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他发表文告说：“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
蒋选择这一天引退，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继马歇尔就任美国的第五十二个国务卿的就职日。对于蒋去李来的一幕，艾奇逊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改运台湾。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艾奇逊回忆录》第十三章一八六页。）
李宗仁上台，于二十二日视事以后，即电邀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二十三日，又派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次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曾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1967年病逝于北京。）去上海与宋庆龄、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字任之，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联盟。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罗隆基、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联络。二十四日，他又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全国“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二十六日，行政院会议照办。只留下了一条，不同意取消戒严令。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以他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条件”为基础，“愿即开始谈判”。由于此事没有同孙科商量过，行政院即于二十九日开始从南京撤到上海，旋于二月迁往广州办公。从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就变成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一是蒋介石引退后，在其家乡溪口设置电台，直接指挥军队，继续发号施令，俨然形成一个太上政府；二是在广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于溪口，并促立法院在广州复会，以加强其与南京对立的地位。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毛泽东：《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三一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李宗仁自一月二十一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例如释放政治犯，当以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李宗仁最关切的事。为了释放杨虎城，李宗仁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为了释放张学良，我还做了李宗仁的代表去台北同陈诚商量。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是保密局主管，它只听命于蒋介石，非地方当局所能过问。举此一端，可概其余。
李宗仁于二月八日亲去上海商请颜惠庆（1877—1950，上海人。早年毕业于同文馆，后留学美国。1921年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驻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章士钊（1882—1973，胡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后留北平。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在香港因病逝世。）、江庸、邵力子等四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北上，呼吁和平。他们于二月十四日飞抵北平，并于二十二日飞往石家庄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谈得很好。事实证明，李宗仁力邀章士钊北行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章士钊函李宗仁：“士钊等初次抵平，中共领袖于公之能否胜此，尤难释然。经余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乃启。”这个代表团于二月二十七日出北平南归，在南京机场发表谈话说：“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云云。
孙科内阁屈服于李宗仁二月二十日南巡广州所施加的压力，终于三月初回到南京。孙本人深知背弃李宗仁之举，不为立法监察两院所共谅，乃于三月八日辞职。三月十日，李宗仁决定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十二日，立法院投票同意。当时人们对何应钦组阁报有很大的希望。这因为：第一，何是蒋介石的人，可能获得蒋的支持；第二，何与李、白有过悠久的共事历史，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孙传芳即倾全力渡江反扑南京，经李、何、白通力合作，卒在龙潭将孙军完全击溃。人们希望李、何、白团结奋斗，重振当年龙潭胜利的声威。可是时代不同了，人是要变的。实践证明，何应钦内阁卒未能对李宗仁所处的窘境给予任何有力的支助。
何应钦就行政院长后，竟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奇闻。那时李宗仁已请立法院修改行政院组织法，裁撤水利、地政、卫生、社会、农林等部，只留下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依然找不到人来当部长，这表明局势艰难，无人愿跳火坑了。三月十九日下午五时，李宗仁邀我同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乘“追云”号专机飞沪，想拉一些人入阁。结果不虚此行，贾景德、刘攻芸、杭立武等三人愿意入京，共负时艰。三月二十三日，何阁名单发表：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国防部长徐永昌（一九四九年三月何应钦组阁，国防部长是徐永昌。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杭州会谈，蒋、李决定以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刘攻芸、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经济部长孙越崎、司法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外交部长傅秉常（未到职）、秘书长黄少谷。
三月二十六日，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南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又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并定四月一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平代表团名单也发表了。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1900—1969，河北昌黎人。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又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9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来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顾问屈武、李俊龙。前曾以秘书名义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的张丰胄、潘伯鹰等人，亦被指派为秘书随团前往。
南京政府对如何进行和谈，曾经由何应钦召集各和谈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就中共所提八条件作基础，加以研究，拟定了国民党方面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这个腹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制订“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进行商谈。总的说来，所谓“就地停战”，就是保住长江以南，形成一个隔江对峙的局面。
张治中以行将北上，特向李宗仁建议，再去溪口一趟，同蒋介石谈谈。回顾三月三日，张治中曾约吴忠信去过溪口，主要是劝蒋出国，结果碰了钉子。这一次则因上海、广州等地顽固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张认为溪口之行，对那些人可能起一种镇压作用。三月二十九日，张到了溪口，三十日，由溪口回到南京，次日上午向立法院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了全场不断的掌声。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李宗仁匆促嘱我邀五院院长、国民党留京中央常务委员到总统府子超楼茶叙，听取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并商量有关和谈问题。张治中在会上说：“代总统以和谈代表团即将北上，特派我去溪口请示本党总裁。在两天中我同总裁谈了两次，他一再表示，他已下野，和谈由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他不便参加什么意见。”张又说：“上海方面少数顽固分子，对我制造种种谣言，横加诬蔑，令人愤慨！”张群笑着对他说：“今年是忍耐年，大家都需要忍辱负重。”阎锡山、白崇禧先后发言，强烈要求首先签订停战协定。最后李宗仁建议：在南京成立“中央和谈指导委员会”，并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为委员。由何应钦携名单去广州请国民党中央常会批准。
当晚八时许，何应钦打电话给我，说他打算邀我和王启江、范予遂、倪文亚、李世军等五常委一同去广州出席常会，以期有利于批准“和委会”的名单。但后来我同他们商量时，卒无人愿与偕行。因为他们知道广州受CC控制，少数人去不起什么作用。
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下午三时乘“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住六国饭店。当天晚上，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
四月四日晚上我接到刘仲华（他是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李宗仁要我同他联系）从北平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飞平。次日下午我到明故宫机场迎候北平来的客人，李宗仁初以为是和谈代表团派专人回来报告，喜不自胜。可是我发现机门打开时，第一个下来的是朱蕴山（1887—1981，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曾加入共产党，后脱党。1930年后，先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47年，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次是李民欣、刘仲容，还有一个陌生人，经刘仲容介绍，才知道他是刘子衡，与顾祝同有旧。我把他们接到白崇禧公馆。由于他们避见新闻记者，被宁、沪各报称之为“神秘客”。
朱蕴山带来了李济深一个极为重要的口讯，就是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谈协议都可以，将来他就可以凭此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默然不作表示。
四月六日，白崇禧从汉口飞抵南京，问刘仲容：“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刘仲容说：“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白崇禧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
四月七日，李宗仁约朱蕴山、李民欣、刘予衡等谈话并晚餐，由我和邱昌渭作陪。饭后谈到战犯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此一问题还有商量余地。当由李宗仁去电毛泽东，提出：“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次日接到毛泽东复电：“贵方既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当晚，张治中打来长途电话，说毛泽东今日单独接见他谈话要点，毛泽东还提到希望李代总统和各院长来北平参加和议签字仪式。
四月九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官邸会商时局。白崇禧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做主。当时大家都承认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
四月十日，李宗仁嘱我替他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居觉生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专机飞宁波带给蒋氏，因天气恶劣，飞行一小时后又折回，定明日再去。
十一日，李宗仁派机送朱蕴山、刘仲容等北返，同去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十三日，居正从溪口返南京，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看了德公十日给他的信，迄未表示明确态度。
十四日晚上，我在珠江路七二八号童冠贤家吃饭后，即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是时白崇禧、夏威、黄旭初（当日方应李宗仁电邀抵南京）都在那里。即开始对当前局势交换意见，自朱蕴山、刘仲容等南来后，李、白对和局已不抱有任何奢望了。白崇禧在谈话中，指责李宗仁在上台后没有立刻换掉孙科，以致白白浪费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其后白又批评何应钦，说他为人懦弱，没有魄力。德公叫他撤换顾祝同、汤恩伯，把台湾存金和武器装备运回大陆，他都不敢做。且反唇相讥地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办！”何敬之真像一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家婆面前，时刻心惊胆战，吓得发抖。白崇禧说了这些，主要是向黄旭初、夏威介绍情况。
深夜，机要室送来了一封张治中发给李宗仁的电报，汇报十三日下午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和议的情况。并说代表团已就和议草案提出修正意见。如何容后续报。李看完后交给白崇禧。白说，条件可以商量，只是“过江”不能接受。如果要打的话，蒋必须走开，否则军队无法调动，军费不能拨用，必然失败。李宗仁终席无一言。
十六日上午十时，黄绍竑、屈武携带十五日晚第二次和议决定的“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下午四时在李宗仁官邸开了一个报告会，参加的仅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将和会经过和协定内容作了简单说明，大家看了文件，不吭一声。只何应钦说，这个文件等我带回研究以后再说，事实上何派人把它送到溪口去了。
十七日晚上，李宗仁约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会谈，听取黄绍竑的报告。黄开门见山地说：德公签署和议有下列的好处：一、德公可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二、广西子弟兵可以保存下来；三、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黄力言广西与蒋决裂是必要的，因为蒋还可以依靠台湾苟延残喘，而我们则没有这种条件，事到如今，应谋自全之道。但白崇禧听不下去，与黄绍竑激烈交锋。结果不欢而散。
十八日晚，继续在傅厚岗会谈。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担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踢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
十九日上午九时，“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由李宗仁主持，黄绍竑介绍情况。决定由李宗仁、何应钦电北平代表团重申“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俾和议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二十日发出的“卯号”电）。七时，李宗仁派机送他的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余妻石泓、韦永成夫人蒋华秀等返桂林。这意味南京不可久居了。
下午五时，白崇禧对我说：“我们去找几个人谈谈。”我们先到东门街二十七号看甘家馨，后到普陀路十一号之一看黄宇人，均不遇。后来在西康路二十七号同刘健群谈了半个小时。白崇禧所以要我伴他看这些人，目的在表达对他们在南京支持和谈的谢意。二十日，黄绍竑飞粤转港。当晚，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李宗仁要我伴他乘“追云”号专机去杭州，参加蒋介石所倡议的“杭州会谈”。到笕桥下机后蒋经国邀我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以及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到“楼外楼”吃饭。待蒋经国送我回笕桥时，见白崇禧匆匆离去。他轻声对我说：“要提醒德公，利用此时同蒋摊牌。”又说：“我要立刻离开，否则就不能在天黑前飞到汉口。”
当日傍晚，我们原机飞返南京。白崇禧坚要李宗仁在杭州同蒋“摊牌”的建议终于没有做到。因为在会谈中，都是蒋在自导自演，没有李宗仁插话的机会，
