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即位，但此时政权实际已掌握在太后吕雉的手中。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沿用刘邦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公元前183年，刘恒即位，为文帝，他与景帝（文帝之子，于公元前156年～前143年在位）都继续执行高祖所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减轻人民赋税，使汉朝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大大增强，史家称为“文景之治”。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国力逐渐强大起来。
萧规曹随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探望，问他将来可以接替丞相的人选。汉惠帝问他：“曹参怎么样？”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萧何明白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就表示赞成。萧何死后，曹参接任丞相。可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无心治理国家。惠帝感到很纳闷，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窑回家问问。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回家后跟他父亲闲谈。曹参听了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还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曹窑挨了父亲的打骂后，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了后就更莫名其妙了，于是就在第二天找曹参单独交谈。曹参大胆地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丞相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不如萧丞相。”
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好。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丞相，那么先帝与萧丞相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就立刻明白了。
曹参在担任丞相期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这就是历史上的“萧规曹随”。
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昂，其中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汉初，刘邦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一面分封同姓的子弟为王。后来受封的诸侯王割据势力迅速扩张，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吕氏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庶出）登基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下令削夺王国土地。景帝的这一举措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心怀不满，而未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兔死狐悲，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景帝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郡。吴王刘濞闻讯后，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刘濞共聚众三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先攻梁，再围齐，前锋直指今河南东部。景帝见叛军来势凶猛，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爰盎的谗言，将晁错腰斩，以图换得吴、楚退兵。但叛乱的诸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没有退兵，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刘濞公然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当此之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下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太尉周亚夫奉命率军出蓝田经武关至洛阳，出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叛军士卒粮尽援绝，终于自行崩溃。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逃走后被杀。此后，其他诸侯王的叛军也相继被击败，纷纷投降，叛乱被平息。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生于长安，幼名彘，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四岁被册立为胶东王，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葬于茂陵。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国力进一步增强。在之后的统治期间，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用来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变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将财政权集于中央。在文化上，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外交上，武帝派张骞前往西域联络大月氏，开通了“丝绸之路”。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汉朝的国力逐渐衰弱。汉武帝在执政后期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得汉朝的经济继续发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在位期间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从此，经学研究在汉代盛行。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实际上已经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结合，形成了“霸五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深。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当时的汉王朝，边境不稳，时常遭受匈奴人的侵扰。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几乎把农耕为生的汉朝当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库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面对这样的局面，长城内的国家却从秦以来就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胜利的时候极少，秦只能寄希望于修筑长城进行消极防御，而汉朝却以和亲以及大量的“陪嫁”财物买来暂时的相对平安。
公元前123年，十八岁的霍去病跟从卫青（霍去病的舅舅）领军征战。卫青任命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带领八百骑兵，作为一支奇兵脱离大军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奇袭匈奴，打击匈奴的软肋。这次战役霍去病斩敌2028人，杀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相国以及叔叔。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汉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将横空出世了。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被武帝封为骠骑将军，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四万多人。同一年秋，他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四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公元前123年，霍去病与卫青各率五万骑兵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后，乘胜追击，深入两千余里，歼七万余人，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并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病逝时年仅二十四岁。
张骞通西域
在汉朝，人们将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内地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传到西域。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在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状况的考虑，汉朝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于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
盐铁之议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为保证“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在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之议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贤良文学活跃一时，酒类专卖废止，“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室柱石霍光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宫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