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后，周、朱、彭同时飞回延安，军事是小事，赵子赟会议上说的才是大事！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三人内心都明白，十多年的合作，双方其实已经处于同生共死的状态，这也是彭老总敢以个人名义答应的原因。
这种变化，不是军事上合作和蒙疆以往支援延安造成的，而是试点，试点是双方理念上的碰撞，是是否能够合作下去的重要实验，这种实验，很多人心里没底，如果失败，将证明延安和张垣未来组建联合政府设想面临巨大困难，如果需要让步到底线之下，相信任何一方都无法接受。
阳高一年，平稳过来，双方人都松了口气，没大问题就是胜利，但两边都没想到，年终统计，平稳的阳高同样创造了奇迹。
岁入排名前十不足为其，阳高底子本就厚，曾经的第一，只是张垣、呼和浩特、太原等大城市发展迅速，张北工业发达，逐渐赶超阳高也算正常，单说岁入，四三年阳高还落后于崛起的大同、正红旗，并被德王旧地苏尼特推后一位。
但蒙疆的新计算排名却一下子把阳高冒了出来，年人均收入超过一千五，这是蒙疆唯一一2￡，个超过一千元的县，堪称蒙疆民众首富，其次是人均创造岁入达五百，也是蒙疆最高，人均创造产值高达五千，比第二名张北足足高出近两千！
如果以阳高人均创造产值来计算，蒙疆近一亿人口，将创造五千亿察元的产值，扣除农业免税，光赋税一项，就能让蒙疆实现四十亿察元岁入！
当巩天民心里默算片刻，手心都冒汗了，此刻他明白为何赵子赟要求计算人均收入，人均岁入，人均创造产值，这些数字，这不是要抬高阳高的身份，而是要告诉议会和各省执政者，什么才能看清本质。
抛开这些，阳高也是工农业和新提出的服务业发展均衡的典范，工业集中在永兴起家的制衣和食品，农业则是蔬菜、水果和药材，服务业是运输和旅游，而让巩天民惊讶的也是阳高旅游，多年种树改变了南部桑干河黄土山岭的面貌，如今从阳高城到南部各村，道路两旁田园风光非常秀美，加上云门山圣地，很多张垣、大同，甚至是呼和浩特、太原人闲下来都喜欢跑到阳高，也是人来的多，阳高城内也模样大变，各种饭店、客栈林立，除了山西、内蒙小吃，东北、四川、平津甚至江南小吃都随着军队扩张，外省人加入，家人前来带入蒙疆。
医谷也开始影响阳高，除了光华、医学院和疫苗研究所进入外，蒙疆以外也有人来，虽然还只是小打小闹，学阳高建了小型的药材分级切片加工厂，但势头预示着医药将成为阳高重头，和旅游相配合的是，蒙疆现在几乎所有的医学研究会议都选择阳高，由此带动的人气不可小觑。
除工农业外，让蒙疆高层最为惊喜的是纪松龄在农村工作中的亮点，土地政府化后，城市土地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比农村小多了，土地丈量登记造册，有主的二十年维持现状，若是要交易，也容易管理，无主的，根据需求逐步放出来，只要控制好自建住房用地，规划好学校这些有关民生的用地，基本上一定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农村就不同了，首先这住房基本上都得自建解决，如果县府强行控制，或者干涉村庄的整体布局，很容易引起村民的强烈反应，而且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形成了想盖房子，找无主的空地建了就是，那里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规定。
纪松龄首先花功夫绘制了县内各村的现状图，然后结合已经形成的村治，将大村一定范围内的散落农户都并入到一个村的范围管理，将土地政府化后，不适宜耕种的一些山脚荒坡地，零散农户边上荒地纳入统一的规划中，初步形成了一个大村带几个零星点的格局。
接下来，是以村为第一级审核机构，任何想要新建自建住宅的人，向村提出申请，区一级进行复审符合，县府作为最终审查，每年年底，提交县议会批准后，县府才放出土地，收取费用，自建住房才能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执行户均标准，对于现在已经超标准的人家，考虑到收取浪费税在农村有些难以实施，他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农户暂时失去了分家自建住房的权利，五年后还是超标准，将收取浪费税。
光这么做，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尤其对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会让他们越来越穷，纪松龄的解决之道，就是农村合作组织，由区一级出面，协调村里自耕农形成一到两个合作社，自耕农的现有土地作为股权占股，选出管理者，统一安排生产，自耕农再以劳动力的方式，参与生产，年终分配时，除了占股分红外，自耕农以所出劳动力人数，和管理者一起，额外获得一定的红利。
这首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家庭的问题，其次也平衡了劳动力充足家庭的问题，也体现了一定的劳动分工，更为重要的是，在阳高发展蔬菜时，既能解决温室建设的投入问题，也能够避免一些无序的竞争，也避免了不同品种蔬菜价格差异，造成都种植高价值品种蔬菜的问题。
为避免合作社出现欺压等现象，纪松龄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依然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由村里德高望重之人组成，同时同一家族不得有两人进入，避免大家族的控制，村委会的职责就是监管合作社，除了村委会，纪松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要求国、共两党党员，都有义务监督组织所在地区村里的工作，包括村委会和合作社，他创新提出了两党的独立调查员制度，由两党组织，分别选出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定期、不定点单独前往各村调查，若是两边的调查报告不一致，或者调查报告中反映出问题，那么县府的调查组就会直接下去调查，各二十名独立调查员不是长期固定的，每个季度都不一样，调查员并没有额外薪水，不过孙名望认为此事不能因为是两党党员，就变成义务劳动，他通过议会，给予了支持，采取购买独立调查员调查报告的方式，付给调查员一定的报酬，这也开创了蒙疆为文字报告付费的先例。
对于非自耕农，管理的方式就是加强合同制度的推行，大户人家可以看做是一个合作社，虽说没有分红这一说，不过合同上必须明确非自耕农的利益。
针对村里无劳动力的家庭，不管是合作社，还是雇佣村民种地的大户人家，均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该费用由县里专门机构管理，用于村内孤寡老人的赡养，短期无劳动能力妇女儿童的补助等等，孤儿由省府收拢，设置孤儿院，统一管理。
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有过渡衔接的味道，二十年现有土地到期，不管是自耕农，还是大户人家，都将重新缴纳土地费用，到那时，合作社和大户人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土地经营公司，继续土地的耕种，也许，那时候已经不是当地人种地了，而是雇佣外地人成为产业工人。
对于县府经营土地，纪松龄也尝试着新的做法，他不再划出土地让参与的农户自己建房，而是拿出县府的部分收益，建设温室时，统一建好住房，以较低的价格，租给参与的农户居住，以避免县府经营土地上，村庄的不断扩大，进而也改善了这些人的住房条件，这样一来，县府经营土地已经开始走向公司化管理。
阳高的做法让察省各县非常感兴趣，各县在县城土地管理上问题都不大，农村确实有些头痛，纪松龄的尝试显然是一条路，这有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味道，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就长远来看，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延安也对纪松龄的做法有兴趣，当然也有人质疑，纪松龄管理阳高，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用的全是蒙疆一套，不过延安高层却知道这没那么简单，因为，延安也是试点之地！
薛儒的延安市长一开始当得并不十分顺利，工作不是难点，难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偏差，同一件事情，结果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偏偏执行的时候问题多多，尤其这里是中共高层机关所在地，上级也多入牛毛，往往一句话，就改变了手下人做事的态度。
接手两月，薛儒坐不住了，在和石瑛讨论后，他越过林主席，以延安市长的身份，直接找毛公，希望能够通过这位最高领导者，定出些规矩来。
“主席同志，有些事情我想反映和沟通。”薛儒简单问候后，便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薛市长，请说。”毛公笑眯眯看着他，薛儒来找，意料之中，不来才奇怪了。
“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并没有对任何同志和首长有看法，只是从工作角度来和主席沟通。”到延安两月，薛儒说话的方式也趋同于延安。
“就是有看法，也但说无妨，薛市长，我真心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出问题。”
“管理政府，和管理政党我认为是有区别的，政党更注重思想认识，要求一些想法和精神在政党中成为主要的声音，这一点我是赞同的，蒙疆也在一些方面要求思想上尽可能的统一，否则大家想法不一致，目标不一致，工作就无法开展。”
毛公点头：“是的。”
“但管理政府，就有些不同，政府面对的是人民，需要威信，也要有具体的办事准则，这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要求，也是让人民能够明白，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毛公看着他：“薛市长的要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中央高层干涉政事太多。”
“哦？”毛公有些诧异，他印象中，中央好像并无直接干涉薛儒市府之事，“能说说具体的吗？”
“主席有没有注意到，只要主席讲过话，或者召开了什么会议，下面必定组织学习。”
“嗯，有这事，怎么，这干涉到市府工作？”
薛儒点点头：“其实这干涉到包括延安在内的各地工作，主席讲话，只是一种导向，一种思想认识，我认为，这其中并没有要求具体工作怎么做。”
“是的，这是大政方针，不可能有具体要求。”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认为，主席讲话和会议精神，是党内思想上的要求，可现实的是，我们很多同志，会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圣旨，在工作中必定要严格服从，而个人理解不同，就直接导致工作中的想法和方式不同，最为关键的是，我相信，主席同志很多话背后并无更深的含义，然而有些同志就偏要从中找出能够和工作直接挂钩的东西来。”薛儒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