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时的士兵，不用选择也是非常精干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兵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军队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士兵却是不固定的。国家有了危难，就要求一家出一名正式的士兵，这样也就罢了。所以，老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病人也能放心地休息，在官府服役的那些老百姓，都是健壮的小伙子，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照样在田里劳动，在山里打猎，不曾征用老弱的百姓；军队行动，运送粮草，也不曾养过无用的士卒。如果这些人手脚轻快，动作敏捷，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手持武器一点都不费力，他们的聪明就能使得他们按照旗鼓的节奏进攻，他们的强锐就能使他们敢于赴死而不贪生，一支有千乘战车的军队，每名士兵都可以独自为战。所以，那时的战争总是杀人很少就取得了胜利，费用不多但兵卒的作战能力却很强。到了后世，兵和民有了区别，当了兵就不能再当老百姓，于是军队中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兵。
一个人，既然已经被招募为士兵，他的妻子和房屋，也就托管于军营之中，他的姓名也就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之中，既不能再去经商，也不能再去务农，只能靠官府养活，直到衰老也不能回去了，他的这条道只能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些无用的士兵，虽然待遇越来越差，但总能养老送终。凡是一个人的生命，从二十岁以上一直到衰老，大约都在四十年，年轻气盛、勇武有力，敢于上战场和敌人拼杀，也就二十余年。如今要养老送终，那么，一个士兵大约将有二十年没有事做而只能让官府养活。照此推论，如果养兵十万，就有五万人可以除去；如果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没有效益的费用。
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非常多，当年陕西之战，把官府名册上的平民都征了兵，再加上明道（公元1032—1033年）、宝元（公元1038—1040年）年间，国内发生了旱灾、蝗灾，还有最近几年，青州、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地区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按照登记的户口来看，近世以来，官府募兵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然而都是老弱和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打起仗来，不能当古代的一半，而衣食的费用，却超过古代上百倍。这种情况长久得不到改变，是特别不应该的。凡是百姓中当了兵的，这些人中很少有良善之人。当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往往是赌钱喝酒，不能安心在家里过日子，有时也能拼他的生命。等到他青春已逝，英雄气短的时候，大概也会感到后悔的，但已经追悔莫及了。
我认为，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上，如果他希望回家去做老百姓，应该听其自便；从今往后，百姓中愿意当兵的，只收三十岁以下的，限制当兵的时间为十年，超过十年的，就请他转业或复员。如果百姓三十岁开始当兵，十年之后复员，他的精神力气仍然可以养活自己，并安排一生的规划。如果他在应募当天就知道当兵的日子不会超过十年的话，为这十年考虑，他大约不会因为从簿籍中除去他的名字而抱怨。以无用之兵一辈子白吃白喝的费用，招募新兵，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样一来，县里的官吏不领导老弱之兵，老百姓中不能胜任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辜地丧失生命。他们都知道自己不超过十年就能复员成为平民百姓，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对可能违犯法律的事非常慎重，不至于和游手好闲、刁滑强横的人呼为同类，自暴自弃成为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老百姓不了解当兵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兵的常常表现得骄横凶悍，老百姓都怕他们。但是，盗贼来了他们不能防御，外族侵犯他们也无力抗击。如今能让老百姓替换着当兵，当兵的也能复员成为老百姓，天下人对当兵的有了更多的了解，盗贼和外族对他们也就能有所畏惧了。
读了他们的这些论述，我们看到，当时养兵的积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能不进行改革了。范镇、欧阳修和苏轼诸位先生的这些建议，正是后来王安石所实行的。为什么要等王安石来做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天下大业，终非坐而论道者能够完成的。宋仁宗固然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可以和他谈论改革的大计。而宋神宗却是个英明的君主，完全可以辅佐他实践自己的主张。然而，一旦皇帝决定要进行改革，实行新法，诸位大臣就一个接着一个变了脸色，没有谁敢负这个责任了。其中第一个阻挠新法的人就是司马光。他说：
如果兵卒淘汰得过多，就会造成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愁容满面，怨声载道的，然而，国家太平，法律一向都能得到伸张，此事虽说也会引起一些骚乱，但估计不会有太大作为。不过，诏书一下，万一有些流言蜚语乘机传播，把老百姓惊动了，朝廷就是想要省事，收回成命，也很难了。而且，朝廷的威信也将立刻丧失，以后再向他们发号施令就困难了。如果坚持推行新法，又会惹得众人怨气十足，就像后梁要分魏博的兵，结果导致了张彦之乱，这事是可以当作借鉴的。
司马光的这种论调，大概可以作为当时反对派的代表言论。他的理由，不过是顾虑到骄横的士卒不容易制约，一实行省兵，即裁军，就会刺激他们，演变为暴乱。这种观点不过是在姑息他们，培养毒疮而已。假如没有王安石，那么，这个举措很可能就会因为缺少主见而泡汤了。有一天，皇帝与王安石议论裁军的事，皇帝说：“司马光认为一定会发生唐朝建中之变那样的乱子。”王安石回答：“皇上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上下之间互相信任，没有发生这种事的道理。建中年间发生的动乱，是因为唐德宗任用卢杞这样的人而疏远陆贽这样的人，他没有亡国已是他的幸运。如今需要皇上当机立断，不再犹豫，详细地制定条例，以逐步地推行。”神宗终于下定决心。
于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诏令诸路监司，即中央政府派出的监察人员，核实各州的兵卒，不符合新法的，按照规定办理，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胜任厢军的，就免除为老百姓。不久，又下诏要求挑选诸路中的一半，即四十五岁以下能够穿起盔甲的人，作为最高限额，五十岁以上愿意回家做老百姓的，尊重他们的意愿。按照旧制，兵卒到了六十一岁的时候，才能免去军职，即使这样，仍然不能马上批准。实行新法之后，免除军职做了老百姓的人越来越多，冗兵由此被大量减裁。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又下诏废除合并各个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个，合并为二百七十个。马军的标准为三百人，步军四百五十人。其后陆续都进行了合并，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座，合并为三百五十五座，而驻守京城的军队，以及各州府、诸路和厢军，都要汇总各营兵卒的数额，按照标准补足余额。自从熙宁至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每年都对军队大量裁减，并且增加了武卫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不过数年都练成了精兵。
冗兵应当裁减，当时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不敢做的人，借口害怕激起兵变。但是，王安石毅然决然地要做这件事，而且制度严明，并不惊扰百姓，他们所担心的兵变在哪里呢？不过是诸位有身份的人，害怕做事，不肯负责任，不能任劳任怨，宁肯坐视国家的凋敝，也不肯用自己的名誉地位赌一把，在成败未知的情况下做一点尝试。他们自以为得计，但不知国家要这样的大臣究竟有什么用处。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的兵卒，总共有一百一十六万两千，到了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裁减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稍有增加，也只有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大概是从前的一半。
从王安石最初执政以来，能够裁减宫廷费用和其他冗费十分之四，执政十年，能够陆续裁减多余的兵卒达到二分之一，由此看来，他的魄力真是雄奇伟大，果敢坚毅，我们是很难超越的；他工作起来任劳任怨，艰苦卓绝，却是可以想见的。这两项工作，都是当时的批评家们每天摇唇鼓舌谈论的东西，说说可以，却不能实行，王安石实行了，又处处诋毁他，这些人可以说是没人心的人。后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对于这种丰功伟绩，竟熟视无睹，他们也可以说是有眼无珠的人。王安石裁减的兵卒，《宋史·兵志》有详细的记载，如果有学者想将建隆（宋太祖年号，公元960—963年）以来的制度和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以来的制度作一番比较，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再去翻阅，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第二，置将法
王安石裁减军队的做法，不是一种退缩的政策，而是一种进取的政策。大宋的军队数量虽然很大，但却不能用于作战，其中有很多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将领与士兵互相不了解，不熟悉。宋太祖吸取了晚唐、五代时的教训，担心将领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家军队，于是开创了更戍法。所谓更戍法，又称出戍法。北宋初年，根据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所以称为更戍法。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以三年为期进行轮换。
出戍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这种办法的弊端，不仅是代人服役的人掺杂在其中，浪费了国家的钱财，也伤害了老百姓，而且，朝廷临时任命出戍军的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样一来，有兵也就等于没有兵，虽然有利于防止将领专权，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执政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分置将领，训练士卒，总的隶属于禁军，目的是让士兵了解他的将领，将领也要训练自己的士兵，平时严格训练，没有了轮流出戍的辛劳，有了战事则派遣他们出征。这的确是北宋兵制的一大改革。考察当时军队的数量和配置的情况，列表如下：
天下总共设置了九十二将，还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共有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这是王安石所制定的关于常备军的编制。其中一将一指挥手下有多少兵？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已经很难考察。但知道忠果十指挥的名额是各五百人，而东南路诸将所管辖的士兵有三千人以下的。大约各自按照驻屯地区的情况有多有少，名额并不一样。
这里所说的将，并非将帅的称呼，而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大概类似于今日新军编制的所谓镇，或类似于日本军队编制的所谓师团。它以第一将、第二将作为这些军队的编号，也与今天的制度契合，但它能选择全国险要的地区，分派军队驻防，使他们都能满意，这又是今天治理军队的人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第一项的三十七将，是用来守卫京城，防止契丹入侵的。韩琦曾经请求撤去这些军队，以此来消除契丹的疑虑。其中第二项的四十二将，是要图谋西夏。王安石对于这两个外族政权，一直处心积虑地要征服他们，所以，他在这两个地区集中了特别雄厚的兵力。
其中第三项的十三将，则以守护境内地方上的治安为主，所以安排也很靠后，他的兵力也只有全国的五分之一而已。这种新的军队编制办法，与晚唐、五代的制度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这些军队都是禁军，皇帝自任大元帅来统帅他们，将官都由中央派遣，不能把军队视为私有，所以，不会有军权旁落的祸患。它与宋太祖以来的制度的区别则在于，将官与士兵相互熟悉，又能进行切实的训练，而没有了更戍的烦恼。和当今之世的各国制度相比较，只有德国、日本的陆军编制法与他的办法最接近，而中国现今的制度，仍然要向王安石学习，还未能达到他的境界呢。荆公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代啊。
自从元祐（宋哲宗年号，元年为公元1086年）以来，王安石的新政被推翻了，新的将兵之制虽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是，却给予州县官员统辖军队的权力，与军队将领分权，使得军令不能由一个地方发出，士兵的懒惰也就日甚一日。逐渐地女真人长驱直入，没有人可以防御，而宋朝也就从此南渡了，多么可悲啊！
第三，保甲法
裁军，重新编制军队，都是王安石一时的权宜之计，聊救时弊罢了。如果说到他的根本政策，还不在这里。王安石大概是一个主张全民皆兵的人，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废除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于是，保甲法应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