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摒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
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以身上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纳维乎五伦者，命也。”也就是说，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真理相等同。
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臣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庇议细节。”进一步说：“于‘孝悌’二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更为重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的格物致知认识方法。曾国藩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栋、戴震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表明曾国藩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理学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疏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能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说：“窃以先哲纪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评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他觉得“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为此，他确曾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任工部尚书时，为搞清舆地，曾国藩“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其中”。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考》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荟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但深为此书“食货稍缺”而感到惋惜。于是，曾国藩“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