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海外某些“忠贞之士”对李进行严厉的指责；并要那些一度合谋搞“第三势力”的人们宣布同李分道扬镳。当时，我和石泓带着两个小孩，在维多利亚海北岸海湾山坡上，过着悠游林下的生活。一天，有一位朋友来看我，目的在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转变过程以及他在准备那份《建议》中我所起的作用。又一次，这位朋友突然问我：“如果你被邀到北京去谈谈，是否还需要请示德公？”我回答道：“我看不必吧，来往交换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这时，第一，“第三势力”运动销声匿迹了；第二，从长远看，台湾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永远漂泊异乡，总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国来。我应当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在此以后，一位新闻界的同乡陪着一位报纸负责人到海湾山村来看我，征询意见。我那时反应迟钝，谈话含糊其辞。这就说明，像我这样的人，要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尚非易事。
四月二十三日，那位报纸负责人由我的同乡陪同再度来访。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长途电话，请你到北京一行。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什么要求，但容许我有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作出了愿去北京的答复。当时约定：第一，不办回国手续；第二，不带行李。当天午夜，由一位陌生人领路，乘船出发。经过水陆交通和大小城镇，于次日下午到达阔别六年的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