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上个世纪（20世纪）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确的说法是不该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笔记、相片，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年轻时头发很多，老了就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障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
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流传到现在的车里有一小部分该管子上面有个车座，另一部分上面什么都没有；此种情形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有人说后一些车子的座子遗失了，还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当时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有座的车就属于他们。另一部分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须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权利，故而这种不带座子的自行车就是他们对肛门、会阴部实施自残自虐的工具。根据我的童年印象，这后一种说法颇为牵强。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骑自行车的。但是我不想和权威争辩——上级现在还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讨没趣。
我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因为这个原故，他的作品现在得以出版，并且堆积在书店里无人问津。众所周知，现在和那时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外甥，我该为此大为欢喜，但是书商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该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评判，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纸张书籍根本不受欢迎，受欢迎的是电子书籍，还该有多媒体插图。所以书商真的要让我舅舅重见天日的话，就该多投点资，把我舅舅的书编得像点样子。现在他们又找到我，让我给他老人家写一本传记，其中必须包括他骑那种没有座的自行车，并且要考据出他得了痔疮，甚至前列腺癌。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舅舅患有各种疾病，包括关节炎、心脏病，但上述器官没有一种长在肛门附近，是那种残酷的车辆导致的。他死于一次电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压扁了，这是个让人羡慕的死法，明显地好于死于前列腺癌。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本人是学历史的，历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导向原则——这就是说，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应当导向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论。我舅舅已经死了，让他死于痔疮、前列腺癌，对我们有利，就让他这样死，本无不可。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知死在电梯里的那个老头子是谁了。他死时我已经二十岁，记得事。当时他坐电梯要到十四楼，却到了地下室，而且变得肢体残缺。有人说，那电梯是废品，每天都坏，还说管房子的收了包工头的回扣。这样说不够“导向”——这样他就是死于某个人的贪心、而不是死于制度的弊病了。必须另给他个死法。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因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几年的写作课，专门研究如何臭编的问题。
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我舅舅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生于1952年，长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得了心脏病。从“导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太过久远，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怀才不遇，作品发表不了。这时候他有四十几岁，独自住在北京城里。我记得他有一点钱，是跑东欧作买卖挣的，所以他就不出来工作。春天里，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园，这时候他穿了一件黄色灯芯绒的上衣，白色灯芯绒的裤子，头上留着长长的头发。我不知道他常去哪个公园，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仿佛是西山八大处，或者是香山一类的地方，因为他说，那是个长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葱笼的地方。我舅舅的裤子膝盖上老是鼓着大包，这是因为他不提裤子。而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过心脏病，假如束紧裤带就会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原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别人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也就不会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别人并不知道。
他就这样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来，叼在嘴上。这时候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位穿蓝色大褂的男人在扫地。后者的视线好像盯在地上，其实不是的。众所周知，那个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山上一级防火区，禁止抽烟，违者罚款X元。这个X是一变数，随时间增长。我的一位卓越的同事考证过，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除了体现了上世纪对防火的重视，还给受罚者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位穿蓝工作服的朋友看到我舅舅掏烟就心中窃喜，因为我舅舅不像会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交了罚款也不像会要收据。我舅舅叼着烟，又掏出一个打火机。这使扫地工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但是他打了一下，没有打出火，就把火机放回口袋，把香烟放回烟盒，往山下走去，而那位扫地工则跟在他身后。后者想道，他的火机可能出故障了，就想上前去借给他一盒火柴，让他点着香烟，然后把他捉住，罚他的钱；但是这样做稍嫌冒昧。
我舅舅在下山的路上又掏了好几次烟，但是都没打着火。最后他就走出公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去了。那位工友在公园门口顿了顿条帚，骂他是神经病，他也没有听到。据我所知，我舅舅没有神经病。他很想在山上抽烟，但是他的火机里既无火石，也没有丙烷气。他有很多火机，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不敢抽烟，所以把烟叼在嘴上，虚打一下火，就算是抽过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又有一个坏处。好处是他可以在一切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坏处是吸完以后的烟基本保持了原状，所以就很难说他消费了什么。他每个星期天必定要买一盒香烟，而且肯定是万宝路，每次买新烟之前，旧烟就给我了。我当时正上初一，虽然吸烟，但是没有烟瘾；所以就把它卖掉。因为他对我有这种好处，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老家伙喜欢用牙来咬过滤嘴，我得用单面刀片把牙咬过的地方切掉，这种短香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他已经死了多年，这种香烟的来源也断绝了很多年。但是我现在很有钱，不需要这种香烟了。
以上事实又可以重述如下，我有一位舅舅，穿着如前所述，1999年某日，他来到西山上的一座公园里。当时天色将晚，公园里光线幽暗，游人稀少。他走到山路上，左面是山林，故而相当黑；右面是山谷，故而比较明亮。我舅舅就在右面走着，用手逐根去攀细长的灯杆——那种灯杆是铁管做的。后来他拿出了香烟，叼在嘴上，又拿出了打火机，空打了两下；然后往四下看了看，转身往山下走。有一个穿黑皮茄克的人在他身后用长把条帚扫地，我舅舅经过他身边时，打量了他一下，那人转过脸去，不让他看到。
但是我舅舅嗅到了一股麝香味，这种气味在上个世纪是香水必有的气味。我舅舅觉得他不像个扫地的人，天又晚了，所以我舅舅加快了脚步。但是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当然是那位身穿黑皮茄克的扫地工跟来上了。在这种情况下，走快了没有用处，所以他又放慢了脚步，也不回头。走到公园门口时，忽然听到个浑厚的女中音在身后叫道：站住！我舅舅就站住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现在可以看出她是个女人，并且脚步轻快，年龄不大。她从我舅舅身边走过去，同时说道：你跟我来一下。这时候我舅舅看了一眼公园的大门，因为天黑得很快，门口已是灯火阑珊。他很快就打消了逃跑的主意，跟着那个女人走了。
刚才的一段就是我给我舅舅写的传记，摘自第一章第一节。总的来说，它还是中规中式，看不出我要为它犯错误，虽然有些评论家说，从开头它就带有错误的情调和倾向。凭良心说，我的确想写个中规中式的东西，所以就没把评论家的话放在心上。众所周知，评论家必须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否则一旦出了坏作品，就会罚他们款。评论家还说，我的作品里“众所周知”太多，有挑拨、煽动之嫌。众所周知是我的口头禅，改不掉的。除此之外，这四个字还能带来两分钱的稿费，所以我也不想改。
我舅舅有心脏病，动过心脏手术，第一次手术时，他还年轻，所以恢复得很好。后来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所以酝酿要动第二次手术。但是还没等去医院，他就被电梯砸扁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医院不负责任，第一次心脏手术全动在胃上了。因为这个原故，手术后他的心脏还是那么坏，还多了一种胃病。不管根据哪种说法，他都只动了一次手术，胸前只有一个刀疤。除了这个刀疤之外，他的身体可称完美，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简直可以去竞选健美先生。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的物理老师也常来吃饭，她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栋楼，在家里我叫她小姚阿姨。这位小姚阿姨当时三十岁刚出头，离了婚，人长得非常漂亮，每次她在我家里上过厕所后，我都要抢进去，坐在带有她体温的马桶上，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她竟看上了我舅舅这个痨病鬼——可能看上了他那身块儿吧。我舅舅心脏好时，可以把一副新扑克牌一撕两半，比刀切的都齐，但那时连个屁都撕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