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许地山（1893—1941），原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台南，甲午之战后全家迁居福建龙溪（漳州）。幼年随父在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再入宗教学院，得神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他对宗教史有精深研究，也下工夫钻研过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是著名学者。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虔诚的宗教感情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因爱情受阻而厌世。希望转生“极乐国土”，以求解脱。小说以独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艺术风格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应。收入第一本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早期作品大都表现对宗法礼教和封建习俗的不满，同时也流露出浓厚的宗教观念和虚无思想。著名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也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杂沓纷纭”。有主题明确内容深刻的佳作，也有宣扬佛教思想的篇章。
1935年赴香港大学任教，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几年写的作品，主题和风格都有转变，结合现实日益紧密。1934年的小说《春桃》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泼辣而善良的形象。1940年的《铁鱼底腮》写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学无所用的苦闷心情及悲惨遭遇。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和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杂感集》都显示出他的人生态度的积极变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教学任务又十分繁重，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因心脏病逝于香港。
才情许地山一生与世无争，热爱和平，性格温和、天真、乐观、幽默。当时他的形象是这样的：总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过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杉“，手带白玉戒指，留长长尖尖的指甲，蓄长发，留三撇胡，在当时被笑称颇似莎翁。经常满面笑容，据说在朋友眼里，几乎都总是咧着嘴巴笑嘻嘻。而对着即使是与其知识观念不相苟合而怒气冲冲相辩论的学生，也是极和蔼地说，没事哇，没事哇，你慢慢地谈。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一次，按约定时间去接购物的妻子，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
“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好友老舍如此回忆许地山。
郁达夫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这一种小孩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许地山在宗教研究中对佛学很投入，并表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终年茹素，偶尔吃荤；虽然留学西洋多年，可他从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长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这样，他因为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须，天天练习像钟鼎文一样的梵文，师生们称之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学们喊他做“许真人”。
许地山有许多惊人的才华，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能辨识金文、甲骨文，
沈从文评价许地山，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许地山和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来，进门便笑，还不住地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教理发匠挣去了两镑多！天啦，理一个发才八便士，再加刮脸也不过一先令，怎么会花去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理发师碰到这么好说话的人，于是把所有项目全做一遍，不花去两镑多才怪呢。
许地山去世时，有人叹道：“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炽情许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结婚很早，1920年，刚生下女儿不久的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常常一清早独自走到妻子坟前，放上一束鲜花，默默地站立一会，回味他们生前的往事与趣谈。对妻子的怀念成为他干燥的心灵气候里仅有的无声春雨。于是，便有了这首充满炽情的词——《心有事》：
“心有事，无计问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飘荡，有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呀，精卫！你这样做，最经历万劫也不能遂愿。／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铁一样坚。／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爱妻去世本来让许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后，一个青春妩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复燃。生活就是这般奇妙，失去的以为不会再来；它却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现。周俟松，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在中学时读到许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又为其演讲所倾倒。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许地山忙前忙后，十分活跃。周俟松远远地看着他，目不转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师大数学系，她有一天去与她家同在石附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许地山，他们说了很多话，像一对老朋友。许地山渊博的学问和生动的谈吐使周家的女学生再也按捺不住。
许地山见过几次周俟松后，也陷入情网，他鼓足勇气于1928年12月19日给周俟松写了第一封情书。“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相思连书都看不进去了，这对一介书生，该是何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梦。周俟松不顾父母反对，决意与许地山结婚。
翌年五一劳动节九时，许、周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前来祝贺的嘉宾有蔡元培、陈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新房设在周家二进院，从洞房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横生的丁香树、枣树，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上注了四个字：风和日朗。
婚后，这对新人恩爱有加。周俟松特别喜欢看故事，许地山写不了那么多，就专门为她翻译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享尽人间福祉。我们来读一段许地山那时翻译的德国民歌，庶几可以写照他的心情：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顶；远处颤音低微，是夜莺的幽鸣。唱罢，快乐的夜莺！在银光里唱罢，这如梦的夏夜，我们不能听见别的声。西天一片云彩，黑暗像要降临。停住罢！别走近来遮片刻底爱光阴，停住罢！”
有一天，住在山东济南的老舍忽然收到许地山的电报，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郑重其事地按时赶到车站，接到的所谓“黑衫女”竟是身着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学校任校长，前往济南出差。许地山的风趣让老舍笑得闭不上嘴，亦足见许地山当时的轻快与喜悦。
黑暗虽然没有降临，阴影却像宿命似地飘然而至。阴影来自于光环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里，许地山不知不觉由著名作家变成不修边幅、随意乱扔东西的邋遢鬼，变成重友轻家、应酬太多的伧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红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唠叨，尔后是牢骚，都不见效，终于演化成河东狮吼。许地山可没有陈季常那样的耐性，他是演讲出身的，吵起架来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闺房重地当作了北京街头。在夫妻生活中，对抗一旦产生了惯性，那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触发一场“战争”。1933年秋，两人惊涛骇浪般大吵后，许地山不辞而别，远赴印度考察学习去了。
大半年过去，身在异乡的许地山发现自己无法忘掉周俟松，无法抛却他们之间那一段氤氲情义。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那些个无猜无忌、耳鬓厮磨的日子里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摆着的，它们像一座座山阻隔着这对夫妇。许地山知道，要搬掉这些山，必须靠他们自己；否则这些山就会无情地让他们恩断义绝。突然，他想到，为什么不在两个人之间立一个公约呢？那该叫什么公约呢？对，以爱情的名义，就叫“爱情公约”！
于是，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和深情的信，并附上自己拟定的解决双方矛盾的“爱情公约”：
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见不和，在大声说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各自以诚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
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周俟松读了许地山的信和公约，泪如雨下。她检省自己的种种不是，想起对许地山无时不在的牵挂，她给许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许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两人执手相见，恍如梦中，竟说不出话来。周俟松把许地山领到卧室，向他指了指墙上，许地山抬头看见那里高高挂着的，正是他们的“爱情公约”。夫妇俩抱头痛哭，从此他们生活中便永远没有了阴霾。
周俟松是一个坚强的女性。1941年，年仅49岁的许地山因劳累突然倒地身亡，8岁的女儿许燕吉号啕大哭。周俟松抹干眼泪，拍着女儿的背说：“孩子，不要怕，还有妈妈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岁，她默默地为丈夫编书、写文章，像一只春蚕，绵绵不绝地吐露着自己的不尽哀思与无边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