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描述过的是一种代表所有人而不是仅仅代表多数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各种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见，虽然居于少数但仍然会被听到，并有可能依靠高品质和有力的论点得到按照他们的人数来说难以得到的影响。这种民主政体是唯一平等的、唯一公正的、唯一由全民治理的全部人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体。它不会带来时下流行的被虚假地称谓的民主政体的最大害处。现在我们对民主政体的观念完全是建立在当前流行的民主政体上的。然而，即使在上述民主政体内，也是人数上的多数拥有绝对权力（倘若他们愿意行使这种权力的话）；并且这些人将完全来自一个具有偏见、先入为主和一般思想方法的阶级，而这个阶级——只从一点来说——绝不会是最有教养的阶级。
因此，这个政体仍然容易产生阶级统治所独有的害处，虽然比现在打着民主制的旗号的某个阶级的排他统治肯定在程度上小得多，但是除了由于该阶级本身的道德良知、节制和律己中可能有的限制外，仍然没有任何有效的限制。倘若有足够的制约，那么关于立宪政体的哲学顶多就是一桩严肃的小事罢了。宪法中的任何委托依据的都是以它可以提供受托人不能滥用权力，而非他们不愿滥用权力的保证。要么就使民主政体中这一薄弱的方面得到加强，要么它就要有能力组织得使任何一个阶级，即使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也不能将其他任何人贬低到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位，并根据它排他的阶级利益指导立法和行政的进程，否则民主政体就不是理想中最好的政府形式了。关键是找到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所限制而又不会对平民政府所特有的长处造成损害的那种办法。
通过限制选举权，包括将一部分公民强制排除于选举权之外的权宜办法是不能达到这种双重要求的。当直接关系到国家巨大利益的行动需要人民参加时，国家就会对最底层的人民进行知识和思想感情的教育。这是自由政府的主要好处之一。前面已经着重地谈过这一论题，因此我之所以重申这个论题只是因为很少人对人民制度的这种效能给予过它应有的重视。在人们的观念中，从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期待那么大的效果，就如同通过体力劳动者行使参政权看出精神进步的有力工具一样，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人民群众中实质上的精神教养并非单纯的幻想，这就是必须走的道路。倘若有人不看好这条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伟大著作的全部内容将为我作证，尤其是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几乎所有到美国旅行过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美国人都既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德·托克维尔先生表明，这些特质与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爱好和感情是这么广泛普及，或者甚至没有人认为它是可能达到的a。但这对我们所可能期待的那种在其非排他性上一样民主，而在别的重要点上组织得更好的政府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美国，政治生活明显是最有价值的学校，但它也是排斥最有才能的教师的学校；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被关在全国选举和一般地被关在公共职务的大门外面，好像他们的资格被正式取消了一样。在美国，民众同样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它吸引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自私自利的野心，正如君主吸引着专制国家一样。与专制君主相同，民众被包围在阿谀奉承的氛围中，权力对人的腐化作用和它的改善和提高作用是完全不分伯仲的。甚至在好坏作用平分秋色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在美国的最底层的阶级中，和英国等其他地方的最底层阶级比较起来，也会产生非常显著的智力发展上的优越，那么，倘若只保留好的作用而又没有坏的作用又是什么情况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能做到的，但不是依赖排除的那部分人民，他们除了因为可能被引导关注政治
..a 下述的“英国驻纽约博览会专员的报告摘要”——援引凯里（Carey）先生的《社会科学原理》——至少明显地为正文中的一部分主张提供了证据：
“我们有少数杰出的工程师、技工和一大群有智慧的工人，但是美国人似乎希望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轮船已经挤满了他们的河流；工厂正逐渐占据他们的山谷；他们的市镇是当下表现市镇人口特色的一切技术之乡，优于除比利时、荷兰及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几乎所有在欧洲的技艺都在美国凭借和欧洲同等的技术甚至比欧洲更好的技术进行着，尽管它在欧洲已经经过多少年代的发展和改进。可以预见整个国家的人都是富兰克林、斯蒂芬森和瓦特式的人物，在别的国家看来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相比于欧洲大多数人比较无生气和无知（尽管也有少数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有天赋的人是非常优越的），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则是整个美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事务而形成对远大复杂的利益的难能可贵的关心外，很少带来其他智力上的刺激。只有通过政治讨论，一个从事日常工作、有着不会接触到各种意见、情况或想法的生活方式的体力劳动者，才会因此懂得，深层的原因和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件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个人利益。
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一个由于日常职业，兴趣被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的人，才能学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产生共鸣，并自发成为伟大的社会的一员。但是政治讨论与那些没有投票权，也不争取获得投票权的人们来说是没有丝毫关系的。他们的地位，相对于选民，就和法庭上的听众相对于陪审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一样。不需要他们的投票，不会力求影响他们的意见。提出的控诉，陈述的论点，都是针对别人而非针对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依赖于他们可能作出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也没有原因作出任何决定。在一个就其他方面来说是人民的政府的地方，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希望获得投票权的人，或者永远是一个不满分子，或者就是对社会一般事务漠不关心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应当是由别人去管理那些事务。他除了遵守法律以外，不关心任何法律，除了充当旁观者以外，毫不在意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他根据这种地位对这些了解或关心的程度，可以部分地与一个中等阶级的普通妇女对政治的了解或关心的程度（同她的丈夫或兄弟比较而言）相提并论。
暂且抛开所有这些考虑，对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是为了防止更大的害处，就不给他在与别人同样关心的事务的处理上发表意见的一般权利，对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倘若他必须交税，倘若他必须入伍打仗，倘若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那么在法律上他就应该有权知道原因，有权要求征求他的意见，要求根据他的价值（尽管不是超过他的价值）看待他的意见。在一个足够发达和文明的国家里，不应该有贱民，不应该有被取消了资格的人，除非他自己真的犯了错。无论是谁，当别人不征询他的意见就擅自限制他的命运的无限权力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降低了，不论他是否有所察觉。即使在人类思想未曾达到过的进步很多的国家里，遭遇到这样处置的人也不会受到和有投票权的人同样的公平对待。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当然要对有选举权的人的利益和愿望进行考虑；但是对于无选举权的人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有考虑与否的自由，再者，无论是多么诚实，一般说来，他们过分忙于他们必须注意的事，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考虑那些他们可以泰然加以忽视的事情。所以，只要是专横地排除任何人或者任何阶级的选举权的做法，都不会长久地使人满意。根据这种做法，并非一切有意愿取得选举的特权的成年人都可以取得该特权。
然而，作某些排除肯定是有正当理由的，它们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尽管它们本身是种缺陷，但要摆脱这种措施，只有要求作这种排除的事态消失。在我看来，任何不会读、写以及不会作基本的算术运算（我特意加上的）的人是不能允许其参加选举的。为了达到公平——即使在选举权并不因此为转移的时候——应该提供给每个人达到这些基本要求的手段，或者是免费的，抑或是自谋生计的最穷的人所拿得出的费用。倘若真达到这种情形，人们就不会想到让一个不会读的人拥有选举权，就像不会想到要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拥有选举权一样。那么就不是社会而是他自己的懒惰导致他被排除在外。当社会还无法履行它的义务，使每个人都能有接受这种程度的教育的权利时，在这种情形下是有些难堪的地方，然而这是值得忍受的。倘若社会不能同时履行两项重大义务，那么必须先履行两者中较重要和较根本的一项，基于此理，履行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
只有常识受到一种经验的理论影响的人会坚持说，支配他人、支配整个社会的权力应当交给那些没有照顾他们自己所需的最基础、最根本的条件的人，应当交给那些没有用来明智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和他们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利益所需的最基础、最根本的条件的人。当然，还可以把上述论点往前推进一步，使它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尤其值得期待的是，除了读、写和算术以外，选举权的必要条件还可以有别的事项；对地球的构造以及它的自然区别和政治区别，对通史以及本国历史和制度的基础知识也可以作为要求一切选民的条件。
但是这类知识，无论对明智地行使选举权多么重要，但在我们国家不是，除美国以外在其他任何国家大概也不是所有人民都能获得的。同时也没有验证是否取得了这种知识的确实可靠的办法。目前，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不公平、瞒骗和各种欺诈行为。不进行区别地给予或者不给予选举权，比起由一个公务员去随意指定给这个人选举权、不给那个人选举权来，要好一点。然而，要检验读、写和计算能力，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要求每一个前来进行选民登记的人在登记员面前从英语书上抄写一句话，并依照比例的运算法则算一道题是非常容易的。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绝对的开诚布公，对如此简单的测验保证诚实地进行也是非常容易的。因此这一条件应该在任何场合被附加在普及选举中，几年过后，选举所排除的只是那些对这种权利漠不关心的人，就算他们投票，一般来说，他们的选票也不表明任何真正的政治见解。
同等重要的是，有权对全国或地方税进行表决的议会，应该专门由那些支付所加的税的人选出。不交税的人，通过他们的投票处置他人的财产，就极易引发浪费而不会想到节省。就财产问题而言，他们拥有任何投票权都是与自由政府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的。这种做法将控制权力和权力的有益的行使方面的利害关系截然分开。这相当于允许他们为了自己认为适合称为公共目的的任何目的而随意使用别人的财产。据了解，这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产生非常繁重的、完全由富有阶级负担的地方税率。代表权的范围应与纳税的范围一致，不大不小，是与英国制度的理论相符的。但是出于使作为代表制的这一附带条件符合普遍性的目的，向最贫穷阶级征税（看得见的税），就像在其他许多考虑上是值得期待的一样，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