间与晋东南战争相吻合，2月12日，毛泽东说了“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这话“红字号”也根本听不到。到2月17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行动，针对晋东南地区单独发布《二一七通知》，同时大举出兵，即与保护铁路、晋煤外运紧密相关。在与晋东南相邻的晋南地区，与“红字号”同一派的“318”组织，居然把南同蒲铁路线上的列车序号，都改为自己组织的名称了——318次列车！于是伴随军用飞机在太行山里3次低空播撒《二一七通知》和国、省两级严厉指令传单，大批地面部队，从河南、河北、太原三个方向，挺进晋东南，总兵力涉及5个军番号，先后两次增兵达到20个团。至此，“红字号”的覆灭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同一时期，从3月5日起，到5月15日止，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在北京一口气开了71天，形成一个两派斗争难解难分的马拉松会议，差不多创了全国行业大会历时最长纪录。毛泽东、周恩来等诸位中央大员，两度亲自接见会议代表，其重视程度达到顶级。
北京会议刚散，广西、陕西告急，两省持续发生破坏铁路交通、劫持援越物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袭击部队官兵、洗劫车船银行等等一系列两派武斗事件。中央针对广西发布了《七三布告》，针对陕西发布了《七二四布告》，一时间产生了震慑作用。隔一年，山西在党的“九大”以后竟然重开战火，晋南、晋中比原先打得更加激烈，铁路进一步遭到破坏。为此，中央不得不针对山西发布了《七二三布告》制止武斗。全国局势终于渐趋缓解。这三个《布告》的背后，还得依靠军队力量武装进剿，光靠《布告》肯定不灵。由此而加重加深了“文革”灾难在诸省民众间的悲剧色彩，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铁路系统而言，如徐州、保定和山西等地，两大派在此后的几年中，长期反反复复斗争着、较量着，不可平息。整个铁路战线，上百万职工，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遭受到一次巨大的伤残迫害，留下道道疤痕无比深重，几十年难以平复。
革命与生产的惨剧
当年，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叫做“抓革命，促生产”。先说一下抓革命方面。
铁路职工精神上和心灵上横遭重创，在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无情加深。当时，军管干部一味向“左”推动运动，以严酷手段，将大批铁路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我们从铁道部相关史料中仅仅摘取一厂一例，足以触目惊心：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中国铁路工业的一个骨干工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个工厂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列为试点单位。全厂车间、科室以上领导干部共有167人，其中竟有102人以各种罪名受到审查和迫害；全厂8000余名职工，1600余人成为审查对象。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绝大多数因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受到严厉审查；全厂有246人被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有33人被迫害致死。……1969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转发该厂《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称“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二七厂领导大权”，工人中“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这个“经验”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一伙人策划炮制的，进而在各地推广，流毒全国，特别是在各铁路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可叹这么多铁路老职工惨遭迫害，致人人自危，打击面真是太大太狠，中国铁路事业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是开端较早又人数较多的一大行业。历经晚清、各国列强、民族资本家、日本侵略者、北满、汪伪、各省军阀、国民政府等多个时期和多个集团的管理与浸染，凡参与期间工作者，一代又一代，自然具有斯时斯地的历史色彩。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逻辑，俱是严重历史问题。假如詹天佑先生尚在人间，想来军代表们决不会放过他：晚清洋学生，官至二品大臣，旧政府部级大员，还为反动阶级修铁路，亲手建立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实为残渣余孽，全国最大的反动技术权威，天哪，詹天佑先生哪里活得成呢？
再看促生产方面：
1970年，铁道部这块大牌子，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洪流中被淹没掉了。6月底，铁道部军事管制人员突然撤出。7月1日，中央宣布：铁道部、交通部和邮政部合并为一个部，重新组建新的交通部革命委员会，由杨杰出任该部党政一把手。从此，原国家铁道部的职能业务在这里演变为铁路运输组、机车车辆组、铁路工业组，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援建坦赞铁路的办公室。唉，咱自己国家本来穷困缺钱，尚未把铁路事业搞上去，却跑到远方沙漠里，白白送上一条500多公里的大铁路，好像咱们真的很肥胖。
几大部合并为更加庞大的交通部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组长”。在中国，组长这个名称，本来可大可小，不足为奇。而铁路问题最突出的是：规章制度大半废弛，劳动纪律极端散漫，职工工资长年不动，派性斗争你死我活，造反干部盲目指挥，机构动荡上下混乱，行车事故频繁发生。
1970年9月7日，上海开往昆明的23次旅客快车颠覆，3节车厢在黔桂铁路龙里桥地段翻至桥下，死亡37人，伤133人。
1970年11月29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机务局470号机车发生锅炉爆炸责任事故。
1971年4月28日，成昆铁路下普雄与铁西之间，4320次路用机车与9013次货车发生正面相撞，死亡26人，伤105人。报废机车3台，报废货车14辆。事故原因很简单：制动风管没人接，刹车失灵。
1971年12月7日，京广线琉璃河站，451次市郊客车与839次火车发生严重追尾，火车头冲到站台上，压塌了站房，致14人死亡，22人受伤。原因也很简单：道岔没人扳，司机睡大觉。
仅仅在1971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生重大行车事故和各类大事故，竟然达到336件，主要干线累计中断行车高达1.3万多个小时！
我们仅从人事动荡这一个角度看问题，便知其乱：自正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以下，到全国各个铁路局，多数铁路老领导、老专家被打倒，大批铁路管理内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监督劳动，其家庭基本破败解体。这是中上层。
再看基层，人心无定，谁还愿意在基础岗位上劳苦坚守？单说我们最熟悉的列车乘务员吧，据1973年摸底，全国已有大批乘务员离开了列车，计7081人。原来，这些人员纷纷被抽调上去了，或搞专案小组，或搞群众专政，或整日大批判，或参加工宣队，还有数不清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加文艺宣传队员，到处登台表演。乘务员如此，其他各个岗位的员工大同小异，谁长期留在基层干，谁就是没本事，谁就是窝囊。前面写到了长治北机务段那位一派头头老徐，在本派胜利之后，很是如意，先在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干了一阵子保卫组，一身军装加黑又亮的小皮鞋，挂小手枪。接着又抓了一阵子地区文工团，像“常青指路”那样给众多美女做党代表。最后落脚地区体委当了主任，正式转干，有了行政级别。
我小时候在体委训练，谁见了老徐都得赶紧巴结，人家还去扳什么道岔！邓小平复出整顿一年多，老徐也绝不会返回铁路。到1975年开始“批林批邓”，老徐即和同一派人开赴太原，与太原铁路局本派战友再掀狂澜，要“击退老走资派的疯狂复辟和反扑，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顺便补充几句，1976年10月以后，晋东南老干部和原先受压的“红字号”一举翻身，非整老徐不可。这位老徐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一口气钻进东北老家深山密林，过了两年多逃亡生活，山西方面两次赴东北去抓他，都没抓到。倘若他不曾跑掉，不死也得断条腿。后来他跟我说，铁路上的派性反复太大，斗争极其严重，“文革”后，他们长治北同派战友均被抓回郑州局或新乡分局受审，大部分头头被判刑，“遭老罪啦！”
总之，铁路系统十年动乱已到如此地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宜万铁路还是“促”不上去。尽管此间也曾产生过一些小小的希望火花。
希望火花闪烁在军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