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老印趁我还在熟睡之中便悄然离去。大约接近十点钟左右的样子，他满面喜悦地回到了房内。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叫道：“麻溜儿拾掇一下，咱们必须马上出发！”
我从老印的表情中断定，他必然又是获知了什么关键的线索。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你是说去飞鹰堡？”
老印狡猾地笑了两声：“不！咱们先要去趟天罡路。你知道，有时候冯多多的只言片语总会让咱们茅塞顿开。咱们要带上她。赫子，说句老实话，假如她是个男孩子，我情愿跟她一起搭档办案。你别磨蹭啦，今天这个日子对咱们至关重要。”
在老印的再三催促下，我胡乱地收拾了一番，接着跟着他驱车赶往天罡路。待将冯多多接上车之后，我们一路疾驰出通化市区。沿路我忍不住好奇向老印发问：“印老，你到底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线索，火急火燎的？不要卖关子啦！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很难受？”
老印居然破天荒地吹起了口哨，他气定神闲的模样似乎有意考验我的焦急。
冯多多扭头望着窗外，突然说了句：“印老，看来咱们并不是往飞鹰堡走？飞鹰堡应该是出了市区往北，你现在怎么往南开？”
老印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张，递给了冯多多：“你们看看这个。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认真看看有什么发现没有。”
我连忙把那张纸从冯多多的手里抢了过来。待将纸张展开之后，我发现上面有一个被灼烧的窟窿，正是昨天我因为百无聊赖胡乱涂鸦的那张。我翻来覆去瞅了一阵儿，真的看不出这张纸有什么特别之处，于是就随手撇给了冯多多。冯多多似乎也被难住了，她疑惑不解地问老印：“印老，我想不明白。难道这张普通的纸张跟花舌子有什么莫大的关系？”
老印停住了吹得走调的口哨，他说：“其实原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当赫子在上面留下字迹之后关系就大啦！因为正是纸张上的字迹，才让我想通了一件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事情。”老印说到这里显得异常得意，似乎让我们费尽脑汁进行猜测会令他感到无比兴奋。
我又把纸张从冯多多手里扯过来，从上至下逐字扫了两遍，上面除去卷宗里的人名，例如九枪八、花舌子、秦队长、叶西岭……之外，再就是我胡乱写了两个自己的名字，实在是没有其他蹊跷之处。我实在搞不懂：究竟是这张废纸的什么地方让老印发现了线索？
这时候绿皮吉普车由宽敞的国道缓缓驶入一条异常狭窄的土路。由于路面泥石交错，车轮与地面连续不断地发出生硬的摩擦声。这辆绿皮吉普车本来就老旧得不行，这一番颠簸可苦了坐在后座的我和冯多多，我们俩的身子左摇右晃，时不时便往一块栽。老印见状不怀好意地冲我挤眉弄眼：“赫子，可便宜你小子啦！”
冯多多似乎听懂了老印话中的隐义，她一脸愠色地盯着我搭在她肩上的手，继而恨声恨气地叫嚷：“我说小同志，能不能把你的爪子拿下去？”
我满不在乎地把手抽了回来，撇嘴道：“别总小同志小同志地叫，就好像你比我大多少似的。说说，你今年几岁？”
冯多多高傲地把两条胳膊叠在胸前：“你猜，你猜我多大？”
我看着她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忍不住坏笑道：“我猜你没有三十四？”
冯多多脱口而出：“废话！你觉得我像三十四的样子嘛！如果我三十四岁那你就该管我叫阿姨喽……”冯多多见我一脸坏笑地盯着她叠在胸前的胳膊，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她伸出手狠狠地拧了我一把：“谁让你猜我……那个多大啦？你真是个臭流氓！”
她连忙岔开话题问老印：“印老，你倒是告诉我们，你从这张纸上究竟发现了什么线索？”
不知道老印是因为我刚刚的玩笑还是自己的得意，他忍不住咯咯地笑了两声然后才正色道：“你们还是没有仔细看。赫子在上面除了写着九枪八等人的名字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他写了自己的名字，你们看那个‘赫’字。”
冯多多瞄了两眼：“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呀！除了他把‘赫’字写得分了家……”
老印突然连按了两下喇叭，他笑道：“这就对喽！‘赫’字是两个‘赤’字的组合，就是这个并不起眼儿的发现让我最终获知了线索。你们想想，咱们在阅读第二册卷宗的时候，当看到九枪八说起花舌子的本名时，我想谁都没有多想，加之记录者的笔体误导，我们便顺理成章地认为花舌子的本名一定叫‘张松’——因为这个名字比较符合我们日常取名的习惯，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到户籍部门去查‘张松’的档案。后来我看到赫子把他的名字写得分了家之后，我才恍然地明白过来，花舌子或许应该叫‘张木公’！于是今天早晨我去了户籍部门，果然不出我所料，全境之内只有一个人名叫张木公，而且他的年纪和一些基本资料几乎跟卷宗里记载的花舌子如出一辙。不过，此人现在并不住在飞鹰堡，而是城北的七十里堡。”
我听后连连感叹，不能自已地握住了冯多多的手：“这就是印老跟我经常提起的常识。只是我们总是用惯有的思维来考虑问题，难免会被搞得云山雾罩。”
冯多多一把将我的手甩开：“如果抛开惯有的思维，我觉得你握着我的手显然是不怀好意。我说的对吗？”
老印抑制不住哈哈大笑：“多多，你果然懂得触类旁通，真是聪明至极哇！”
绿皮吉普车又在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七十里堡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由于整座堡子户与户之间道路狭窄，不得已我们只好把车停在了村口。老印拿着从户籍部门那里抄来的地址向过路人询问，不久我们便七扭八拐找到一座用篱笆围起的小院。院里的自留地里，一位年迈的老妪正在拾掇荒芜的杂草。老印让我和冯多多等在院外，他则缓步走进去同老妪打招呼。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便摆手招呼我们进了那间茅屋。老妪进屋之后叹息道：“没啥好招待的，我给你们倒点儿水喝。”
我这才四下观察，这间屋子的摆设非常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炕柜上放着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冯多多指着照片异常兴奋，她说：“印老，没错，五年前到我家去找我父亲的人正是花舌子无疑！”
老印端着用木瓢盛着的凉水灌了两口，迫不及待地对老妪说：“别忙活啦！还是说说花舌子的情况吧！”
老妪捋了捋额头上散落的稀疏白发，说道：“我那老鬼死了好几年啦！我是解放以后才和他结婚的，那时候他一穷二白，家里啥玩意儿都没有，多亏着他精明能干，我们才勉强度日。后来听别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解放之前他在山里干过胡匪这个行当。后来我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他没瞒我，跟我撂了实底儿，只是说当时也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为了躲开堡子里人的闲言碎语，我们把他三大爷老鹰把式留给他的房子卖掉，就从飞鹰堡搬到了这七十里堡安家落户了。大约五年前，他的身体开始不行啦，起初吃药还能顶一顶，后来简直连扛锄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没了法子我就带他到城里的医院去检查，大夫说那是癌症晚期，让我们早作打算；还说你们都是平头百姓，也没有什么公费医疗，这病就是往里填钱。回到家里他就跟我说，他有办法找钱治病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得进城找一个人，只要那个人能给他证明身份，他就有钱治病了。我说你当年不是胡匪么，他说其实他是个共产党。”
老妪停歇了片刻继续说道：“后来，后来他去了好几趟城里，忙活了半天没能找到那个人。他自己也知道时日不多啦，就开始为自己接下来的后事作打算。那个死鬼整天凿着他的坟碑，还请堡子里的字匠在上面刻上了他的名字。我恨他临死还糟蹋钱，在这旮瘩死了的老百姓是没有立墓碑的。于是就跟他吵了一架。结果他上来了倔劲儿，又弄了一块石碑整天叮叮咣咣地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