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定型化使我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从此更加注意社会活动了”。除了1924年12月到宜兴参加社会调查外，“我参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运动，也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八一’起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研究中国社会革命的实际问题。郭沫若以他所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媒介，直接求教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思想大转换，不但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而且非常积极地与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为了争取舆论导向，郭沫若一连写了不少文章，与国家主义斗，与无政府主义争，这些文字收集在《水平线下》和《盲肠炎》里。它生动地记录了郭沫若与无政府主义决裂的过程。此外，还“关注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导向问题的讨论”。
郭沫若就这样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不断将它化为行动的指南，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洪流中。他在1924年7月23日致腾固的信中说：“我不久又要回国了。武昌师大的同学们要找我当教授，当教授虽不是我愿意的事情，但是能跳到中国的中央，跳到中国人生活的海心里去尝盐味，这是我乐于干的”。郭沫若说：“不能仅仅为了个人和家人的生存而活着，该回到中国去，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自己的才智。即使是饿死、累死、也要死在祖国”。“到达上海的心情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准备随时争取机会，跳进变革现实的洪涛巨浪中去”。
4.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到革命运动的战线。我自己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然，我在译这本书之前，早就有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决心翻译这一部书。翻译了的结果，确切地使我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解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
译作评价
郭沫若在谈到该书的翻译时说：那书的译文曾部分地在学艺社的《学艺》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把它印行了。但发行不久便由出版处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里现在是没有存本的，连那用毛笔写的译稿也归了商务，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的炮灰了。商务既承印了那书又把它停版，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便是怕那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社会要发生影响。然而影响毕竟发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几乎无例外地走着这样一条必由之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郭沫若是这些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文化名人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沫若的翻译作出过评价：
周恩来指出：“我们的郭先生正确地走了他应该走的为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郭沫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带着大家一起向前的向导。”同时指出，郭沫若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人类的热爱”。陈毅同志说郭沫若“很早就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历史问题，成为一个开山的祖师”。邓小平同志1978年6月18日在郭沫若追悼会的悼词中指出：“他是马列主义的热情宣传者和忠实捍卫者。”
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国学大师顾颉刚评价郭沫若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郭老首先介绍了这本著作，给当时许多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是其中之一”。被鲁迅先生称赞“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的我国著名作家艾芜在《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一文中对郭沫若的评价：“……更重要的一点，郭沫若同志还指引我们从文艺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共早期军事工作者李翔梧在《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的署名文章中，坚定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
《日本短篇小说集》作者与作品
《日本短篇小说集》选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蜜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里见弴的《雪的夜话》、葛西善藏的《马粪石》、丰岛兴志郎的《工人之子》、藤森成吉的《一位体操教员之死》《阳伞》、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贵司山治的《贞淑的妻》、武田藤太郎的《色彩》、林房雄的《铁窗之花》、片钢铁兵的《小儿病》、井伏鳟二的《顽童》、中河与一的《跳舞场》、横光利一的《现眼的虱子》和《拿破仑与疥癣》共15位日本近代作家的19篇短篇小说名作。
本书中选译的这些作品，要么在题材上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要么在写作手法上独树一帜，让人叹为观止。在译者识当中，作者写道：
这个集子所选的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现代文坛的代表作，因为在这个集子上有字数的限制，译者在这个严格的限制的范围内，想要多介绍几个作家，多介绍几篇作品，因此便不免要赶各个作家的短的作品选择，无形之中便又来了一个愈短愈好的限制，因而所选的不一定是各个作家的代表作。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有崇尚短小的传统，不少知名作家都有较多的短篇佳作问世，因此，郭沫若在挑选作品的时候尽管有诸多限制，仍然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份日本经典短篇小说的盛宴，为中国读者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文学打开了一扇便捷的窗口。
在郭沫若选译的作家当中，芥川龙之介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一位专门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小说家，他一生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在他35年的短暂人生中，一共创作了150多篇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篇幅很短，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作家很少直接评论，而仅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却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这使得他的小说即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又成为当时社会的缩影。郭沫若选译了芥川的《蜜柑》和《南京之基督》这两篇作品。其中，《蜜柑》一直以来就是日本近代短篇小说作品的经典之作，多次被收入日本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学国语教科书。
《蜜柑》的主人公在一个冬日坐在火车上，看到一个衣着破旧的小女孩在列车穿过隧道的时候旁若无人地打开车窗，内心觉得十分不快，但是，当他看到列车驶出隧道之后，一个小男孩大声呼唤着挥手和小女孩告别，而小女孩把蜜柑向他扔去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小女孩不顾寒冷坚持开窗的原因，备受感动。从小女孩姐弟之间的亲情当中，作家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暂时忘却了人世的倦怠。在短短一千多字的作品当中，充满了作者对世事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悟。
作品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无非是作者在列车上观察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一看就是穷人家的女孩。作者当时沉浸在忧郁的情绪之中，手上看的报纸净是无聊的新闻，眼前坐着一个肮脏的农村女孩，更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气氛死一般的沉寂。不久，女孩不顾冬天的寒冷打开了车窗，随着寒风，蒸汽机车的煤烟不断涌进车厢，当时作者喉咙正在发炎，被风吹得满脸煤烟，对女孩的这一行为更是感到极为不快。但是，当他最后发现女孩开窗的原因之后，内心涌起的一股温情和先前的不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此写道：“我在这时把那不可言喻的疲劳和倦怠，以及不可解的下等的人生才略略地忘记了。”
通过这篇芥川的名作，中国读者接触到了极富日本特色的短篇小说创作手法、极具日本文化特色的题材把握。在既往的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当中，特别是以隋唐传奇小说和明清志怪小说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短篇小说当中，作者仅仅是向读者讲述一个个有趣的甚至是荒诞、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往往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毫不相干，作者天马行空地任意杜撰、编造出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为读者提供一时的短暂的阅读乐趣。与此相反，在芥川的《蜜柑》为代表的大量日本短篇小说当中，题材的范围已经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领域，对人的思想、人的感情表达出了深刻的关注。通过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深刻剖析人生、人情的意义、价值，这样的题材无疑站在了更为崇高的文学高度上，具备了更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些日本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作家发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新大陆，一批批近代中国作家也开始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同类佳作。在郭沫若的这部译作当中，另一类被选入的作品则属于可以称作哲理小说、讽刺小说的作品。如：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疥癣》、葛西善藏的《马粪石》都属于这个类型。
横光利一是近代日本著名小说家，生于福岛县，从早稻田大学退学之后，成为昭和年代日本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川端康成、片钢铁兵等人一起创办了《文艺时代》，一直是日本新感觉派的干将。在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疥癣》当中，拿破仑患上了皮肤病，仿佛是为了医治自己的痒痛一样，拿破仑的军事征服欲望也随着病痛的恶化一天天膨胀。随着他对欧洲征服的步伐，他身上的疥癣瘢痕也像世界地图一样不断地延伸。作者在作品中对拿破仑病态的征服欲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把他的征服欧洲、征服世界的梦想比做侵蚀健康人体的疥癣寄生虫。同时，在高声喊着“我是拿破仑波拿巴！我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同时，拿破仑被小小的寄生虫折磨得不断呻吟。通过这个庞大帝国的君主和小小寄生虫之间的鲜明对照，作者对军事征服表示了极大的厌恶，同时暗示了征服者内心实际的渺小和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