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九月，刘兴受到蒋介石的密命，北上策动白崇禧部反正。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六个军在消灭直鲁部残部后，大部分已调回武汉，只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改编为第五十一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改编为五十三师。第三十六军原为刘兴所统率。一九二八年三月，白崇禧收编唐生智旧部，赶走刘兴，将第三十六军第一师长廖磊升任军长。所以刘兴恨白崇禧入骨，而廖磊对白氏则有深切的知遇之恩。
刘兴到天津后，即与他以前的幕僚长、现任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取得联系，周氏以办理三全大会代表报到手续作掩护，前往南京活动。事前，他请邵力子（蒋介石的总部秘书长）转告蒋介石，他此行是代表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全体官兵南下，先去上海迎唐生智，然后再到北京谒蒋，报告一切。
周武彝在上海向唐生智表示，全体官兵一致拥护唐总司令重返部队。随后周氏又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五十一师、五十三师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总司令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见他的部署已有成果，深表欣慰，当对周氏加以赞许，并指示他们可立即动身北上。嗣后，唐生智得到巨款，在周武彝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赴天津。
“湘案”发生后，白崇禧也与李宗仁采取一样行动，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并电李宗仁，要他严令制止夏威、叶琪两部在湖南的军事行动。此外，他又密电胡宗铎，重申武汉易攻难守，要他指挥三军撤往湖南，待命进止。但胡宗铎深信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对“湘案”已有决议，拒不遵命，坐失时机。三月十九日，廖磊到北京德国医院见白崇禧，告以部队不稳，唐孟潇在南京策动下，日内即到天津，要白同他离京，沿途已有布置，白崇禧到天津后，由廖磊调度，搭上一艘日轮，南开香港。三月二十日，李品仙发出“号”电，声讨白崇禧，拥护唐生智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宣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之职。廖磊因掩护白崇禧出走，被唐氏撤职，而以刘兴继任第五十三师师长。
白崇禧因李品仙于三月二十日发出的通电，其中有如下等语：“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撤退，袭击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这完全是背着良心说假话。因此，白氏曾长期对李品仙不谅，当两广对南京割据时期，廖磊受白宠任，当了第七军军长，而李品仙则位居闲曹。抗战时期，廖磊也比李品仙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这都是与三月二十日的表态有密切关系。事隔十多年后，有同事问李品仙：“当年唐生智怎样把你们两个军抓了去的？”李氏说：“你不知道，两军中连幕僚都是唐生智的人。”但又说，“不过，如果当时态度坚定一点，那情势当又不同。”当然，如果事前白崇禧知对方阴谋，则必设法防止；或者李品仙对唐生智的态度稍为强硬，唐氏亦不易得手。白部无事，蒋介石对武汉用兵是费考虑的。
廖磊助白崇禧离津后，即电上海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俞星槎（1893—1940，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将教育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1929年3月下旬，与上海市长张定璠秘密策划李宗仁、白崇禧出逃方案成功，为李、白重用。），赶紧设法救白崇禧出险。因为廖磊侦悉，对方已知道白氏乘轮南下，恐有不测之祸。李宗仁在上海得讯，即派王季文去访许崇智问计。许氏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有交谊，当由许电宇都宫设法营救。宇都宫遂令天津日清汽船公司派一快轮追上这条日轮，送白崇禧前往日本门司，另搭别的轮船前往香港。
白崇禧到香港时，张任民前来接船，他始悉李宗仁已较他先两日到港。据张任民面述：李宗仁知白崇禧脱险后，即叫俞星槎去找张定璠，为自己作脱身的安排。张定璠关照俞星槎，依他的计划行事。当晚，到了约定的时间，李宗仁偕王季文、张任民和侍卫长季光恩离开“融园”去中国饭店，后面有不明来历的汽车跟踪。李宗仁等上楼梯后，立刻从后面工人专用的楼梯下来，走出后巷。坐上张定璠为他们准备的另一辆汽车，驰往黄浦滩的市府专门码头，俞星槎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吴淞口外，搭上邮船到香港去了。张定璠为了此事丢了乌纱帽，被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八日下令免职。
白崇禧一到香港，即入广州晤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邓氏说，李任公被扣的消息传到广州，群情愤激。三月二十三日，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1885—1937，1931年参加陈济棠等43将领《两广将领促蒋下野电》反蒋活动。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师长、第二十五师师长。1936年3月18日任中将。1937年春病逝于广州。）、李振球等人，联名电蒋介石，指责无端扣留李济深的卑劣行径，并迫切要求即日恢复李济深的自由。未几，广东省党部和省市民众团体亦纷纷通电响应。邓世增又说，他已召集李任公的嫡系将领徐景唐师长和王应榆旅长商议，他们主张进行兵谏。但此一建议已为陈铭枢、陈济棠所压制。原来两陈北上赴宁出席三全大会，陈铭枢过香港时住英皇酒店，因酒店失火，从四楼跳下伤足，留港就医。陈铭枢传话来穗，他不赞成兵谏。陈济棠到上海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已派人在那里等候他，要他立刻折返广州，收拾粤局。说到这里，邓世增把陈铭枢、陈济棠于三月三十日的联名通电给白崇禧，其中有“其有谋不利于粤，而牵入战争旋涡者，则粤人公敌”。白崇禧阅电后，知粤局不可为，遂于当日（即三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搭商轮返港。
三月三十一日，白崇禧偕张任民从香港搭“大明”轮返梧州，过三水时，忽见黄绍竑从那里上船，真是可谓巧遇，白问黄：“为什么来这里？”黄绍竑说：“接邓世增电，邀来广州商时局，连夜赶到梧州，再乘‘南强’小轮到三水，准备从这里搭火车去广州。一进车站，见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守候，而且形色张皇，李少毅拉我到偏僻处告诉我：‘陈济棠已到广州，接管了第八路总指挥，邓参谋长请你立刻回去，不要自投罗网。’刚巧‘大明’轮入口，所以我就上船了。”白崇禧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同黄绍竑久别重逢，彼此都有一番慷慨，张任民问白崇禧：“来日大难，你有钱吗？”白打开他的皮夹道：“就是这六万元，别无所有了。”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在梧州聚首一堂，虽在失意的态势下，大家还是非常欢洽。后来他们一起到容县，在黄绍竑的家里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由李宗仁、白崇禧报告此次事变的前因后果。白崇禧说，蒋介石原来就有意“削藩”，胡宗铎妄兴“湘案”，乃使蒋氏得以逞其诡谋。言下感慨系之。李宗仁此时已接到俞星槎从上海陆续发来电讯，知李明瑞、杨腾辉（1890—1939，桂系著名将领。杨惯耍朝秦暮楚的把戏，周旋于桂系与蒋介石之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与杨临阵投蒋有很大关系。中原大战爆发，杨又暗中联系投蒋。后来白崇禧邀请杨到南宁，剥夺了杨的军权。1939年，其在香港去世。）阵前倒戈投蒋，武汉兵不血刃而失守。白崇禧料武汉的部队总有一些会经由湘西退回广西。遂去柳州，准备到桂湘边境去照顾他们。但他一到柳州，即接夏威来电，知已全部投蒋，因而折返梧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