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厂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大李，并叫他马上到医院检查，对别人传说的那种病作了专科检查，还进行了全面体检，并立即将检查、化验结果寄给小贾。疑团终于消除，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大李趁热打铁，将小贾从湘潭调到了湘西。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出差到重庆开会去了。回到厂里后，大李告诉我：他与小贾的关系已经结冰了、死亡了。原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一切都充满信心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结局。这次做工作就没有上次那样容易，但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经过几次艰难的交谈、劝说，他们俩又和好如初。后来又结婚成家。可以说，他俩的成功结合和幸福美满，我是功不可没的。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大李带来好消息。他回来的当晚，我急不可耐地去了他家。我望着他，想从他的眼神中找到我所希望的东西，但他未正面看我，一边倒茶，一边说：“唉呀，老朋友，真对不起！我没有去小张外婆家，太忙了，没时间……”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恨不得走上前去掴他一耳光，骂他一句“忘恩负义的东西”，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没等他说完，我掉头就走了。我的头嗡嗡作响，像被谁打了一棒似的，我不敢走快了，怕跌倒在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在沉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兄弟朋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有恩于他的朋友。在我最需要帮助，在他又是举手之劳的时候为什么不帮我？我不能肯定他去了小张外婆家就会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但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一趟。我甚至想，如果大李撒个谎，回来给我胡编一通，我心里也会好受些，起码让我感觉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人帮助我、关心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小张在决定与我分手前，曾将原因告诉过大李和小贾，说我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可能他们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所以大李的表现才那样冷漠和绝情，同时也未向我透露一星半点。他们真是原则性很强、阶级路线分明的革命者。我深刻地体会到世态的炎凉。连小张也感叹地对我说：“人家有困难的时候，你是那样真心实意，倾全力，你现在落得这个样子，竟没有一个人来帮你。”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吗？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吗？我是社会的消极因素吗？继续革命已到了要整我们这样的人的阶段了吗？在这次“四清”运动中没有清出我的什么问题啊！我承认，比起那些纯净的白纸来，我是有点杂色的纸，但我不是灰纸，更不是黑纸。
按照当时的风气和习惯，男女双方在分手时，都要将花在对方身上的钱要回来。在小张单位党支部易支书的安排和主持下，我们也履行了这个程序。小张主动提出将我给她买的衣服、手表和给的钱全部折成钱给我。我除了要回买手表的钱外，其余什么都没要，显示出自己的大度和风骨。这使她感到意外。易支书说：“这种事我处理得多啦，一般人分手都会斤斤计较，争得面红耳赤，你们却让来让去，真奇怪！”我们相互对望了一下，我发现她的眼圈红了。“王技术员，你多保重啊！”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一九六二年国家执行了探亲假制度。除了分居的夫妻外，家在异地的未婚职工可以探望父母。这几年的探亲假我一直未享受。主要是收人微薄，囊中羞涩，无颜见江东父老。与小张分手后，我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同时也想弄清楚：这些年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对我影响如此之大。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故乡。故乡的生活比一九六一年好多了，虽然经济上依旧贫困，但物资却丰富起来。大家能够活下去了。住了几天后我才将这几年家里的政治变化弄清楚：一九六三年秋开始搞“四清”运动。运动初期，父亲被抓进县公安局办学习班，要他交代解放初期那段历史。据父亲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一九四九年底，四川省各路军阀先后和平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十二月十五日解放军和平进驻达县。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和平解放。
已通电起义的罗广文、樊鹏举部队，在等待整编的同时，也在招募新兵。我父亲已在江湖混迹多年，他有个朋友是这个部队的中层军官，父亲想通过他找个门路晋升，混个差使。在其授意下，父亲自己出钱，在家乡招募了一百多人，父亲被任命为连长。他将这伙人带到渠县卷东门驻地，呆了二十多天后，解放军随即对父亲招募的人员进行整编，父亲被任命为副连长。连长是解放军派来的。这伙人既未穿军装，也未摸过枪，天天出操训练，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糙米饭，喝南瓜汤。这批新兵大部分是游民无产者，不习惯艰苦而严格的部队生活，都先后偷偷地溜了。上面也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的态度。父亲是走得最晚的一个。原来他以为这段历史是光荣的。罗、樊二位将军是起义功臣，解放后都在省一级的政府里安排了一定的职务。可是现在县公安局告诉父亲，他参加的这个部队叫“反共挺进军”。
父亲听后大吃一惊，如果真是这样，他应算“历史反革命”了。他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参加的确实是解放军，参加的时间前后不到三个月。父亲被拘留没多久就释放回家了。在没有任何肯定结论的情况下，他被定为“管制对象”。父亲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限制了很多人身自由，还要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情况，在“四清”中又对他进行了批斗。我家的成分也由“贫农”上升为“上中农”。对于这些情况我全然不知。家里也不写信告诉我，他们以为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的思想和工作，就不会影响我的前程。所以我一直被蒙在鼓里，自己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了，还在做着入党提干、争当革命接班人的美梦。实际上，如果家里及时告诉我，我能有个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择偶条件有个正确的定位，就不至于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和伤害。回想起这几年的坎坷之路，我独自一人躲进河边的竹林里，对着五灵山大哭了一场。
母亲看见我向家里问这问那，还跑到公社去了解情况，她心里猜到八九分。她担心地问我：
“你爹的事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影响，我是搞技术工作的，靠技术吃饭。哪朝哪代都需要技术嘛！”
她又问起我的婚姻大事，我以响应党的晚婚号召为理由搪塞了一番。母亲是个明白人，她半信半疑地叹了口气。像过去一样，再大的困难和痛苦我独自承受，我未向母亲透露一星半点。我已是个大男人了，我不能再增加母亲的忧愁和担心。
在回家前，家庭背景对我的影响只是模模糊糊、若隐若现的感觉，甚至认为是小题大做，对我不公平。这次回家后总算清醒了：不管是不是事实，不管你服气不服气，父亲是“反共挺进军”连长的结论是铁定的了。在我自己清醒前，该遭受的已遭受了，该失去的已失去了，所以现在不再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了。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对于恋人的分手、朋友的冷漠，我不再耿耿于怀了。人的痛苦来自于希望与现实的差距。现在，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希望和追求，也没有什么差距可言。我感到“活该”，我感到罪有应得。
但是另一方面，我是一个不甘落寞、不甘沉沦的人。我很快地调整了人生的坐标和航向，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钻研本行业的技术上。我是冲模制造专职技术员。我积极试验和应用冷挤压加工、电解加工等先进工艺，同时将硬质合金材料应用到需要和可能的工模具上，对提高制造效率和使用寿命、改善工模具供应的被动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初，当时的第五机械工业部有关部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制定全国同行业的冲模标准，并编著冲模设计资料。我被厂指派去参加这项工作。工作组的成员，除个别老工程师外，大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既有搞工艺的，也有搞设计的。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分工合作的模式，每人负责一部分。前期工作以重庆为大本营。除了本系统的工厂外，还到工艺性质相近的金笔厂、金属软管厂参观学习，收集资料。针对一些疑难问题访问、请教有关专家学者。这项工作历时半年之久，在大量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筛选和充实，不但制定了冲模的行业标准，还编著了冲模的设计与计算资料。在重庆完成了初稿后，发往全国的同行业工厂和有关院校征求意见。然后，我们又到各单位去收集修改意见，最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定稿。通过这项工作，我的技术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的知识仅限
于冲模制造工艺方面的，现在对于冷冲压、冷挤压的理论基础及冲模设计与计算，已有全面的掌握。既然在政治上已沦为三等公民，那么只有在技术上、业务上争取做一个优等公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这样的人吧？历史表明，这段经历对我的工作，以至于后来开创自己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全国大搞“三线建设”，新建了一些兵工厂。采取“母鸡下蛋，老鸡孵小鸡”的方法建设新厂，是我们的惯常模式。老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厂级干部配套成龙，去支援新厂。自从小张与我分手后，我一直想调动工作，换个环境。现在机会来了。我向厂组织部写了几次要求调动的报告。厂里已调出去好几批人，相继到湖南、湖北、广东、陕西。厂里认为我是技术骨干，一直没有放我。我与厂里王总工程师和车间几个领导关系都不错，不好过分强求，只能从长计议了。
一九六六年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贺玉兰。她是厂子弟学校教师，人很朴实端庄，很有点知识女性的气质，湖南湘乡人，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也许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吧，解放初期把资本家叫工商业主，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兼地主。如果在早几年我会吓得倒退三步，而这时的我已是政治上的三等公民，本来就不是一张白纸，杂色的纸张上再多几个污点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想有个家，有个风雨同舟的伴侣。我俩对彼此的过去都非常同情和理解，很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刚认识不久，我就出差了，参加五机部组织的一个专题工作组，历时半年多才回到厂里。在我回厂前，组织上已决定将我调到海南岛支援新厂建设。去的也是全套人马，除我以外，他们已于五月份走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求调动本是我的愿望，可为什么早不放、晚不放，偏偏这个时候把我放到这海岛上？而且我与小贺的关系才刚刚开始，基础还很脆弱，她愿与我去天涯海角吗？新厂一般都是在荒凉而偏僻的山沟里，凭什么我要求她去受那份苦呢？我将这些顾虑告诉了我的顶头上司刘主任。他是原来的工具科长，一九六四年工具科与工具车间合并后，我们一同来到工具车间，我与他的关系一向很好，他很同情和理解我的困难。从工作上看，他也很希望我留下来。他很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首先在党支部作出了要求换人的决议，再到厂部去找王总说明情况，由厂领导出面提出换人的意见。但这些努力都不成功。第一是海南岛那边不同意换人，第二是“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了，领导的权威正受到冲击。车间里所有的技术员，没人愿去海南岛，弄得刘主任左右为难，不但未达到目的，还惹来不少意见，我看了心里也感到难受。如果我坚持不去海南岛，“革命群众”会把矛头指向刘主任，说他支持、纵容我不服从组织调动，破坏“三线建设”。我把心一横，给刘主任说：“刘主任，您的心意我领了，不难为您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去吧！”他带着愧疚的眼神望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就是这么个人，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难为别人，特别是对我友好的人。
其实，对于这里我并不留恋，从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热血青年，到伤痕累累，心灰意冷的失意者：这是个令我伤心的地方。但对于新的去处，我又感到惶恐和渺茫，那是苏东坡被流放的天涯海角，可能对人生是一个转机，也可能会更加沉沦。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下，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我踏上了新的坎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