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诗人、民主战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海州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海州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47年，朱自清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抗议当局任意逮捕群众。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朱自清病逝后，安葬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墓碑上镌刻着“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1990年，其夫人陈竹隐去世，与先生合葬在一起。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利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给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情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作为学者，朱自清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朱自清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二百多万言。遗著编入《朱自清集》、《朱自清诗文选集》等。
改名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号实秋。
朱自清在《诗多义一例》一文中说：“又譬如我本名‘自华’，家里给我起个号叫‘实秋’，一面是‘春华秋实’的意思，一面也因算命的说我五行缺火，所以取个半边‘火’的‘秋’字。”后来于1917年投考北京大学，录取进了哲学系，遂改名“自清”，字“佩弦”。
这次改名，乃为了策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对此作了解释：“父亲本名自华，号实秋。1917年跳班报考北京大学本科的时候，因为已经预感到即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和‘两肩上人生的担子’，就改名自清，字佩弦。”这所谓“败家的凶惨”，我们只要重读名篇《背影》中这么一段：“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读了这段文字，也就能够理解朱自清所预感的“两肩上人生的担子”的涵义了。
至于改字“佩弦”，朱乔森解释曰：“佩弦，是借用了《韩非子·观行》中‘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的典故，来警策自己。改名自清，同样是为了自警，警策自己在家境衰败、经济困难，乃至被生活的重担‘压到不能喘气’的时候，也决不与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同流合污。”
说其“性缓”，孙伏园回忆在新潮社里与朱自清共同讨论《新潮》稿件和一般思想学术的时候，说：“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然而我们看到，晚期的自清先生却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闻一多被刺，他义愤填膺，冒险参加追悼会，作演说，写挽诗；又签字于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宣言，签名呼吁和平宣言；与学生一起扭秧歌，否定“中间路线”；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一直保持了改名的初衷。
为师1924年2月下旬，朱自清去宁波的省立四中任教。到达宁波四中时，适值学制改革，中学与师范合并。学校将中学六年分为三段，前两年为初中，中两年为公开高中，后两年为分科高中，分文理两科。朱自清担任文科国文教员。他自编教材，备课充分，教学严谨，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因为来访的人多，朱自清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释疑语义，或阐明语源，或传授方法，往往长达数小时之久，深得学生的欢迎。
朱自清在温州浙江第十中学教书时，教学认真，态度严肃，在课堂上极力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播种新文学种子，又讲究教育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当时一个学生有生动的回忆：
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脸。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啰唆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久，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做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
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的作文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为80到90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便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励了他们学习的进取心。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中学部师范部各年级，都争着要求他上课，朱自清只得奔波于两部之间，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也常到他家里拜访，向他请教问题，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简直是门庭若市了。
清华大学中文系成立后，朱自清与杨振声一起拟定课程，开创了国内融汇中外文学、新旧文学的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1930年秋，他代理中文系主任，主张“科学化”“现代化”的办系理念，以“批判地接受旧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文学”为中文系的使命，主张“中外文合系”，沟通中西文化。1932年9月，他出任中文系主任，亲自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他的学风和人格，杨振声描摹得恰如其分：“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得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
在西南联大时，朱自清还是本着一贯的认真的精神，绝不因生活动乱而对教学有半点马虎。平日，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非要到夜里12点钟后才休息。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毫不放松。一天，他饮食不慎闹肚子，但他还是连夜批改作业。陈竹隐劝他休息，他不肯，说：“我已答应明天发给学生作业”。陈竹隐没有办法，只好在他桌子边放个马桶，让他边拉边改，一夜之间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脸色蜡黄，眼窝也凹陷了，人都变了样，但他却脸都没洗，提起书包上课去了。他批改作业很仔细，从不吝啬心血，有错必改，看到精彩论点，则用红笔画上圈圈，还针对上面的缺点与错误，找出材料给同学参考，使他们对问题有较透彻的理解。小考大考时，他就趁机会为学生们校阅笔记，改正错误。他给学生改作业，都是字斟句酌的，一丝不苟，有一回他在一个学生的作业上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你原来那个字吧！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会为一个问题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婚恋19岁时，朱自清与父母包办的女子武钟谦结婚。武钟谦内向沉静，与朱自清同岁。那时，朱自清在清华教书，讲扬州方言，说话很急，还脸红，与武钟谦感情却很好。婚后12年，生下3男3女。可惜武钟谦未能陪伴他很久，在一次肺病中永远离去。看着爱妻辞世，朱自清内心异常难过，发誓不再娶。其后的一年内，六个孩子让他劳心万分，他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真是不够，于是在思想摇摆一段时间后，还是去相了亲。对方就是小他7岁的陈竹隐，她毕业于北平艺术学校，是齐白石的弟子，工书画。她长相清秀，大眼睛，双眼皮，性格很活泼，与武钟谦是两种类型的女子。那天，朱自清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戴一副眼镜，看起来还不错。可偏偏脚上穿了一双老款的“双梁鞋”。就是这双梁鞋让陈竹隐的女同学笑了半天，说坚决不能嫁给这土包子。陈竹隐并没有为这双梁鞋去否定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朱自清再约她时，她欣然赴约。朱自清之子朱思俞回忆说，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住城里，来往不是特别方便。那个时候清华有校车，每天从清华发到城里头再回来，要来往的话就靠校车这么交往，没有来往的时候，就靠信件，所以那个时候写信写得比较多。保存下来的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情书有71封。
1931年6月12日朱自清的情书中写道：“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然而，陈竹隐却想到一结婚她就将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这对未婚的她来说，该有多大的压力呀。她在犹豫中，疏远了朱自清。这不得不让朱自清的情书变得伤感：“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自己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烦乱啊。”
在朱自清情书的轰炸下，陈竹隐终于抑制不住内心强烈的感情，接受了他和他的孩子。不久之后，朱自清在情书中写：“隐，谢谢你。想送你一个戒指，下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随后，他们去看了戒指。在朱自清欧洲访学结束后，两人在上海结婚，一直共度到朱自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