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自由之光
“管束”终于解除
1959年3月，春光融融，微风和煦，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满面喜色，兴冲冲地登上阳明山，直驱张学良的居所。张群是国民党的元老，因其字为岳军，故常被尊称为“岳公”。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除宋子文外，张群可以说是与张学良交往最多最深，并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有密切关联的人物。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雄踞北方，拥兵20万的张学良举足轻重，他若稍有对蒋介石的不敬，即可助长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使蒋介石处于艰难地步。反之，则可使蒋介石转危为安，并结束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当年7月，正在上海的张群忽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令其即日束装赶赴沈阳，并派人交给他两份有关张学良的文件：一是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委任状，二是指派张群为张学良宣誓就职的监督人的命令。
张群到达沈阳时，冯玉祥、阎锡山早派有说客在张学良身边，张学良如何举措，决心尚未最后下定。张群到后，即同张学良朝夕相处，日日陪着这位当时举世瞩目的人物玩“卫生麻将”，打打谈谈，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表露彼此的意向。这场每天八圈的“政治麻将”持续了多日，终于，张学良明晓大义，于当年9月18日发表“巧电”，宣布拥蒋，随即挥师入关，令冯、阎军队不战自溃。10月9日，在监誓人张群的主持下，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
自此，张群同张学良之间不仅有了政治的密切交往，而且也发展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1930年11月，蒋介石邀请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派时任上海特别市长的张群赶赴天津欢迎。这次会议期间，张群同张学良又有多次晤谈，在沈阳建立起来的公、私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此后多年，“二张”间既是政治上的盟友，又是私交甚笃的伙伴，虽然时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二人间的私人友情却从未间断。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改组政府，时任外交部长的亲日派张群，不得不按蒋介石的意思辞职，而这正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之一。自此之后，两人在政治上有所疏远，加之张学良一直被禁于深山僻地，“二张”间便再未见过面。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张学良由偏远的新竹井上温泉迁来台北附近的阳明山后，两人才又恢复了交往。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十几年的恩恩怨怨，在两位老朋友的一阵阵叹息欷歔声中消融了，他们重新引为知友，相交甚笃。1954年6月，张群担任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沟通了一个彼此都可信任的渠道。当年蒋介石召见张学良，即是由张群出面作的具体安排；张学良向蒋介石呈送《自述》和信件，也是通过张群之手。1957年9月，蒋介石70寿辰，张学良托张群向蒋赠送礼物，以示贺寿；蒋介石也回赠了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让张群带给张学良，意为让他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张学良拄着这根拐杖，在阳明山上踯躅徘徊了两年。
现在，张群又携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再度登上了阳明山。
一踏进张学良的房门，张群一改他平日沉定、稳重的习惯，对迎上来的赵四小姐大声说：“四小姐，快给我弄点茶来，我都快要兴奋得渴死了！”
赵一荻有些诧异地望着一脸喜气的张群，转身去准备茶水。身着宽松便装、脚趿拖鞋的张学良从里屋走出来，问道：“怎么啦，岳公？有什么喜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张群笑而不答，接过赵四小姐递来的茶杯，有滋有味地呷了一口，又将杯子慢慢放到几上，这才笑看着张学良道：“是有喜事。不过更值得高兴的是你们！”
“哦？”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有些吃惊，定定地望着张群：“有什么喜事？你快说呀，岳公！”
“那我说啦！”张群看一眼赵一荻，又看着张学良：“不过，你们可得挺住啊。”他故作严肃的样子。
张群这一卖关子，把赵四小姐给憋急了，“岳公，你再不说出来，我可要去忙别的事了。”说完，做出要走的样子。
“好，好，我说，”张群抬手将赵四小姐止住，向坐下来的张学良凑过身子，说：“汉卿，你自由了。”
“自由了？”张学良重复一句，一时没反应过来。
“是的，你自由了。”张群说道，“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解除军委会对你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22年的自由突然降临，屋子里寂然无声，好久，才传出赵四小姐低声的啜泣。
张学良从椅上慢慢站起，一只手抓住胸前的衣襟，一只手扶住桌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张群也随之站起，说道：“汉卿，四小姐，这消息有些突然，但也是情理中的事。你们俩先高兴高兴，过几天，我再约几位朋友，大家一起好好地庆贺一场。”
张群刚刚告辞出门，这边赵四小姐已经大哭出声，高叫一声“汉卿”便扑到了张学良怀中。张学良却仍木然地站在桌旁，朦胧的泪眼望着屋外。葱葱郁郁的梨树上，两只鸟儿正欢快地嬉戏，接着比翼飞向了蓝天。
这么多年来，两人无时不在期盼着自由，幻想着自由之后那些舒畅快活的日子，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之时，两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飘忽着千丝万缕心绪的沉默。
残照渐渐隐没，天色慢慢阴暗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拉下了夜幕。阵阵凉风不知从何处吹来，携着飘散的阵阵暗香。一轮柔和、苍白的月亮在东方冉冉升起，四周包绕着微波涟漪般的浮云。
月夜依旧，寂寞如昨，但在两人眼中，它们却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一种久远的、陌生的轻松感，携着万般感慨向他们袭来，令两人难以自持，唯有以泪相对。
夜深了，阳明山上万籁俱寂，唯有这幢受着严密“保护”的房子里灯光未灭。张学良面对赵四小姐，默默注视着这位相伴于患难中的女人，于无声处体味着心中隆隆滚动的雷声……
一切都源于西安的那场事变，一切都起自于那场为国家、为民族的兵谏，从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起，他走上了一条多么漫长、多么凄楚、多么屈辱的路啊！如水的月华中，他眼前重又浮现出雪窦山的妙高台，苏仙岭上的“三绝碑”，沅江上的钓鱼船，还有空旷阴森的阳明祠，桐梓黑夜里瘆人的竹梆声，以及井上温泉险些置他于死地的时日……千般怨怒、万种恨意此时都猛然涌上心来，令他胸臆澎湃，心潮难平。
得到自由消息的那个夜晚，两人一宿未眠，默坐到了天明。
为自由干杯
几天之后，张群邀约了张学良的老朋友莫德惠、王新衡、冯庸、何世礼等人来到阳明山，向张学良和赵一荻表示祝贺。
王新衡原是军统局戴笠手下第二处处长，西安事变时，正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地区情报组组长，算得是张学良的部下，与少帅相处十分融洽，此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冯庸曾任东北大学校长，而“东大”系张作霖创办，他死后，由张学良任校董并兼校长，西安事变后，冯庸继任，说来也是张学良的下属；何世礼原是东北军105师炮兵营长，是张学良的直接部下，现在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联勤副总司令。以上几人，包括年长的张群和莫德惠，当年都曾经做过张学良的部下，现在，昔日的“长官”喜获自由，自然也有几分激动，在张群的邀约下，各人携着礼物，兴冲冲地驱车上山。
这几日，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心情已渐渐平静下来。自由后第一次会见客人，而且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两人自然显得十分激动。张学良坚持要亲自下厨，为大家做一顿可口饭菜，以表达他对诸位多年来一直为他的自由奔走呼吁的感激之情。赵四小姐却将他劝住，说老朋友们好不容易凑在一起，让他陪着大家，由她到厨房操办。张群也拉住张学良，说饭天天都有得吃，今后也少不了，但今天的聚会意义可不一样，大家是来向老长官道贺的，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便足矣。尽管如此，张学良陪大家聊上一阵后，还是执意进到厨房，亲自操持着做了一道红烧鲫鱼。当菜端上桌来，众人品尝后均交口称赞。张学良听了颇有几分得意，说：“这二十多年我也算没白过，至少我学会了做一手好菜，当得起半个美食家。”转脸他又看着赵一荻，说：“你说是不是，小妹？”
赵四小姐浅浅一笑，说道：“汉卿会做一手菜也不容易。当年在湖南，他一手拿菜谱，一手提锅铲，口里念念有词，让我吃了不知多少顿要么淡死，要么咸死的菜哩！”
众人大笑起来。冯庸说：“外界曾有个说法，言副司令这么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我看，还关出了个美食家呀！”
“我和岳公对美食也略有研究，不过，看来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有当副座的部下啊。”王新衡风趣地说。
“那看来我们可以组织个美食家协会了，”张学良说，“以后我们轮流转转，也可以互相切磋切磋啊。”
大家闲聊笑谈一阵，又转回到相聚的主题—庆贺张学良获得自由上来。
此时的张学良，已是酒酣耳热。他将酒杯重新斟满，高高举过头顶，言语恳挚地说：“学良未死于冷枪暗箭之下，而有今日之获释，实乃不幸中之大幸。在座各位为学良之自由，数年来奔走呼号，颇多委屈，学良感激不尽，借此一杯薄酒，再次向各位表达谢意！”说完，张学良将一杯酒仰首一饮而尽。待酒杯放下，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滚落而下。
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人们似乎又看见了张学良在22年的漫长幽禁生涯中，所遭遇的常人难以忍受的凄寂悲凉。
众人沉默一阵，莫德惠斟上酒站起来，未说话已是老泪纵横，连着欷歔几声，这才说道：“纵览国史，凡有大作为之英豪，各有其非常之功业。汉卿秉白山黑水之正气，英年继统东北军政，为防边守土，不惧血战。为爱护国家，毅然举东北四省同时易帜，首开国家统一之局。为消弭割据混战，而挥军入关，再造统一。又为抗战救国，于西北谋策呼号。迨因时隐退，而犹以在野幽居系天下苍生之望，以宁静无为而不坠乡邦累世之德。以沉潜缄默，而读史证道，参悟高深，集英豪贤哲为一身。德惠曾受两代恩德，感戴殊深，欣逢自由降临，吾辈无不慰藉至深，谨饮此酒，恭祝汉卿康乐长春！”
莫德惠一番话，历陈张学良的功德，众人莫不点头称是，纷纷举起酒杯，再次畅饮。
大家正要坐下，张群却摆手将人们止住：“还有一杯酒，大家是非喝不可！”他让人将酒杯斟满，举杯继续说道，“我们应当为四小姐干一杯！汉卿隐退，辗转流离，四小姐毅然舍离幼子雅居，与汉卿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倾其温雅娴秀，扶助汉卿度难排忧，其高洁风范足令后世痴男倩女，馨香景慕。如此红颜知己，天下几多？这杯酒，四小姐你应当喝，我们大家都应当喝！”
此时的赵一荻，早已泪流满面。她掏出手绢，抹去泪水，两手将酒杯举起，连声说：“谢谢岳公！谢谢大家！”仰首将酒饮尽。
“好！好！”张群赞道，率先坐下来，有意识地转了话题，闲扯起了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吃过饭，众人回到客厅喝茶漫谈。莫德惠看见门口有警卫人员出入，便问：“汉卿，安全人员还没撤啊？”
“有这些免费跟班，惯了，”张学良淡淡一笑。“这些天，老有新闻记者往这儿闯，有他们还可挡挡驾，免得骚扰。”
“又是来探问西安事变怎么怎么的吧？”王新衡说，“他们总是搅得人不得安宁。”
“我现在最不想谈的就是西安事变，叫我怎么开口嘛！”张学良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主要是这事太大了，人人都想去撩开那张帷幕。”何世礼说。
“可是叫我怎么说嘛？”张学良仍是无奈的口气。“如果说我是被中共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愚蠢；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荒唐；如果说兵谏是义举，他老先生活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过去的错误。算了，算了，”张学良摆着手，“我干脆谁也不见，何况我已经过惯了这种清静的幽居生活。”
“副司令一生建树隆盛，历劫不磨，最适合写写回忆录，”冯庸说道，“我相信，这份回忆录无疑是当代史上最珍贵的，对于后世也是一桩重大贡献。”
“汉卿是有这个打算，”赵一荻道，“而且还—”说到此，她突然住口，望着张学良，“这可是汉卿的秘密哟！”
“嗨！对老朋友们就不用保密啦，”张学良笑着接道，“我已经把回忆录的大纲都拟好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第一是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文过饰非，一切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好啊！”冯庸一拍大腿，“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本世纪最伟大的回忆录了。”
“是啊，汉卿要是写出来，定是价值无穷。”张群和莫德惠都同声附和。
“你们几位也跑不掉啊，”张学良说，“我要有什么遗忘和误记的地方，以后还要烦请各位啊！”
“我等敢不从命，”张群笑道，“副司令一言九鼎，万军策动，何况我们几位区区老夫！”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从阳明山到北投
自从张学良被解除“管束”之后，来阳明山看望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宋美龄的亲信、原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也登上了阳明山。
黄仁霖与张学良是同年所生的同乡，年轻时过从甚密，有过不寻常的友谊。西安事变时，黄仁霖受宋美龄委派，同端纳一起冒险前往西安探视被拘的蒋介石，并因此被张学良关押过1l天。张学良到南京被囚之后，黄仁霖依宋美龄之命，为暂居中山门外孔祥熙官邸的张学良调派过厨师、侍从，并为保证张学良在南京的安全出过一些力。从张学良被押送溪口以后，两人便再未谋面。现在，两位少时朋友相会于阳明山上，彼此都已是花甲之年，白发苍苍，骤然都生出隔世之叹。
“汉卿，这些年你真不容易啊！”
“是啊！我甚至都不敢去回想，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一晃，我们都老了，真像古人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啊。”张学良道。
“往事若烟，真有点不堪回首。西安那几天，我真以为你一怒之下，会把我这个说客给杀了。圣诞节那天，你派副官坐吉普车来接我出班房，我心里就想，一定是我的末日到了。没想到后来，事情成了另一副样子。真是有点戏剧化的味道！”
“这些事情你还记那么清楚啊，老黄，我可早就忘了。”张学良笑道，“这么多年来，我不想谈西安的事，跟任何人都不想谈，我自己也不愿去想。”
“汉卿不想让自己老沉在那个旋涡里，”赵一荻在一旁说，“他总是想找些事情来解脱，读读书，运动运动，爬山钓鱼，不然这么多年怎么过嘛！”
“听说汉卿研究明史很有心得，还准备写回忆录，是吗？”
张学良摇摇头，没有说话，赵四小姐便接口道：“汉卿对明史确实很专心，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想从中找出我们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的内在症结。可是现在，他已经决定放弃了。”
“汉卿，你要放弃写回忆录那可太可惜了！”黄仁霖大声说，“无论怎样，你都应该给后人留份记录啊！”
“算了，不写了，”张学良摇着头。“这么些年，我一直在读明史，根据我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历史都不过是管见，言人人殊，常不正确。二来呢，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不高兴。再说，我也不愿意丑表功。千秋功罪，还是留待后人去说吧。第三呢，”张学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接着道：“我老啦，一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激动，会坐不住，我受不了。”
黄仁霖微微点头，像是理解了张学良的心情，但还是说：“没有你的回忆录，现代史上就像缺了一页，让人遗憾哪！”
“那有什么？愿意写回忆录的人多得很哩！总统前几年不还写了本《苏俄在中国》嘛。”张学良说道。
“那汉卿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呢？”
“《圣经》。”
“《圣经》？”黄仁霖显然有些吃惊。“汉卿什么时候当基督徒了？”
“倒还没有，”赵四小姐道，“汉卿的两位朋友董显光和曾约农来看他，引他去山下总统和夫人常做礼拜的士林教堂，听牧师讲过几次道，兴趣倒是蛮大的。”
“真是千条江河归大海啊，”黄仁霖笑道，“汉卿不定什么时候又成了我的教友了呢。”
“为这事我还得谢谢你呢，”张学良说，“你还记得不，我在南京被押的时候，你送过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圣经》啊！你当时还在上面写了一段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
“哎呀，汉卿！还是你的记性好啊，这事我都给忘光了。”
“当时我心情不好，拿到书只翻了翻，就给塞到箱子底下了，”张学良笑道。“不过朋友送的东西，我可没敢丢，二三十年搬了那么多次家，我都把它带在身边。现在可派上用场了。”说完，张学良到书房取出一本蓝色布封，已显得陈旧的书来，放到黄仁霖面前。
黄仁霖接过这本《圣经》，一翻便见到了25年前他写在扉页上的那段话，顿时激动不已。“哎呀！真是这本书啊！当年送给你的时候，可没有想到你会把它保留几十年啊。”
“老黄，这本书我冷落了它几十年，现在才认真看，获益匪浅呢！”
“只要这本书能对你有点用，也不枉我二十多年前一片心意了。”黄仁霖站起身来。“汉卿，哪天我陪你一道去教堂，我们都一同听听神灵的感召。”说完，准备告辞。
“好啊，好多年没见面了，我们应该多聚聚才是。”
“欢迎黄先生经常来，”赵一荻热情地说，“汉卿常说，人愈到老年，愈感到朋友的金贵。像你这样，儿时就是朋友的人，就更少了。”
“只要两位主人欢迎，我巴不得天天都来这里坐坐呢，”他指指头上的白发，有些伤感地说，“老啦，想同你忆忆我们年轻时候的事了。”
“欢迎常来，”张学良上前同他握手。“你放心，我这里不是西安金家巷，再不会把你给关起来了！”
两位老人顿时大笑起来。
1961年初，张学良向前来看望他的蒋经国提出，说住阳明山上，他年纪大了，上下都不方便，距台北市区又远，朋友来访和他去看朋友都有诸多不便，能否由他自己出资，在靠近城郊的地方盖一幢房子，搬下山去。蒋经国当即表示同意，而且自告奋勇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张老伯能够满意。
约莫过了一个月，蒋经国派车将张学良接到台北市西郊的北投复兴岗，让他看看勘定的地基。张学良登上小山冈，见这里绿树成荫，视野开阔，站在山冈上，能将台北市区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附近建筑又少，环境安静，空地上还可建个花园和网球场。张学良十分满意，问赵四小姐，她也觉得此处环境幽雅，槐绕柳合，是家居的绝妙之处。两人都表示，同意蒋经国的安排，修房工程可立即动手，以便早日搬来。
建房之事既然由蒋经国张罗，速度自然很快。到8月底，一幢两层的灰色小楼已经落成。前面是一个大院，两边是满栽花草的花园。院内院外，都移栽了高高的柳树，风吹枝摇，荡出爽爽的凉意。与这个院子一路之隔，还修有一个灰墙环绕的安全人员驻地，正对的大门口，钉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警备处”三个大字。
搬家那天，张学良显得格外兴奋。来台以后，无论是在新竹井上温泉，还是阳明山的寓所，都是当局为“管束”他而选定的地址，每道门、每扇窗，都带着羁押的浓重阴影。现在，他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拥有一幢自己的住宅，能够吐纳自由的空气了！当年手握重兵的少帅，现在为了这一块小小的领地，激动得绕前绕后，老泪纵横。
得知张学良乔迁新居，张群、王新衡、莫德惠等一批老朋友都赶来恭贺。蒋经国没有露面，但却差人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客厅家具，以此表示祝贺。
待祝贺的客人们渐渐散去，已是夕照西坠时分。喧闹了一整天的屋子终于安静下来，空气中散发着油漆和新家具淡淡的香味。张学良拉着赵一荻，逐个看过所有的房间，然后回到客厅，眉飞色舞地说：“小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是啊，”赵一荻应一声，脸上却是伤感的神情。“可是，我们都已经老了。”
张学良微微一怔，望着两点星光自赵四小姐眼中涌出，自己不禁也受了感染，先前的欢快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
北投新居的第一个夜晚，客厅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院外的大门前，不时响起值勤的警备处人员沙沙的走动声。
新生活的开端
就在张学良搬家期间，国民党在阳明山召开了著名的“阳明山会议”。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由于蒋介石一味实行专制、独裁，因而一直受到美、日和岛内“第三势力”、“第四势力”的猛烈抨击。为了缓和形势，扭转蒋介石独裁者的形象，也为了给日后的出路寻找些对策，国民党邀请了一些海外知名的华裔文人、学者、知名人士，以及港、台的部分党派、名流到阳明山上进行“恳谈”，以期在国际舆论与海外华人世界中，寻得一线转机和支持。一时间，阳明山上名流显贵云集，国民党的官员们做出一副谦恭姿态，听任人们对蒋介石政权的种种批评指责。
在这些会议参加者中，有不少张学良昔日的部下、朋友，周鲸文便是其中之一。
周鲸文算得上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张学良在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曾于1935年任命周鲸文为“东大”的秘书长，对他的学识才干颇有赏识。西安事变后，周鲸文成为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联合莫德惠、万福麟等人，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进行努力，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希望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将张学良的问题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当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周鲸文对国民党灰心丧气，于1948年举家迁往美国，在旧金山郊外的一幢旧别墅里专心做起了学问。
作为张学良的忠实部下和朋友，周鲸文虽在美国，仍未放弃为使昔日长官获释的种种努力，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不时有他的署名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继续囚禁张学良。得知少帅被解禁，周鲸文喜不自胜，从美国写来信件，向老长官表示祝贺。此次“阳明山会议”，周鲸文作为居住海外的知名人士亦受到邀请，这正合了他打算到台湾看望张学良的心意。当下便收拾行装，兴冲冲地从旧金山出发到达台北，一住下就向当局提出晤见张学良的要求。
张学良的“管束”虽然已被解除，但并未获得普通人那样全面的自由。搬来北投时，他抛下了一大批敷染着幽禁阴影的物品，过去保密局配给他的汽车他也坚持退掉了，另外托人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牌轿车，闲着无事，便开车进城转转。但去的地方有限得很，不外是拜访一下莫德惠、张群、王新衡等老朋友，有时也去台北看看父亲的五姨太王夫人、六姨太马夫人以及她们的子女张学森、张学英、张怀敏等人。若他要见蒋介石，须通过张群的联络；若见蒋经国，须通过王新衡；见宋美龄则通过黄仁霖。但外人想要见他，却不那么容易了。如非通过以上几位张学良的老朋友搭桥牵线，人们很难见到这位传奇性的人物。而按当局的不成文规定，所有要见张学良的人，都应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的逐级申报，再由张学良宅邸对面的“警务处”予以放行。因而对外界而言，张学良仍然生活在严密的帷幕之中。
周鲸文原以为通过当局可以很快见到张学良，稍一打听，才知道这中间还要经过许多关卡的审批。适逢莫德惠前来看望，一说起拜见张学良的事，莫德惠忍不住击掌大笑，说：“你这个少帅当年的秘书长，怎么现在连如何去见长官都不知道了？要见少帅啊，跟我来吧！”
周鲸文见到张学良，正是北投复兴岗的宅邸住进新主人的第四天。阔别25年，当年的满头青丝已变成苍苍白发，乍一见面，百感交集，万语千言涌堵心头，催得两人老泪纵横，竟像孩子一般大哭不已。赵四小姐立于一旁，也陪着二位流泪。
哭过叹过，三人这才渐渐平静下来，说起这二十多年来的沧桑岁月。
“我真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汉卿！当初要是你还在，我又何至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啊！”周鲸文还在欷歔。
“虽然没有见面，你的情况老朋友们还是给我讲过一些，”张学良道，“这二十多年，你一直在为我的事奔走，也吃了不少苦头，学良在这里向你道谢了！”说完，张学良两手相拱，向周鲸文一揖。
“这哪里使得！哪里使得！鲸文等人无能，才使您受这么多年委屈。”周鲸文忙伸手将张学良扶住。
张学良又在椅上坐下，缓缓道：“真是浮生若梦哪！这些年，山居无人，寂寞相伴，开始还烦躁得很，慢慢地也就惯了、淡了。三国的曹植说：‘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想想就是这个道理，我又何能求得一世的荣耀呢？”
“鲸文虽在海外，但一直还是在关注您的消息。听说过去您一直在研究历史，近来却又皈依基督教了？”
“是啊！”张学良道，“在明史研究告一段落，正准备研究清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又听过一些讲经布道，精神上顿时豁然开朗，一扫当年的困顿迷雾。”
“我真难想通，汉卿您会有这么大的转变。”黄仁霖脸上满是困惑。
“是啊！当年我崇拜学术，认为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是最有学术的人。现在不同了，我一心一意求取心灵的宁静，对神充满全部的虔诚。”
“皈依基督，汉卿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赵四小姐在一旁道，“汉卿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使他的人生得‘达’，‘通达’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更能摆脱开人事，更能看破红尘了。”
周鲸文并不能完全理解两人的话，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27岁的时候就写过一副对联，叫‘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没想到会有那么强的预见性，应了我后来的情形，”张学良平静地说，“你想想，我一从讲武堂出来，就当旅长，当少将，统兵握权，其实我哪有那么大能耐，所学所知，最多是一方面的，怎能应付复杂局面呢？再加上我少年时代受的教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不完善，生性又争强好胜，怎么说都难当大任。如果这25年我过的仍然是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大错，甚至可能把命都丢了。”
“汉卿的话，鲸文一时可能还理解不了，可是我能感觉得到，少帅如今是心地坦荡，豁达超然了。”周鲸文说。
“汉卿常常说，他现在是怀慈悲之心，不欲与人争，不欲与人辩，只求心灵的安宁。”赵四小姐为周鲸文的茶杯续上水，站在一旁说道。
正谈话间，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里屋蹦跳着出来，叫着 “爷爷”扑进张学良的怀里。他顿时满面笑容，慈爱地将孩子搂紧，逗笑起来。
“这是—？”周鲸文侧脸望着赵一荻。
“这是闾琳的儿子罗比，”赵一荻回答，“蒙总统恩准，每年闾琳夫妇都从美国回来一趟，看看我们。”
“那你儿媳妇是—”
“叫陈淑贞，是陈济棠的闺女。”
“啊！堂堂粤军主帅的闺女嫁给堂堂东北军主帅的公子，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啊！”
“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书，见面一谈，都觉得满意，就结婚了，”赵一荻脸泛笑容说道。“这个是小儿子，还有个哥哥，叫巴比。有时候我也去美国待几天，看看儿孙们。”
“真是老天有眼！”周鲸文叹道，“汉卿儿孙有继，阖家美满，心灵又有寄托，真是不枉此生了！”
这时，小孙儿吵着嚷着要“骑马”。张学良不顾有客人在座，当即匍匐在地毯上，让罗比骑上后背，口里一边“哦哦”地叫，一边载托着孙儿在屋里爬行。赵一荻有些看不过，上前欲将罗比抱下，可是孙儿一哭叫，张学良便将赵一荻止住了：“逗逗孩子，也是天伦之乐嘛，何必管他。”
周鲸文面带着笑，看张学良继续在地上爬行，心头却像为石头所堵，哽塞得难受。二十多年前，张学良英姿勃勃，骑在他那匹远近闻名的“盖西北”马上，纵横驰骋，号令三军；谁知道二十多年后，他会以其花甲之身匍匐在地，为孙儿当起了牛马！
周鲸文心上顿时涌起一阵哀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