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朋友们喊我小落落，后来长大了，形体高大魁伟，面对这种被居高蔑下的压迫感，人们终于把“小”字去掉，当然，有些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他们喊我“麦落”。还有不知死者，喊我“小麦”。万幸迄今为止倒还没有别人胆敢对我以“小麦”相称，这让我积了不少口德——与其作人口粮，我宁愿作人精神食粮。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红卫兵搞的天下人心惶惶的那会儿，有一位人民教师被批斗。那教师很可怜，自己的老婆跟某官僚私通，无辜戴了绿帽子，还被老婆诬陷为妄图将其变为他的私有财产。那个时候，什么事一旦跟“私有财产”扯上关系，问题就大了。那教师充分表现出了文人特有的懦弱和临危抢地，瘫在地上，嚎啕大哭。突然有个学生跳上台，指着自己老师的鼻子无情呵斥：没想到你竟是这样一个人！你怎么可以将你的妻子视为你的私有财产！听着，以后你要把她当作公共财产！
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私有的东西，就好比“小麦”这一家族称呼——我爷爷喊我爸“大麦”，所以我外号也被我爷爷理所当然地起了——本身就是仅供我的家庭内部流通使用的。而把这点私有也公开的，就是公产至上的讲上面那故事的厮。那厮最大的梦想就是社会主义。
那厮叫庄哓生。
那个时候我在的班级同学们热爱拉邦结党，胡乱换帖拜把，我不幸跟庄晓生拜成了把兄弟。
把兄弟是用来团结互助的。那时候势单力薄的总会受同学欺负，成绩糟糕的总会受人民教师欺负。我看中了庄的壮硕体格，庄看中了我的优异成绩。每每打架他上，作业我来，相得益彰，天衣无缝，其乐融融。
但就像苏轼一样，名张引祸，才大招灾。后来我们的事东窗事发，我被老师捉到罚抄唐诗三百首。我和晓生有一个约定，除了老师和女人他都可以帮我打，所以那厮那刻没有打架义务，讷在一旁幸灾乐祸。老师只罚他卖力气身居五个组打扫卫生一个礼拜。那对于他，简直就像他每天都要消费的馒头。但是有时候他是不吃馒头的，卫生也不用做，没人敢打小报告。当然这倒不是惧于庄晓生的武力威慑，庄当时才那么小，还是个小朋友，只能威慑到比他更小的小朋友。没人打小报告，其实是惧于全班同学的武力威慑。
当时班里是有那么几个喜欢跟老师们沟通的人的，班里一旦有告密的事情发生，无论是谁做的，他们都要一致接受全班同学的武力声讨，无一幸免。并且但凡在老师们面前说过是非的，都要被排挤到他们的行列，并冠以汉奸之名。那么小就背上汉奸的名声，是一件多么汗的事，并且很可能盛名之下，畸形长大，所以渐渐无人再轻易犯忌。后来想一想，我们那么小就懂得阶级斗争了。总之那个时候同学和同学之间的正义是用拳脚伸张的，同学和老师之间的正义是用作业来权衡的，虽然打架不常有，作业处处是，但这就是兄弟呀，我和晓生惊天动地的友谊，就是在那无数次的东窗事发中老师一手打造的——只有在被罚的时候我们才是都有活干的，我只有那时心里平衡。
后来一次我家搬家，他执意帮忙，一副不捞我家点什么东西就要抱恨终身的样儿，我只好盛情难却。那天他盛情了非长久，发情不止，夸张我妈语气学着喊我一句“小麦”，我羞愤的欲奋起而直骂，仿佛少女闺名初为人知的尴尬。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总是那么强，自我的闺名被谣传之后，身边无端多出许多个亲人。谁敢喊我小麦，我便骂谁棒槌，我们这里没有外国人，但是那段时间出来了很多玉米棒子。
家当收拾初毕的时候，我喝其回家，但他偏偏不顾我的白眼狂翻扬言送佛到底帮忙到西。那次让我意识到，成佛是件多么另人痛心疾首的事。
那次的事值得一提的是，驱车向西出了城区之后，路途坎坷蜿蜒地堪比李白墨下的蜀道，可以让人望而却步。但车轮奔波在坑洼羊肠的小路上，好比年轮奔波在动荡多舛的乱世风尘，兴奋地忘了却步。其实最兴奋的还是晓生那一身的赘肉，黑黑的一颤一颤看的我直胃酸，那一路走的跟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血泪之路似的，只不过人家是辛酸，我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