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一时倒想不出话来敷衍丈夫，她本不是纳闷方才丈夫不拥抱她的事，因为这时她什么都忘了。她的心事虽不能告诉丈夫，但是一问起来，她总得回答。她说：“不，我心里喜欢极了，倒没的可说，我非常喜欢你来接我。”
“喜欢么？那我更喜欢了。为你，使我告了这三天的假，这是自我当教员以来第一次告假，第一次为自己耽误学生的功课。”
“很抱歉，又很感激你为我告的第一次假。”
“你说的话简直像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气味。不要紧的，我已经请一位同事去替我了，我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出来的，即如延禧的晚膳，我也没有忽略了。”
“哪一个延禧？”
“你忘了么？我不曾在信中向你说过我收养了一个孩子么？他就是延禧。”
追忆往事，妻子才想起延禧是十几年前梦鹿收养的一个孤儿。在往来的函件中，他只向妻子提过一两次，怪不得她忘却了。他们的通信很少，梦鹿几乎是一年一封，信里也不说家常，只说他在学校的工作。
“是呀，我想起来了。你不是说他是什么人带来给你的么？你在信中总没有说得明白，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延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是要当他做养子么？”
“不，我待遇他如侄儿一样，因为那送他来的人教我当他做侄儿。”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妻子注目看着他。
“你当然不明白。”停一会，他接着说，“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的来历咧。”
“那么，你从前是怎样收他的？”
“并没有什么原故。不过他父亲既把他交给我，教我以侄儿的名分待遇他，我只得照办罢了。我想这事的原委，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你怎么健忘到这步田地？”
“也许是忘记了。”
“因为他父亲的功劳，我培养他，说来也很应当。你既然忘记，我当为你重说一遍，省得明天相见时惹起你的错愕。
“你记得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么？那时你还在不鲁舍路，记得么？在事前几天，我忘了是二十五或二十六晚上，有一个人来敲我的门。我见了他，开口就和我说东洋话。他问我：‘预备好了没有？’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回问他我应当预备什么？他像知道我是冈山的毕业生，对我说：‘我们一部分的人都已经来到了，怎么你还装呆？你是汉家子孙，能为同胞出力的地方，应当尽力地帮助。’我说，我以为若是事情来得太仓促，一定会失败的。那人说：‘凡革命都是在仓促间成功的。如果有个全盘计划，那就是政治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了。’我说，我就不喜欢这种没计划的行动。他很愤怒地说：‘你怕死么？’我随即回答说，我有时怕，有时不怕，一个好汉自然知道怎样‘舍生取义’，何必你来苦苦相劝？他没言语就走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你是义人，我信得你不把大事泄露了。’我听了，有一点气，说：‘废话少说，好好办你的事去。若信不过我，可以立刻把我杀死。’
“二十八晚上，那人抱了一个婴孩来。他说那是他的儿子，要寄给我保养，当他做侄儿看待，等他的大事办完，才来领回去。我至终没有问他的姓名，就让他走了，我只认得他左边的耳壳是没有了的，二十九下午以后，过了三天，他的同志们被杀戮的，到现在都成黄花岗的烈士了。但他的尸首过了好几天才从状元桥一家米店的楼上被找出来。那地方本来离我们的家不远，一听见，我就赶紧去看他，我认得他。他像是中伤后从屋顶爬下来躲在那里的。他那围着白毛巾的右手里还捏着一把手枪，可是子弹都没有了。我对着尸首说，壮士，我当为你看顾小侄儿。米店的人怕惹横祸，扬说是店里的伙伴，把他臂上的白毛巾除下，模模糊糊掩埋了。他虽不葬在黄花岗，但可算为第七十三个烈士。
“他的儿子是个很可造就的孩子。他到底姓什么，谁也不知道。我又不配将我的姓给他，所以他在学校里，人人只叫他做延禧。”
这下午，足谈了半天梦鹿所喜欢谈的事。他的妻子只是听着，并没提出什么材料来助谈。晚间卓先生邀他们俩同去玩台球。他在娱乐的事上本来就很缺乏知识和兴趣，他教志能同卓先生去，自己在屋里看他的书。
第二天船入珠江了。卓先生在船上与他们两人告辞便向西关去了。妻子和梦鹿下了船，同坐在一辆车里。梦鹿问她那位卓先生来广州干什么事？妻子只是含糊地回答。其实那卓先生也是负着一种革命的使命来的，他不愿意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不一会，来到家里，孩子延禧在里头跳出来，现出很亲切的样子，梦鹿命他给婶婶鞠躬。妻子见了他，也很赞美他是个很好看的孩子。
妻子进屋里，第一件刺激她的，便是满地的瓶子。她问：“你做了什么买卖来么？哪里来的这些瓶子？”
“哈哈！在西洋十几年，连牛奶瓶子也不懂得？中国的牛奶瓶和外国的牛奶瓶岂是两样？”梦鹿笑了一回，接着说，“这些都是我们两人用过的旧瓶子，你不懂么？”
妻子心里自问：为什么喝牛奶连瓶子买回来？她看见满屋的“瓶子家具”，不免自己也失笑了，她暗笑丈夫过的穷生活。她仰头看四围的壁上满贴了大小不等的画。孩子说：“这些都是叔叔自己画的。”她看了，勉强对丈夫说：“很好的，你既然喜欢轮船、火车，我给你带一个摄影器回来，有工夫可以到处去照，省得画。”
丈夫还没回答，孩子便说：“这些画得不好么？他还用来赏学生们呢。我还得着他一张，是上月小考赏的。”他由抽屉拿出一张来，递给志能看。丈夫在旁边像很得意，得意他妻子没有嫌他画得不好，他说：“这些轮子不是很可爱很要紧的么？我想我们各人都短了几个轮子。若有了轮子，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也是他很常说的话。他在学校里，赏给学生一两张自己画的轮船和火车，就像一个王者颁赐勋章给他的臣僚一般地郑重。
这样简单的生活，妻子自然过不惯。她把丈夫和小孩搬到芳草街。那里离学校稍微远一点，可是不像从前那么逼仄了。芳草街的住宅本是志能的旧家，因为她母亲于前年去世，留下许多产业给他们两夫妇。梦鹿不好高贵的生活，所以没搬到岳母给她留下的房子去住。这次因为妻子的相强，也就依从了。其实他应当早就搬到这里来。这屋很大，梦鹿有时自己就在书房里睡，客厅的后房就是孩子住，楼上是志能和老妈子住。
梦鹿自从东洋回国以来，总没有穿过洋服，连皮鞋也要等下雨时节才穿的。有一次妻子鼓励他去做两身时式的洋服，他反大发起议论，说中华民国政府定什么“大礼服”“小礼服”的不对。用外国的“燕尾服”为大礼服，简直是自己藐视自己，因为堂堂的古国，连章身的衣服也要跟随别人，岂不太笑话了！不但如此，一切礼节都要跟随别人，见面拉手，兵舰下水掷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类，都是无意义地模仿人家的礼节。外人用武力来要土地，或经济侵略，只是物质的被征服；若自己去采用别人的衣冠和礼仪，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这还成一个民族么？话说归根，当然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服。但妻子以为文明是没有国界的，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随人家。她反问他：“你为什么又跟着外国人学剪发？”他也就没话可回答了。他只说：“是故恶乎佞者！你以为穿外国衣服就是文明的表示么？”他好辩论，几乎每一谈就辩起来。他至终为要讨妻子的喜欢，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买了一双黄皮鞋，一顶中摺毡帽。帽子既不入时，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来的蓝布大褂自由。
志能这位小姐实在不是一个主持中馈 的能手，连轻可的茶汤也弄得浓淡不适宜。志能的娘家姓陈，原是广西人，在广州落户。她从小就与东野订婚，订婚后还当过他的学生。她母亲是个老寡妇，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家里的资财很富裕，恐怕没人承继，因为梦鹿的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将一切交付与他。梦鹿留学日本时，她便在一个法国天主教会的学堂念书。到他毕业回国，才举行婚礼，不久，她又到欧洲去。因为从小就被娇养惯，而且她又常在交际场上出头面，家里的事不得不雇人帮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来吃午饭，所有的都排列在膳堂的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时计，孩子也急得了不得。门环响时，孩子赶着出去开门，果然是他回来了。妻子也迎出来，见他的面色有点不高兴，知道他又受委屈了。她上下端详地观察丈夫的衣服、鞋、帽。
“你不高兴，是因你的鞋破了么？”妻子问。
“鞋破了么？不。那是我自己割开的。因为这双鞋把我的脚趾挤得很痛，所以我把鞋头的皮割开了。现在穿起来，很觉得舒服。”
“咦，大哥，你真是有一点疯气！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里请他给你挣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买一双，现在弄得把袜子都露出来，像个什么样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个人第一次说我是疯子。你怎么不会想鞋子岂是永远不破的？就是拿到鞋匠那里，难保他不给挣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费许多工夫？我自己带着脚去配鞋子，还配错了，可怨谁来？所以无论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于另买的话，那笔款项还没上我的预算哪。”其实他的预算也和别人的两样，因为他用自己的钱从没记在账本上。但他有一样好处，就是经理别人的或公共的款项，丝毫也不苟且。
孩子对于他的不乐另有一番想象。他发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员会，莫不是叔叔又和黄先生辩论了？”
“我何尝为辩论而生气？”他回过脸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兴校长忽然在教员会里，提起要给我加薪俸。我每月一百块钱本自够用了，他说我什么办事认真，什么教导有方，所以要给我长薪水。然而这两件事是我的本务，何必再加四十元钱来奖励我？你说这校长岂不是太看不起我么？”说着把他脚下的破而新的皮鞋脱下，换了一双布鞋，然后同妻子到饭厅去。
他坐下对妻子说：“一个人所得的薪水，无论做的是什么事，应当量他的需要给才对。若是他得了他所需的，他就该尽其所能去做，不该再有什么奖励。用金钱奖励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长会用这方法来待遇我！”
妻子说：“不受就罢了，值得生那无益的气。我们有的是钱，正不必靠着那些束脩。此后一百块定是不够你用的，因为此地离学校远了，风雨时节总得费些车钱。我看你从前的生活，所得的除书籍伙食以外，别的一点也不整置，弄得衣、帽、鞋、袜，一塌糊涂，自然这些应当都是妻子管的。好吧，以后你的薪水可以尽量用，其余需要的，我可以为你预备。”
丈夫用很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说：“又来了，又来了！我说过一百块钱准够我和延禧的费用。既然辞掉学校给我加的，难道回头来领受你的‘补助费’不成？连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带着气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饭碗来狠狠地扒饭，扒得筷与碗相触的声音非常响亮。
妻子失笑了，说：“得啦，不要生气啦，我们不‘共产’就是了。你常要发你的共产议论，自己却没有丝毫地实行过，连你我的财产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
“我决不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我要人帮助，也想帮助别人，这世间若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不成的。人怎能自满到不求于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两样的。你知道若是一个丈夫用自己的钱以外还要依赖他的妻子，别人要怎样评论他？你每用什么‘共产’‘无政府’来激我，是的，我信无政府主义，然而我不能在这时候与你共产或与一切的人共产。我是在预备的时候呢，现在人们的毛病就是预备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于实行，那还成么？”他把碗放下，拿着一双筷子指东挥西，好像拿教鞭在讲坛上一样。因为他妻子自回来以后，常把欧战时的经济状况，大战后俄国的情形，和社会党共产党的情形告诉他，所以一提起，他又兴奋地继续他的演说：“我请问你，一件事情要知道它的好处容易，还是想法子把它做好了容易？谁不知道最近的许多社会政治的理想的好处呢？然而，要实现它岂是暴动所能成事？要知道私产和官吏是因为制度上的错误而成的一种思想习惯，一般人既习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们因理启悟，去非归是。我们生在现时，应当做这样的工夫，为将来的人预备……”
妻子要把他的怒气移转了，教他不要想加薪的事，故意截着话流，说：
“知就要行，还预备什么？”
“很好听！”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说，“为什么要预备？说来倒很平常。凡事不预备而行的，虽得暂时成功，终要归于失败。纵使你一个人在这世界内能实行你的主张，你的力量还是有限，终不能敌过以非为是的群众。所以你第一步的预备，便是号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这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