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援建指挥部还配合青川县招商局到嘉兴就水泥、涂料等建材生产企业进行点对点招商，先后已经陆续有30余批近百名嘉兴籍企业家来青川考察，有的企业已在特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开发合作达成投资意向。景兴纸业集团投资2.4亿元的纸板箱项目已在川浙合作产业园正式“落户”。
曲河乡乡长赵彪说：“海宁市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帮助曲河乡100多户农户发展大鲵养殖，给农户补助资金28万元，给公司补助10万元。目前，曲河乡农户正在建池，9月每户养殖20尾大鲵项目将启动。这个项目投产后，每户平均每年至少可增收1500元。”
房石镇党委书记盛明伟说：“嘉兴市援建指挥部援建的房石理河村中药材基地初具规模。按当年的市场价，可为药农每户增加纯收入2000元以上。”
嘉兴市智力援建工作，也颇具特色。采取制作教学课件、定期交流教案等方式，将嘉兴优秀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引入到房石片区；选派优秀医务工作者赴青川支援；协助当地政府选派医务工作者、教学骨干、农技人员分批赴嘉兴学习进修。
2009年初，嘉善县魏塘镇第一小学的美术教师朱炯和县实验小学的体育教师黄仲重到前进乡中心小学支教，帮助该校培养了一支鼓号队，同时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健康咨询和心理抚慰活动。
6月，嘉兴市援建指挥部联合嘉兴市委党校对房石镇20多名干部进行了培训，选派了房石镇医务人员到嘉兴市第二医院学习。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等市县也与对口援建乡镇开展了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农技人员、种养大户交流学习和培训活动，累计交流培训已达300余人次。
“早日建成美丽新青川”是每一个嘉兴人的愿望。
嘉兴市委常委、浙江省援建指挥部副指挥长、广元市副市长孙贤龙先后16次来到房石片区，跋山涉水，走遍了五乡一镇援建工地。“项目进展怎样？灾区群众的吃住条件怎样？援建人员的生活怎样？”都是他心中的牵挂。孙贤龙说：“援建的目标，就是以一个崭新的广元、崭新的青川作为答卷，交与广元和青川的父老乡亲！”
董长杰的父母和岳父母四位老人已年过古稀，身体都有病，但他在灾区，老人生病住院他根本没法照顾、尽孝。
柏卫东、魏栋的孩子都很小，很需要父爱，陆锦法是嘉兴市建筑行业里有影响力的专家。但当灾区重建需要他们时，他们没有丝毫犹豫。2008年6月建板房时，陆锦法就先期来到灾区，任劳任怨，从不言苦累。还有肖缨、黄立元、曹永林，他们放下家中一切事务，一心一意扑在援建工作上。
“嘉兴——一个让我们永远感动的名字；嘉兴干部——一批愈挫愈坚、愈战愈勇的战士；‘红船精神’——一种永远激励灾区人民奋勇前进的力量……”青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开明感慨地说。
绍兴人与“5+2”
在地震灾区，援建者不分昼夜，辛勤地奋战在工地上，为灾区人民带来吉祥和幸福。“5+2”（工作日+双休日）、“白+黑”（白天+晚上）的口号响彻在巴山蜀水间，成为所有援建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写照。
那么，“5+2”、“白+黑”究竟源自何处？谁最早提出？笔者到每一个指挥部采访，总会下意识地想探究这个问题。
2010年5月15日下午2点45分，笔者一行来到绍兴市援建指挥部。在板房里与副指挥长、纪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朱旭界聊起援建。在他的一个蓝色笔记本上，笔者翻到一段记录：2008年10月13日晚7点15分，绍兴市援建指挥部入川后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指挥长马永良提出做事要有老黄牛精神、盯牢的蚂蟥精神、团结协作的蚂蚁精神，工作时间要做到“5+2”、“白+黑”。参会人员还有黄亦新、高白越、赵冕、李越刚、梅其林。
“5+2”、“白+黑”这些耳熟能详的提法，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答案。
笔者一行非常兴奋！
绍兴对口援建青川县关庄镇、凉水镇、大院回族乡、茅坝乡和苏河乡等五个乡镇，全额援建项目共有17个，占全省援建项目的近五分之一。有防洪堤工程、场镇人饮工程、中小学工程、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和卫生院工程等。
2008年8月26日上午，绍兴市政府副秘书长、援建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马永良，副指挥长董祖望、朱旭界，市发改委副主任楼灿忠，市规划局副局长石坚等六人来到青川县。
一路上，地震的惨状依然触目惊心：许多路面被山上的滚石砸断、塌陷，山坡上到处是悬空的巨石，摇摇欲坠。
到了关庄，更是一片荒凉景象：青竹江两岸全是帐篷、板房、残垣断壁……
马永良说：“我当时真有一种想马上改变这一切的冲动！我强忍着泪花对同去的人说，这里的老百姓太苦了，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为他们建设好新家园。”
一进办公室，空荡荡的一片，没有桌椅，没有电脑，甚至没有一张纸片。板房里，也是空荡荡的一片，没有床、没有被、没有蚊帐、没有电、没有水。
第二天晚上，马永良就带着指挥部的干部到镇上了解情况。
以后，他们隔天就与镇领导开一次碰头会，征求意见、协商工作。有时蜡烛用完了，就用手电筒照着开会。昏黑的光线，挡不住彼此暖心的话语。
马永良他们用七天的时间跑遍了关庄的每一个村（社）。有时为了访问一户人家，得花两三个小时；有时进出一个村子，会碰到数次余震和山体滑坡。不断听到当地老百姓的告诫：“那地方，你们不能过，危险啊！”但指挥部的人总是报以微微一笑，继续朝前赶路。
有一次，马永良、朱旭界和镇干部一行查看山顶上几户农房建设情况，从山下到山顶走了整整两个小时。这座海拔2000多米的山，已被山体滑坡削掉了三分之一，山上人烟稀少，就是当地的村干部，都很少去。脚下，到处是山体滑坡滚落的泥石。走着走着被杂草灌木挡住了去路，大家就用手作刀，硬是辟出一条小径。有时到了悬崖峭壁边，实在没法过人，大家就一边手拉着手，一边紧紧抓住旁边的藤蔓野草，艰难前行。山顶上的老百姓看见马永良一行人，都很惊奇，不知他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谢谢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老百姓想留他们歇一晚，马永良他们哪肯啊，顾不得多休息一会儿，翻过这座山，徒步一个多小时，到了最偏僻的茅坝乡。
几天后，绍兴市红十字会将价值100多万元的医疗器械、毛毯、衣服、书籍送到青川。
老百姓脸上再一次露出了感激的微笑。
震后第一冬，村民御寒过冬的物资准备得怎么样？马永良他们专程看望慰问了五户特困群众。瘫痪在床的83岁老人何琪坤说：“太感谢你们了，绍兴人，我们一辈子都难忘！”随后，指挥部又及时与市慈善总会联系，争取到4700条棉被和15万元的过渡房保暖加固资金。
在关庄镇，有一排浅蓝色的板房，就是绍兴市援建指挥部的所在地。它的背后是一座山，山上有一道宽30～50厘米的大裂缝，黑黝黝的，深不见底。每到暴雨天气，余震袭来，即使在板房里也能听见山上发出的闷响。有人说，这道裂缝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爆炸，下面住人极不安全。
可在关庄，稍平缓一点的地方都让给援建项目。每逢山体滑坡、暴雨天气，他们都不敢躺下，裹着毯子，坐在床上，熬夜到天亮。
朱旭界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有时静坐在床，听到远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怪叫，就感觉从床底涌上一股很强的热流，这股热流使整个床都摇晃起来。每到这时，他总是招呼大家起床，打开手电筒，开门查看。有时在村子里转一转。
“几乎每天都有余震，多时一天有十多次。从开始的惊慌，到现在的镇静，早已习惯了。现在回到绍兴，一有汽车开过带来的震动，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朱旭界说。
历经上万次的余震，绍兴人和所有援川人一样，早已忘记了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害怕，唯一不忘的是肩上的使命和责任。
夏天，晚上蚊子、苍蝇满屋飞。特别是蚊子，个大体肥，一咬就是一个红包。水是稀缺资源，比油还金贵，常常一个星期洗不上一次热水澡。
2008年9月，正值青川雨季，连续十多天大雨，不少援建指挥部板房严重积水，床垫没几天就发了霉。更糟糕的是，山体滑坡，山路被泥石流封闭，指挥部的同志只好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但工作照样要做，跑村进户，抓项目，常常汗湿衣背，回来只得用凉水冲冲。
冬天，昼夜温差大，晚上常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整条青竹江结冰，一条条从山上引水的管道都被冻结出不来水。吃水、用水一下子成了大问题。
苦和累，这是援建人员压在心底不愿说出的共同感悟。他们不是圣人，每天超强度的工作，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令他们身心疲惫。
马永良入川前是镜湖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绍兴市政府副秘书长。半年多，早已儒雅褪尽，一身迷彩映着黝黑的脸，他说：“时不我待，必须天天抓紧，时时努力。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为此，他要求大家少讲办不成的理由，多想干成事的办法。
第三章 (12)
2008年10月，副指挥长董祖望的父亲住院，当时正是关庄防洪堤开工的关键时刻，他忙了五天才匆匆赶回去。医生很遗憾地说，病情耽误了，只能做胆囊切除手术。春节回家，他心怀歉疚陪父亲一起在医院过年，直到离家归队。
朱旭界的腰和颈椎毛病不少，却仍身兼数职，一天忙到黑。晚上还常常点着蜡烛、拿着手电筒写材料。朱旭界是瞒着老父亲来青川的。每次他回去看望父亲，都是说自己出差回来。朱旭界说，父亲患有脑溢血，已经不能独自行走，家里又没人照顾，只好将父亲送进养老院。令朱旭界欣慰的是，他有一个懂事的女儿，女儿曾患急性肺炎，发高烧住院十多天，硬是让妈妈瞒着不告诉他，为的是让爸爸安心在灾区工作。
52岁的董一民，援川前是绍兴文澜中学总务处主任，是一线援建者中年龄较大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关庄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建设好。为了这个心愿，他白天坚守在工地上督质量、保安全、看进度；晚上在指挥部看图纸、搞测算、查漏补缺。
援建工作中，征地是个难题。绍兴市本级6个援建项目需征地347亩。当地干部说：“这事难，恐怕没有几个月下不来。”马永良、董祖望等指挥部干部一有空就往村子跑，与老百姓交心、交流、沟通，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征迁，保证了援建工程顺利实施。
在关庄镇中小学征地过程中，涉及400多户需要腾挪的板房。有的群众嫌麻烦，有思想情绪。马永良又先后召开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同时与董祖望等一边挨家挨户地找群众谈心，一边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大部分人想通了，腾挪了。可仍有6家农户迟迟不肯配合征地。马永良主动承担责任，连续几个晚上上门做思想工作，并发动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通过学生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最终他们同意征地，保证了项目的开工。
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评价：这次征地政策最公开、操作最公平、推进速度最快，且不留任何后遗症。
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法；开动脑筋，确保工程进度。于是便有了每周一次的主动对接联席会议制度、创新对接的专题协调会议制度、及时对接的信息沟通制度。
所有的苦和累，都促进着工程的顺利推进。“每当看到那些在河堤绿化带上散步的老人和骑车的小孩，心里总是很欣慰。”马永良说。
关庄镇党委书记雍天雄说起绍兴市援建指挥部，伸出了大拇指：“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三种精神：蚂蟥精神、黄牛精神、蚂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关庄镇寺坝村村民何天军说：“绍兴援建干部把关庄当成自己的家乡，全身心地投入援建工作，老百姓是最好的见证人。”
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使整个绍兴市的援建工作不同凡响。
绍兴援建给老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一幢幢建筑，更多的是援建人员身上体现出来的宝贵精神、忘我奉献的人性光辉。
他们的团队文化中有许多理念让人振奋！“共事是一种缘分，援建是一种机遇，有作为才有地位，千难万难只要想到群众的困难，工作就不难。”
“建活动板房时，一天余震达200多次，滚石挡道，越野车根本没法过去。当时又是项目建设高峰期，钢筋、水泥、红砖，都要到陕西、绵阳等地采购。为赶进度，常常连续十多个小时来回跑。”绍兴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傅伟东说。
在青川这片土地上，援建者们挥洒青春，忘我奋战，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在富庶的家乡难以体验到的艰险和劳累。但他们亲眼见证着青川凤凰涅槃般获得新生，这一段经历，是每一个援建人员一生珍贵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的援建企业，尽心竭力为青川的发展书写了动人的一页。中成集团、宝业集团、水务集团等企业，纷纷选派优秀员工入川。中成集团董事长王永泉说：“有公司在，什么都不用怕，只要能保证进度、质量，所有建材都在成都购买运输！”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这样下来，成本提高了几倍，但质量保证了，速度加快了。为了稳定援建职工队伍，保证工程质量，中成集团制定援建人员奖励机制，宁可将工资提高20%，甚至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