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庄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庄子的家里很穷，到监河侯家里借钱。监河侯说：“好的。我就要得到邑里发的很多金子了，那时我再借给您三百金。”庄子气愤地说：“我昨天来这里的时候，在半道上听见有叫我的声音，我回头看看路上的车辙中，有一条鲋鱼在里面。我向鲋鱼说，‘过来，您是怎么回事儿呢？’鲋鱼回答说，‘我是主管东海波浪的鱼。您能不能给我一斗水让我活下来呢？’我说，‘好的。等我游说吴越之王，引西江之水来迎接您，可以吗？’鲋鱼气愤地说，‘我离开了大海，无水可用，得到一斗水就可以活下来。您这么说，还不如到鱼市上去找我！’”
《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讲述道理。这个故事讲的是远水不解近渴的道理，讽刺了那些迂腐无用的空疏之举。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论述。
【事典】
《淮南子》上说：“救助落水的人，给他金玉，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已经饿了很多天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必然等不及。”因此解决饥饿，不要指望宝鼎煮出的美味；抢救落水的人哪能等行步端正的慢性子。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施行切实易行的方针，才能把事情办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常说智谋之人讲的道理十分高深，即使是高智商的人理解起来也感到很费劲。如今制定普通人适用的法律，却尽讲些连智力较高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道理，普通人又怎么能明白呢？因此，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坐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后再吃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会非得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要先做当务之急的事，再做其他事情。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言谈举止怪僻的人，他们标榜冷僻的学问，讲道理过于玄妙，不切实际。我认为，冷僻就是无用，太玄妙就是不负责任。
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必须尊奉忠诚信义。若尊奉忠诚信义就不能不着边际。可见太虚的道理，冷僻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亲眼见到别人是怎样做才能明白的人，不能说是聪明的人，因为人是一一看不完的。”因此《尹文子》说：“君子不空谈无益于治国的道理，不做容易做但没有收效的事。因而他们论道，在各种政策、制度、权术的范围内；做的事多与种田务农、行军布阵有关。这就是说，要做的是实际急需的事。”所以，小人争论的都是儒家、墨家的孰是孰非，行事固执、偏激、虚伪。他们孜孜以求的只是名声而已，因而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高蹈于众人之上，办事能力也在众人之上，能言善辩出类拔萃，勇猛强健超乎寻常。但是，有这样的品行却不能用来教化人民；有这样的办事能力却用不到急需的地方；口才出众不去游说天下百姓；勇力过人，却无法在战场上率领众人浴血奋战。这四种超群之处，如果不能被用于正道，往往成为祸乱的根源。
行善的人，使别人不能钻空子，为所欲为；心思机巧的人，行事做得天衣无缝，让常人难以插手。可以说这些是独善、独巧的人，但往往达不到巧、善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以圣人之理为贵，不能只逞独善之能，要懂得和大家一起治理。行事当以合乎大众为贵。《尹文子》说：“先知先觉，远见卓识，可以说是乱世奇才。但太平盛世，这种人不值得以他为贵。知识渊博，而且能言善辩，可以说是聪慧伶俐，但英明的君主不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臣下。目空一切，出淤泥而不染，可谓士大夫道德贞洁，但太平盛世不会用这个标准去教化百姓。所以，那些太崇高的道义准则，不能作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远非大众化的德行，不能推广为一国的风俗。因此，若是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住业绩；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
不必非等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不可，而人能自主安排的原因，就是能按手下人所现有的德行、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尹文子》里的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拿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这三件事来作为教化的标准。若是让百姓都依此行事、移风易俗，那是不可能的。如今只须自然耕作、自然生活，教之以行军作战，不觉中顺其大众。不提倡能力出众，勇猛盖世。因此，古代圣明之君以顺势应变来渡过难关。所以《淮南子》里说：“能够顾全大局的人既安逸又不会走入穷途末路；单凭心机诡诈行事的人一定毫无收获。这些人，即使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却看不到清泉中的游鱼。即使长着师旷那样能分辨无数音调的耳朵，却听不清十里之外的声音。因此，有时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却不一定能管好三亩宅院；若是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自然法则，天上地下都不难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识大局而渡难关的意思。”
要善于树立法度来协调各种矛盾。《尹文子》里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耕种收成；士大夫和士大夫谈论道德修养；工匠与工匠谈论制造技艺；商人和商人谈论物价、利润。因此士大夫大都品行端正；工匠都能相互提高技艺；农民也在闲聊中改进了自己的经验；商人也增长了见识，不会折本。这就是所说的协调矛盾、各安其位。”
让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平等相待，不产生隔阂，可以说是最好的治国办法。因此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那时，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人情世态而制定的。”张释之跟文帝谈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太高深，只要现在能实际施行就可以。”所以说，治理国家若是不从实际急需且可行的事下手，而以奇异为准，无异于让饿了多日的人等待黄粱米饭和肉食，让别人拿着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荒谬。
古代，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用木头制造的飞鸢能飞上天，但不实用。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无须外力，魏国的马钧能制造出会吹箫的木人，但若没有实用价值，这些东西只是耗费精力、劳民伤财，害处多多。《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本领，花了千金学费，学成后，却无处施展。”《尹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其他方法，若不在这些之内，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抓住万物，也只是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都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因此古代圣人把这放置一边不提。”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实际，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评议】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普照万物，无与伦比，但仍有它照不到的地方，这是由于它们高悬于万物之上。油灯和蜡烛虽然光亮微弱，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阴暗角落。”由此看来，治国之策，贵在能普遍实行，此理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圣君都会任用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