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人生智慧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如履薄冰。古往今来，中国不乏这种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
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树立了勤政的榜样。
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于努力充实自己，恰如宋代的赵普。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宋太祖赵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为宰相，不过他出身微贱，很少读书，处理朝政多凭经验，全无学术。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北宋消灭了西蜀国，宋太祖将蜀国国君孟昶之妻，著名绝色美人花蕊夫人据为己有。一次他发现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妆镜的背面有“乾德四年铸”五个字，不由十分惊疑，问道：“这‘乾德’二字怎么和我朝的年号相同，这是哪个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询大臣，赵普茫然不知所对，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只有翰林学士窦仪答道：“蜀国旧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
太祖十分高兴，就道：“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窦仪确实具有作宰相的才识！”
太祖便有任窦仪为宰相的考虑，当同赵普商量时，赵普想，如果窦仪入相，自己便相形见绌了，便回答道：“窦学士学问有余，治国的能力却是不足。”
于是此事作罢，不过太祖也劝赵普多读点书。赵普从此手不释卷，每日退朝归来，便独处一室，关上房门读书，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后，家人入室检点遗物，发现书箱中只有一本《论语》，原来赵普晚年所读的，就这么一本书，他自己也曾对太祖的继承人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半部帮助太祖夺天下，半部帮助陛下治天下。”后世遂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赵普虽然有武大郎开店之嫌，但他还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终不愧为一代贤相，不像有些官员，自己永远安于武大郎，却又永远拒绝高人指点。4廪实为要，勤俭为本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译文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可置身优裕的环境，也可置身节俭的环境，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谨守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就不敢领受。凡是仕宦人家，由俭朴到奢华容易，由奢华恢复俭朴可就难了。人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养成懒惰习气。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用，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因理财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世的人就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财力有无多寡为高明。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时就艰难了。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原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
洋务本来很难处置，但根本问题，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浑厚；敬，就是慎重；信，是不说假话。然而，说起容易，真正做到极难。我们应当从此处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如果一定要推我主持洋务，也不敢推脱。将祸福置之度外，只以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为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共事；从机谋私利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卑辱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多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谁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严肃，各种事宜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无后患。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各省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行销中华大地。盐务是以海滨的各物产，行销于口岸各方。通商由广东开始，由闽、浙到江苏，到山东，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闽、到江苏，到山东，直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外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重重地收商人的资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的公使代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定要等到应允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子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外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更属名正言顺。
曾氏体悟
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曾国藩曾对家中的理财之事做过严格的限定，说起来很有意思。
他说：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既勤劳又节俭所致。我平生也很重视以“勤”字来激励自己，其实却没有做到勤，所以读书时没有手抄的札。前在军营排场很大，沿袭下来没有改变，近来因为多，费用更是漫无限制。从节俭变到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则难如登天。我在任两江总督职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去，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痛改。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今天所幸这件事被我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愿意子孙过于穷困，低三下四去求别人的施舍，只要靠你们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善于操持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勤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教导其子女要懂得生活之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