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下属“为自由而战”基金会上的演讲
2005年5月2日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为自由而战”基金会晚宴[ “为自由而战”基金会晚宴隶属于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底特律分会。该晚宴是在分会主席爱德华.M.特纳，阿瑟.L.约翰逊和联合主席里昂纳.F.斯旺的领导下于1956年4月发起。该晚宴是世界上最大的宴席，以一流的餐饮和娱乐宴请大约一万名客人，会邀请一些全球闻名的人作主题发言。
]上，奥巴马做了此篇演讲，主题是“个人的责任”：
“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感谢各位。半个世纪以前，数百名先辈们就第一次聚集在这些桌子旁，共商实现公平和平等大业。今天，我有幸来到这里，和数千名同伴们一起出席第五十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下属的为自由而战基金会晚宴。
这一晚宴初创之时，现实使人们理解到周围的世界是种族分离的，是不平等的，那时“黑人的合法权利”几乎也是个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提法。专门服务黑人的午餐专柜、公共汽车上的座位还有喷泉都是奢侈的享受，黑人必须通过反抗或者举行游行才能争取到这些权利。今天这第五十次为自由而战晚宴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上个月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有幸去亚特兰大参加约翰·路易斯[ 约翰·路易斯是美国政治家。在民权运动中，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主席，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民主党成员，自1986年起担任美国佐治亚州众议员。
]六十五岁生日庆祝会，并做了发言。当时很多在民权运动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在场，我很荣幸地被安排在伊瑟·肯尼迪[ 罗伯·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之弟）之妻。
]和科雷塔·斯科特·金[ 科雷塔·斯科特·金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
]中间，两个人都转向我说：“我们真的很期待听你发言。”现在想想，那时刻还真的让人有些生畏。
当我站在约翰·路易斯身旁——虽然在身高上他算不上伟岸，但却具有超出常人的同情心和勇气——我跟自己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和约翰·路易斯一起在国会任职。
不过我想，也许约翰·路易斯自己也没有想过他会在国会任职。
也许在那之前不久，人们都不会想到有一天黑人也能够参与投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加到国会的选举中。
但是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当中许多人能够站在这儿，就是因为像约翰·路易斯那样的人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无所畏惧，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冒所有的风险。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公平的存在，并愿意承受纠正错误付出的代价和痛苦。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都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他们。
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话又说回来，通往变化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
你们当中或许有人知道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过一段时间的宪法，其中教的一门课程就是关于种族和法律的。上那门课的时候，我按照年代的顺序讲述了我们国家的种族历史，以及人们通过法律手段或游行来争取自由而作出的努力。很多次我的学生们会走到我面前，告诉我：
“哎，我真希望能亲身经历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因为当时一切都是那么黑白分明。尽管可能在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辩论，但是整个事业以及发起运动的必要性却是异常清晰的，不像今天这样凡事都是模棱两可。
“要每个人都可以在午餐柜前坐下是一回事，可是要怎么做才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午餐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黑人和白人应当一起上学，弄清楚这一点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能力并且能顺利毕业。聊聊狗或水龙带是很轻松的话题，可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谈论使大街上不再有毒品和枪支这样的问题呢？”
这是他们和我说的。
当然我提醒他们，民权运动根本算不上轻而易举。今天我们所认为想当然的事情——比如说分离制度不可能是平等的，比如说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应当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成长——在1965年时，远没有这么理所当然。
我提醒他们，即使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中，人们就到底该斗争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芝加哥有一所教堂，其所在的大街以前叫“州立公园路”。金博士遇刺后，那条街道被重新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路”。然而教堂的牧师——在社区中也算是个杰出的非裔美国人——对金博士却异常憎恨，竟把教堂搬迁到别的地方了。
所以当时的情况也从未百分之百明确，实现目标也从来未曾容易过。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奋斗与牺牲，靠的是自律与极大的勇气。
有时，回想起民权运动中涌现出的伟人时，我会想你们从哪里来的勇气？约翰·路易斯，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多萝西·海特[ 多萝西·海特，非裔美国人的组织者，教育家，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国会金质奖章获得者。
]，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罗萨·帕克斯[ 罗萨·帕克斯，美国民权运动积极活动者，被称为“美国民权活动之母”。1955年12月1号，罗萨·帕克斯在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最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全国范围内反对种族隔离的民权涌动，也被称做“蒙哥马利公交车事件”。
]，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
当面对着成排的州骑兵，他们充满了憎恨和暴力，浑身武装着警棍和催泪弹朝着你们逼进时，你们怎么就能做到只是停止前进，双腿跪下祈求上帝的救赎呢？
你们从哪儿来的勇气？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审视这种勇气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因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依然需要这种勇气。战线也许已经改变，实现平等的障碍也有了新的形式，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平民英雄的需要，我们需要他们站出来，为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仗义执言。
五十年前，我们的国家作出决定，既然四个街区之外就有一所白人学校，那么琳达·布朗[ 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是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裁决，裁决黑人和白人应该享受平等的学校设施和教育机会，标志着“合法的”种族隔离在美国的终结。
]不应该每天早晨步行数英里去别处上学，因为当谈到美国的教育时，种族隔离的教育设施永远不会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当时之所以能作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愿意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哪怕对其名誉有影响也在所不惜；是因为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都愿意到大街上进行抗议，哪怕冒着失去自身自由的风险；是因为人们展示出了他们的勇气。
五十年之后，我们又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勇气来保证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孩子们抓住机遇的能力的基地呢？在当前形势下，底特律的孩子们要找到一份中等的工作，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马科姆的孩子，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德里的孩子。确保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是当今时代新的民权运动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