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是有生命的，如果太阳本身没有热度，我们就不会感到温暖；如果文章本身没有生命，我们就不会感到生命的价值。我们感到了生命，一方面证明我们自身生命力的高扬，另一方面证明了文章的生命力之强盛。
当然，文章的运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雄奇。就说雄奇吧，如何使文章雄奇呢？文章并不是选用了雄奇的词语就会雄奇的，当然它与选词造句有关，但不单是选词造句。文章的雄奇首先在于有生气灌注其中，造句在其次，选字又在其次。但这并不是说文章的雄奇可以脱离选字造句的雄奇，没有字不古雅而句子能够古雅的，也没有句子不古雅而文气能够古雅的；同样，也没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够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文气能雄奇的。这就是说，文章的雄奇，最精要的地方在行气，次要的地方在遣词造句。
所以，要使文章雄奇，不仅要在选词造句上下功夫，更应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灌入其中，这才是雄奇之道。
行军打仗，最忌讳有赫赫的名声，为天下所注目，为敌人所必争。倒不如从敌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下手，当我们已经得到这些地方之后，敌人才知道它们是要隘，于是急忙来争夺，而这时我们已经占先一着，严阵以待了，不难想象在这种天时、地利面前我们胜利的把握有多大了。鉴于此，我们必须时刻不忘避免虚名，凡事总从冷淡处下手，虽然吃了不少苦，立了不少功，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样就好了。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
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才会尽量避免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人，人会讨厌。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困顿，可这正蕴育着相对应的“复”卦阳刚重返、生机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这也暗藏着相对应的“”卦阴侵入阳刚，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卦，也认为潜伏有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吉祥，本来是不吉祥，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
君子立志，有博爱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以比不上虞舜、比不上周公为忧，以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为忧。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四方各少数民族侵犯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迫害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得不到自己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这就是所谓的悲叹天命而怜悯人穷。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忧虑的事情。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伸，自己一家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忧虑。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数仅仅一代便享用殆尽，其子孙们开始骄横懒散，继而漂流浪荡，最终死于沟壑，能够有幸延续家声一二代的非常少见。至于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的能享用延续三四代。耕读为业之家，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可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大凡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的人，就喜欢讲资格，摆架子。办事没有惊世骇俗的现象，说话也不出格，循规蹈矩。不足之处是太过文弱，没有朝气。遇事但由身边的人传递自己的意思，或者写在书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辞辛苦，亲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好表现自己，好逞能，好出新花样。做事则不替别人作想，言语间也不知轻重，只知顾前而不顾后，这是其短处。一事还没办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议。如此看来，官气较多与乡气较多两种人的不足之处都差不多。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可置身优裕的环境，也可置身节俭的环境，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
曾国藩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谨守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就不敢领受，这也是他让人信服的地方。
执法从严从重，并不是随随便便，毫无规章，完全效法屠夫的杀戮行径，而是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这一昭示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受惩罚而死的人心服口服，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免蹈覆辙的效果，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少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