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外公住在檀木场街上，离我家有六十里路，两年前小舅舅带我走过一次。一般地说来，我走过的路是不会忘记的。由黄都场到兴隆场这三十里路比较好走，兴隆场以后都是弯弯曲曲的土路，山坡较多，人烟稀少，有时还穿行在阴森森的树林中，心里本来就有点恐怖，偶然听到鸟的怪叫或树枝哗啦啦地掉下来，吓得毛骨悚然，浑身冒着虚汗。走过沙陀寺后基本上都是平坝，心里就轻松自然了。但到了土主河，心里就发麻了。这里是明月江的一段，我家门口那条河是它的支流。比较起来土主河水深流急，河面也宽得多。涨大水的时候这里是个渡口，小木船是行人过河的工具。平常搭着浮桥，所谓浮桥就是在河中放几个四方形的木架作为桥墩，再在桥墩上并排放上两块木板，两侧没有栏杆或扶手。人在木板上行走时有些摇晃和上下闪动。胆小点的大人都不敢过，更不用说小孩子。两年前是小舅舅牵着我走过去的。这次临走时，妈妈一再嘱咐我：“过浮桥是件危险事，千万不要独自过桥，等有大人过桥时将你牵过去。
”于是我在桥头坐下来，等了一会儿，看见一个挑着担子的人走过来，我立即站起来，迎面鞠了一个躬：“叔叔，请你帮个忙，把我带过河去吧！”那人满身大汗，头上冒着热气，不解地望着我，我又说一遍，他嗷嗷直叫，原来是个哑巴，他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似乎有敌意。他摆摆手，挑着担子匆匆地走了。我又坐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过河的人。我很纳闷，今天行人怎么这样稀少呢？再这样等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人来。眼看太阳已经西下，我肚子也有点饿了，还有十几里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河水面虽然有四十多米宽，但三分之二是浅可见底的。
我把心一横决定自己过桥，为防万一，我把棉衣和长裤脱下来，与书包捆在一起拿在手上。一旦掉进水里，立即把东西扔掉，凭着自己的水性，逃命是没有问题的。主意一定，我就镇静下来，一步一步，小b翼翼地走在浮桥上。临走时妈妈告诉我，过桥时眼睛要看脚底下的木板，不要看水面，若看着那滔滔的急流，就会头昏眼花两腿发抖，容易出危险。我想着远方正在为我担心和祝福的妈妈，想着马上就要到舅外公家，走上新的求学之路，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竟然到了对岸，当我走完最后一块桥板时，一屁股坐在桥头的沙地上，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了，我这才发现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浑身冒着热气，马上把棉衣和长裤穿上，胜利的喜悦使我脚下生风，大步流星地往檀木场方向走去。
舅外公对我的突然到来感到又惊又喜：“天哪！这么远，你，一个小娃儿是怎么来的呀？”我把过土主河浮桥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他更是惊奇，逢人便夸我：“一个人敢过土主河的浮桥，将来肯定有出息。”
檀木场在达县与开江县的交界处，街道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傍水延伸。联结两岸街道的是一座木桥，桥长约二十米，宽约六七米，桥上有屋梁，屋顶上盖着瓦，这样的桥叫亭子桥。桥面的两边可以摆货摊，中间可以行人。炎热的夏天，河面上习习的凉风引来不少人在这里乘凉、摆龙门阵。最闷热的夜晚，很多人搭上凉床在这里睡觉，很有点热闹的气氛。
舅外公家离桥头只隔一间门面。房屋宽约五米，纵深约十四米，进门右边摆三张方桌，左边是灶和擀面板。后面是磨坊和猪圈。在磨坊猪圈的阁楼上便是住房。住房里横着摆两张床后，剩下就一米多宽了，显得十分拥挤。当时，乡镇上的商店、饭馆、面馆都没有商号，舅外公开的这家面馆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算是老字号了。一个乡下农民经过二十多年奋斗，从杂工、跑堂到师傅，进而在这小镇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算他真有点本事。舅外公只有一个独女儿，叫何祥贞，论辈分我应叫她表姑，但他们要我叫她“姥子”（檀木的方言有点怪，如把母亲叫“依呀”或“奶子”）。虽不知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只能入乡随俗了。我的小舅舅在一九四五年大约十五岁时过继给舅外公当儿子，名字由刘自恒改名为何祥寿。
小舅舅长得少年英俊，瓜子脸，浓眉大眼，高挑的个头，粗犷中透着一种秀美。他聪明勤快，到了何家以后，粗活重活都抢着干，很快就学会了面馆的技术，红案、白案样样都会。舅外公夫妇很喜欢他，视如己出，给他定了亲，未婚妻是舅外婆的姨侄女陈显贞。在他结婚的前夕，一九五O年，一场重感冒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死时才二十岁。他的死对舅外公夫妇打击很大，他们只能用宿命论来解释自己的不幸，来麻痹自己的思想，解脱自己的痛苦。小舅舅死后，舅外公夫妇把全部的爱和希望倾注在“姥子”的身上，她是舅外公夫妇的掌上明珠。她聪明、贤淑、性格温良，读书成绩也很好，本来准备上中学的，小舅舅死后，只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在面馆里当帮手。赶场日子请师傅，冷场日子就全靠她做事。她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街坊邻里中口碑极好。
其实舅外公对生意上的事和家里的事都管得较少。清晨，他把面搭好了，就去坐茶馆了，一去就是大半天。据说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舅舅死后他就变得心灰意冷了。舅外婆精明能干，无论是生意上的事或家里的内政外交都是她当家。她平常不爱说话，也难得一笑，显出很威严和冷漠的样子。对于我这个远房亲戚的到来，不仅要管吃管住，还要管学杂费，她持什么态度呢？我感到高深莫测。
我心里十分明白：在这里，我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做事。清晨，我天还未亮就起床扫地，下门板，生炉子，掏炉灰，然后去早自习；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放就卷起袖子、系上围裙，洗菜、剁肉、跑堂端面、洗碗洗碟，看到什么做什么，忙个不停；晚自习回来就跟着他们守堂。那些开完会的乡村干部或学校上完晚自习后的老师，有的会来吃宵夜，做完这些人的生意已是午夜了，才上门板，清场睡觉，天天都是如此，尽管很辛苦和困倦，但心里却很快乐，一是一日三餐能吃饱饭，二是读书的环境和条件比在老家好多了。 檀木场完全小学在街西边的场口上，是一个叫文昌宫的旧庙改建的。从初小到高小共十二个班。这里向来文化较发达，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校长况余熙出身于县城的书香门第。语文老师杨先成的美术功底也较深厚。街头上那些有趣的宣传画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在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搞美术展览。教导主任杨兴林老师，历史、地理教得出色，他讲近代史鸦片战争时，声情并茂，鼓动人心。整个学校的学习风气很浓，除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外，早晚自习课，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而且所有的老师全程陪伴，
无一例外。当时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桐油灯，晚自习下课后，我们提着灯、唱着歌，浩浩荡荡地从街上走过，给这古老的乡镇带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其实，舅外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拮据，主要是生意很萧条。大户人家被没收了土地和家产，变得一贫如洗。一般农民暂时也没好起来，大多数人连吃饭都困难，能在面馆里消费的人寥寥无几。赶场日子还马马虎虎，冷场日子来吃面的人稀稀拉拉，少得可怜。尽管这样，每天还是照样开门营业。煮面那个炉子从早晨烧到午夜，有时连当天烧的煤炭钱都挣不回来。
面馆里除用的葱蒜、辣椒、咸盐、酱醋等调料、佐料是用现金买的外，主要原材料如小麦、猪肉、油等都是以赊账的方式买回来的，如果生意好就货如轮转，早晨购进材料，晚上即可付款，皆大欢喜；如果生意不好，买回来的东西销不出去，只有厚着脸皮听债主的闲话。有时相互间甚至会吵架谩骂。多少年来他们就是靠这种现买现卖的小本生意维持全家的生活。有时，家里吃的大米也是吃一顿赊一顿，早晨赊账，下午付钱。“姥子”左脚长了一个疮，没有认真地医治，长期溃烂，几年不愈，每天照样站在炉灶边煮面，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夏天，高温的天气和炉火的烘烤，汗水把她的衣服都湿透了。她从不叫苦，从不叫累。每当晚上洗脚换药时，她痛得哇哇直叫。但是他们对别人却非常宽厚、仁慈和善良，很多亲戚朋友都受过他们的帮助和接济。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在这个家族中是最富有的。只有我在这里呆久了才知道，他们自己也是在困难和痛苦中挣扎着，在艰辛地支撑着这个家，支撑着自己在亲朋中、在社会＿［的地位和声誉。
舅外公家的这一切都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努力学习，很快地，我的学习成绩就提高了。那时，期终考试后，每个班都要按分数放榜，第一、二、三名画个红椅子在名字下面，在檀木场读书的第一个学期（高小三册）中我得第二名，原来这个班的第一名谭家财名次未变，第二名丁远威被挤到第三名了。到了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即高小四册毕业班期终考试，我跃居榜首，原来的第一名被挤到第二名了。
舅外公全家看到我读书这么长进，在家做事这么勤快，非常喜欢我。还有一点：我耿直诚实，在面馆里跑堂结账，经常与钱打交道，我从不私拿一分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钱对我是多么重要啊！我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难得开口的舅外婆有时也夸奖我。她看到我穿得太寒酸，还给我做了几件衣服。“姥子”对我也挺好，她买水果、零食时总会给我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